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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一批新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这些著作或在 60 年代编写的教材基础上修改和补充，或由一些地区、学校组织集体编写，总的看来，尽管在体例或深度上还没有更大的突破，但都对现代文学的基本性质，以及对文学运动、作家作品的评价上，进行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这对于推动现代文学研究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开始转入日常的学术建设。许多研究工作者对现代文学进行了客观的考察和具体的分析，他们的研究成果显示了这门学科正在扎实、稳步地前进。本书的作者就是近年来涌现出来的几位引人注目的青年研究工作者。从书中可以看到，他们吸收并反映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与发展趋势，打破狭窄格局，扩大研究领域，除尽可能地揭示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主流外，同时也注意到展示其发展中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力图真实地写出历史的全貌。他们注意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历史联系中去分析各种重要的文学现象，重视文学本身的规律和特点，重视作品的实际艺术成就，以及艺术个性与风格的特点；注意对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历史考察，努力揭示各种文体发展的内在线索。他们还研究了中国现代文学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并注意探讨现代文学民族风格与特色的形成过程。在体例安排上，既注意到文体分类，以突出各种文体的发展和不同流派的特点， 对某些代表艺术高峰的作家作品进行专章论述，又以显示各个时期艺术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当然，上述这些特点主要是从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致力方向上说的，至于实际所达到的水平，自然也有力不从心之处，甚至还存在某些薄弱环节，如在体例框架以及研究方法上尚有待于重大突破，对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还需要做更深入细致的研究等。但这些弱点实际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这门学科本身所存在的不足，是有待今后创新的重大课题，因而是不能苛求于作者的。鲁迅曾经说过，在历史发展、进化的过程中，一切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必然随同历史的前进而“逝去”（注：鲁迅：《写在〈坟〉后面》）。随着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相信一定会有更新更完善的文学史著作出现。但就目前而论，本书确实反映了现阶段的研究水平并且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色，因此我愿意把它介绍给中国现代文学的爱好者和关心者，并瞩望本书的作者们继续前进，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注：此为王瑶先生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所写的序。）
前言
本书所要讨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 1917 年 1 月《新青年》第 2 卷第 5 号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为开端，而止于 1949 年 7 月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尽管这些年学术界不断有打破近、现、当代文学的界限，开展更大历史段的文学史研究（例如“20 世纪中国文学”“19 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建议，并且已经出现了不少成果，但由于本书的教科书性质，必须适应现有的大学中文系课程的设置，以及现有的学术研究格局，在未做全国性的变动之前，以“三十年”为一个历史叙述段落，仍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
在本书的历史叙述中，“现代文学”同时还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
这样的“文学的现代化” 是与本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并且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促进“思想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方面，文学更是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因此，本世纪中国围绕“现代化”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动，特别是人的心灵的变动，就自然构成了现代文学所要表现的主要历史内容。而中国的现代化所具有的历史特点，例如，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控制，争取民族独立与统一的过程；现代化进程中城与乡、沿海与内地的不平衡，所出现的“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的对峙与互渗；以及现代化本身所产生的新的矛盾、困惑……，都对这三十年的现代文学的面貌（从内容到形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现代政治 （其核心是国家的文化体制，国家与政党的文化政策、意识形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军事（包括现代战争），而且现代出版文化、现代教育、学术与现代科技都深刻地影响与制约着现代文学的发展。而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文学启蒙与民族救亡”、“文学与市场”……的关系，更是中国现代作家必须面对，并时感困惑的历史课题，在现代文学发展的三十年中，在这方面既有深刻的教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文学的现代化”自然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历史性变革与改造，同时，作为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文学也与传统文学存在着深刻的血肉联系。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受到了西方与东方国家文学的深刻启示与影响，也是一个无须回避的事实，与世界文学的血肉联系正是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现代作家对外来文学资源的利用、改造、变异与融化，这吸取与创造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参与本世纪世界文学的创造，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必须解决的历史性课题，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文学三十年正是在这二者的矛盾张力中发展的。中国的作家为此展开了持续的论争，并做了大量的艺术探索与实践，同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
“文学现代化”所发生的最深刻并具有根本意义的变革是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变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美学观念与品格的变革。这是一个空前复杂的艺术课题，不仅存在着如何处理诸如“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的俗与雅”、“形式的大众化与先锋性，平民化与贵族化”、“文学风格的时代性与个人化”的关系这类艺术难题，而且在创作方法的选择，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各个文体内部的不同样式、流派、风格的创造，如诗歌方面的格律诗与自由诗，散文的闲话风与独语，小说方面的诗化小说与心理分析小说，戏剧方面的广场艺术与剧场艺术……等等，都需要以极大的艺术匠心去进行创造性的实验。也正是在这样的探索过程中，终于产生了鲁迅这样的世界与民族的现代文学大师，以及一大批各具特色的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诗人、文艺理论家与批评家，他们所创造的现代文学经典，已经成为中国读者的文学养科，大、中、小学文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并且成为现代民族语言（现代汉语）的典范，为中国与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尽管现代文学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特别是所付出的代价与收获的不成比例，但它已经在现代中国的土地上深深地扎根，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它所创造的文学创作实绩、已经形成的现代文学新传统，也足以使其成为独立的文学史的研究与学习对象。
第一编 第一个十年
（1917…1927 年）
第一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一）
一 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1917 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然而，文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又存在着紧密的承续关系，所谓古典与新与旧，难于做一刀切的划分。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试图涵盖百年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特征，就更多注意到文学革命之前已经出现的某些向现代变革的趋向 （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提出了这一概念见《文学评论》1985 年第 5 期） 。事实上，文学革命的爆发确有其历史背景，并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晚清以来文学变革的态势与思想资源。早在上一世纪末，在维新运动的直接促助下，就出现了突破传统的观念和形式，以适应社会改良与变革要求的尝试，其中包括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新诗派、让诗歌“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诗界革命”；将小说的政治宣传与思想教化功能极大提高，企求达到“改良群治”和“新民”目标的“小说界革命”；以及要求打破桐城派古文的藩篱，推广平易畅达的“新文体”的“文界革命”。 虽然由于历史条件尚未成熟，这些由社会变革的热情所煽起的文学革新的尝试，只开出过眩目的花，未结出实在的果，然而其文学因时而变的信念和关注社会变革的使命感，其向传统文学观念与手法挑战的激进的精神，都为后起的文学革命所直接承袭。此外，在晚清就有裘廷梁等呼吁提倡过白话文。显然，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实现“言文一致”的语言变革也是一个前提。晚清已经开始的白话文运动亦为后来文学革命大力倡导白话文造成一种蓄势。特别值得提到的还有清末民初域外小说翻译大盛（注：从 1896 年《时务报》开始译介外国小说，到文学革命发生之前，翻译出版的域外小说约有 800种）， 更是刺激和启迪了新旧时代交接中的中国作家，他们在借鉴与模仿中很自然地将本土的传统文学与世界性的现代文学做比较，从而打破思想封闭状态，开始参与世界文学“对话”，这又势必引起中国文学内部结构的变迁。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与新文学第一代作家，大都从晚清文学翻译中获益，晚清域外小说输入所造成的开放态势，也被文学革命所承续并拓展。
然而，近代的一系列文学变革还只能作为后来文学革命的序幕，其规模、声势、社会影响面及其对传统文学所构成的挑战的力度，都远不能与文学革命相比。近代文学变革总体上仍囿于传统文学内部的结构调整变通。因为在晚清和民初，毕竟还没有出现那种足以造成整个民族思想文化向现代突变的契机，社会转型仍未达到临界点。而这一切都有待于 1917 年前后，这时候才终于出现了对中国的命运影响极大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这场运动为文学革命提供了动力与契机。
1911 年辛亥革命宣告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结束，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创造了基本条件。而这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工业乘机发展，新兴的社会力量增长，又为新的文化与文学运动提供了物质的阶级的基础。更加直接的原因是，随着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新式文化教育得以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有自主开放意识的新型的知识者群体，他们成为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生力军。而由现代印刷工业技术的引入促成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晚清大批报纸副刊与专门文学杂志的出现，导致现代文学市场的形成，现代稿费制度的规范化，为职业作家的出现提供了经济保证。在科举制度废除，终止了知识分子仕进之途之后，又出现了以“思想”与“写作”作为谋生手段、体现自身独立价值的新的选择的可能性。不可忽视的还有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辛亥革命后大约十多年时间里，封建皇朝大一统的思想统治局面已经瓦解，走马灯似的军阀政权一时又无力实施严密的思想控制，这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统治比较松动、相对比较自由的一段时期。既混乱而又比较自由的氛围，有利于突破常规的独立思想，有利于容纳多元的外来思潮，有利于对传统大胆的反省。知识分子的文化视野空前拓宽了，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条件也就成熟了。
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击退在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和以往历次变革不同，新一代知识精英开始把思想启蒙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他们相信只有国民精神的解放才会有社会的革新进化，而当务之急，要在传统文化的劣根上动手术，打破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专制主义文化的束缚。声势浩大而激进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种精神启蒙救国的热望中掀起的。
1915 年 9 月《青年杂志》（注：第 1 卷刊名《青年杂志》，第 2 卷起易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第二卷起，易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即以此为肇始。特别是 1917 年迁京后，《新青年》集结了一批推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人物，并且在 1919 年借“五四”运动的大势，将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推向高潮。《新青年》集中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特色。其主编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就鲜明地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确认“人权平等之说兴”与“科学之兴”， “若舟车之有两轮”，是推进现代社会进化的基本条件。《新青年》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提出要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即民主 Democracy）和赛先生（即科学 Science）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注：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 6 卷第 1 号） 。在《新青年》，阵地上集结的急进的知识分子主要从两方面推进思想启蒙运动。其一是重新评判孔子，抨击文化专制主义，倡导思想自由。易白沙、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纷纷发文，猛烈攻击历代统治者独尊孔子一家学说来维护帝制，“易演成‘独夫专制’” （注：易白沙：《孔子评议》《新青年》第 1 卷第 6 号和第 2 卷第 1号），指出以“重阶级尊卑”的纲常伦理为特点的那种孔教思想在当今已经阻断了中国向民主共和迈进之路，所以反孔大有必要（注：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 3 卷，第 3 号。）不过，他们认为反孔并非掊击孔子思想本身，“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 （注：守常：《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1917，年 2 月 4 日《甲寅》日刊）。希望作为反封建反传统的突破口，打破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争得普遍的精神解放。斗争的焦点又在于反对封建纲常伦理。陈独秀、吴虞等揭露了三纳五常对人性的扼杀，指出从封建纲常派生的旧道德本质上是以己属人的“奴隶道德”，封建礼教把中国弄成了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注：吴虞：《说孝》《吴虞文录》上卷第 14…15 页） 。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采取猛烈攻击的态度，一时来不及分析传统文化（包括儒家学说）中合理的可供现代转化运用的成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冲破旧垒，开拓新路，显示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在《新青年》的带动下，激进的知识者们纷纷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批判的眼光，围绕许多社会问题开展一系列的讨论，诸如宗教、劳工、妇女、教育、文学，乃至贞操，等等，从而在社会上形成广泛的文化批评和讨论的空气，使思想启蒙的课题具体化，思想自由的原则也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启蒙上所做的第二方面的工作，是广泛引进和吸收运用西方文化。无论是陈独秀主张的“以欧化为是”， 胡适提出的“输入学理”，还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主张，都以恢宏的气度、充沛的热情大力输入西方文化，最大限度地吸收新的信息，迎赶世界潮流。在《新青年》带动下，各种报刊和出版物争相译介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各式各样的思潮理论，特别是人道主义、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思潮，五光十色，刷新了中国人的思想，为批判封建专制文化提供了各式武器，而这本身也是进行思想启蒙。由于对西方文化径直急取，做整体性歧化选择，并对传统文化采取以批判为主的态度，这种做法也带来负面影响；但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处于受压制的状况，要冲破罗网，不能不立足于“破”而矫枉过正；况且这样的全面开放，为多种文化的比较选择提供了宽阔的余地，又是不可或缺的。新文化运动直接促成了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又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最有实绩的一部分，文学革命的性质与导向、成就与局限，都与新文化运动息息相关。
1917 年初，陈独秀初聘为北京大学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