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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原来没有一个专门保存战死军人灵位与遗体的国家级墓园，更没有一个全面纪念抗战死难军民的国家级建设。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最明显的原因就是怎样纪念抗战牵涉中国历史的敏感问题。请看以下这封决战前的遗书：“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惟儿于役国事已十几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敬叩金安。”这段慷慨感人的文字，出自胡琏将军手笔，但他并没有死在三峡石牌之役，后来还参与过金门古宁头一战，是与共产党交战过的将军。对于这样的人物，共产党应该如何定位？
自1980年代开始，民间史学界陆续挖掘国民党军队史迹。近年政局以“民族统一大义”为前提，以对抗“台独分裂分子”为要务，大陆媒体重新处理抗日史事的局面就打得更开了。甚至有官员公开说“蒋介石也没有投降啊，他也坚持了抗战”。
但对国民党抗战的作用作出评论依然很难。抗日战争的苦难，是现代中国集体记忆里的创伤经验，塑造了很容易激化很容易扭曲的“雪耻型民族主义”。如果要治愈这段创伤经验，最好的方法除了是不断要求日本“认真对待历史”之外，也得自己认真对待一下历史。全面放开抗日战争真相的研究报道和教育，建立一个国家级烈士陵园，是自我疗伤的方法。想要与日本促成全面的历史和解，首先要自己与真相和解，舔一舔自己的伤口。
从这个角度看来，政府在抗战结束六十周年的低调举动，不但无益于历史伤口的治愈，也落后于民情的要求。不要忘记不只仍有战争受害者活到今天，关于那场战争的记忆也还留在民间，许多国民党抗日将领的名字直到今天还在部分地方传诵。另一方面，特区政府的表现同样令人失望。港英时期的“重光纪念日”在回归之后改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但只持续两年，到了1999年就干脆取消，为的只是维持《假期条例》里十七天公众假期的上限。政府总是想推动爱国教育，难道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推动吗？
原题为“如何纪念抗战”，刊于《明报·笔阵》2005年08月17日、2005年08月24日
第15节：空 话 言语脱离现实之后的信任问题
空 话
言语脱离现实之后的信任问题
那天我在北京机场一座自动咖啡机前唤来一位侍应，告诉她咖啡卖完了。她瞧也不瞧地迅速回应：“有呀，怎么会没有？当然有。”等到她自己仔细查看过，才发现咖啡果然倒光了，于是她沉默地为这机器装上一袋咖啡豆。
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的第一反应会是这样子呢？为什么她连一眼都没瞧，就能如此确定那座咖啡机的运作很正常呢？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很不寻常的奇事。我们坐计程车，要是发现车子震动得厉害，司机一定会说：“没事。”奶粉吃得孩子生了肾结石，负责官员却在大规模检测开始之前，就信心满满地告诉大家：“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数产品。”这又让我想起央视转播奥运开幕式的解说，据说他们后来做了内部检讨，承认当时的表现的确不够好。我干电视这一行，很明白他们的问题其实出在读稿；事先写好一篇激情澎湃的稿子，然后再高昂地把它朗诵出来，完全不顾当时现场的实况。于是观众看见的和听见的，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
在这里，语言文字与真实世界“隔离”何其严重。前人花了一万多年努力去命名世间的每一样事物，例如一头山林中的走兽，一座架设在河道上的工具，一种暧昧的情绪，甚至是某种风暴的形态。到了现在，这一切名字却像粘力失效的小纸片，从它们所在的东西上逐一剥落，逐一飞散。所以我们开始习惯不再相信言词。满街的标语，我们当作装饰。课本上的教训，我们当作考试过关的口令。什么“国家名牌”、“免检产品”，我们当作是产品包装上的图画。甚至连我们自己也变成了在真空之中戏耍修辞的高手，公司办的一切活动，我们都在内部通讯上形容它是“盛大”的，到访的宾客一律“尊贵”，他们和领导的谈话则必然“亲切”。国营商店的墙上称我们为“亲爱的顾客”，但里头的工作人员却不耐烦地用“喂”来称呼我们。
话到这里，我很难不想起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所说的那个著名故事，一个市场上的蔬果贩在店铺里打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但这句话到底和他的生意有何关系呢？它是他的理想吗？他真心信仰这句话的力量吗？恐怕不。可是他仍然无可无不可地挂上了。如果每个人都以类似的态度对待言词与事实的隔离，那么他们一定不会再轻信任何言词以及那些用言词表达的所有美好价值。而这个社会将不只是个信任匮乏的社会，它还必将滋生出一种犬儒的冷漠。对于种种明明背离了现实的描述和形容，他们会说“这真是没办法”；他们会说“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默然地承受，机敏地度量，以一己的智巧去处理世事之无奈。虽然很多人都过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劝告那些还会生气还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产品标榜安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人自称公仆，我们就要以对待公仆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语言与事物的神奇对应，相信承诺必将履行，理念必得实现。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条件；不只是“我相信”，更是“我要相信”。天然棉已经不是天然的了，甚至连蛋白质也不再是蛋白质。假如连我们自己也不试图活在真实中，任由那种成熟而聪慧的犬儒蔓延，那么迟早有一天，“人”这个字的意义也要沦陷、虚无。
原题为“犬儒时代（更多更新盡在蜗牛小説下載w wｗ。F ｖａL。 c n）的信任”，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09月25日
第16节：口 音 “港台腔”错在哪里
口 音
“港台腔”错在哪里
听陈水扁用国语演讲，会发现在那挥之不去的闽南口音之中，偶尔有几个字他咬得特别用力，音发得特别标准，听来反而叫人更觉突兀不协调。这令我想起幼年在台湾上学的经验，很多本省籍同学在家里说惯了闽南话，在学校突然要讲标准国语，多半都说不好，这意味着他在国语课永远拿不到高分，更意味着他永远登不上台代表学生发言致词。可是很奇怪，在不断的苦练之下，这些同学永远有几个字的发音特别准确，就像今天的陈水扁一样。这几个字是他们在当年的政治气候底下力争上游的结果跟痕迹。
最近有些广州本地网民发出了抗议，他们投诉本地报纸的标题和内文日见“北方化”，充满了广东人看不懂的北方俗语，结果惹起了语言与地区关系的文化争议。其实何止用语，地方口音的位置在更早时候就成了这几年来的热门话题。广电总局曾经多番下令，约束各省市电视台和电台的方言节目，而主持人则更应尽量避免说话带着“港台腔”。但怪的是，即便中央台节目本身也充斥了大量的“京腔”和其他北方俚语，难道北京口音就不算口音，只有台湾和广东的口音才叫口音吗？
语言从来都是政治的。世界各国使用的标准语言多半不是自然演化的成果，而是人为的创造。现代标准“国语”的概念是经济和政治之间复杂交互作用的产物，很多学者对这个过程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从民族国家形成的历程去探视“标准国语”或“普通话”的兴起。根据这种路线的研究，标准语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部分，为了保证一个国家的统一和内部沟通的无误，成为全国通行的正式语言，然后再确定它的语条、文法及发音。“标准语”和“方言”的差别因此在纯粹语言学的角度来讲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差别主要还是一种政治的区分。
当一个国家的标准语确立了，国境以内的其他语言当然也就成了方言。至于这个标准语内的字条发音，本来从人类声发的自然机制看来，就算是同一个字，也不可能有两个人的读法是一模一样的（因此治安情报机关才有可能用“声纹”去鉴别对象）；可是通过现代电子传播技术，官方还是可以尽量推广一种标准的发音方式腔调。这项任务通常交由各国公共电子传媒承担，例如中国中央电视台与英国BBC（英国广播公司）。
你很难从一个人相貌判别他的出身、籍贯和阶级背景，但是你却可以从他的口音听出这一切。由于说话口音最能表达一个人身份，所以许多关于出身背景的偏见及歧视就能围绕着口音发展起来了。比方说大量与地方方言口音有关的笑话，除了发挥沟通误会这种经典喜剧课题之外，有时候也拿大家对某些地区的刻板印象来开玩笑。而在香港，粤语口音的准确与否也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土生土长香港人的准则，因此一直是歧视“外江佬”、“阿灿”、“表姐”和“新移民”的重要依据。
因为从大众传媒到教育系统，大家都在推广和维护一种标准语和它的发音方式，久而久之，甚至大家都忘了即便是最正确最标准的说话方法其实也是一种“口音”，进而将其他一切偏离正轨的发音都判读为“口音”。所以我们才会说某些人说话有“口音”，却从不抱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有种“中央口音”。这情况就和美国白人忘了白色也是一种颜色而把其他人种叫做“有色人种”一样。
正当中国还有许多关于口音和方言的争论甚至官方禁令之际，我想起英国BBC自2005年开始的一项重大变革，那就是正式招聘了一些带有“苏格兰腔”和“威尔士腔”等不同地方不同阶级口音的播音员。大家都知道BBC向来标榜字正腔圆的“女皇英语”，是英式英语的标准尺度，因此其他国家的人常常通过收听BBC节目来学英语。但是BBC发现它在维持标准之余却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副作用，那就是间接催生不少地域偏见和阶层歧视，不利于社会和谐，也跟不上英语全球化时代（更多更新盡在蜗牛小説下載w wｗ。F ｖａL。 c n）英语发音正在日渐纷繁多样的趋势。所以他们下了一个破天荒的决定，让各色各样的方言口音涌进这个重要的平台。其实只要是在一个可以听懂可以沟通的范围之内，不同的口音和不同的地方俚语不只可以促进宽容与理解，更能够激活和扩张标准语的生命与内容。BBC这个极有远见的改革应该可以为我们带来一点启示吧。
原题为“方言与口音的政治学”，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1月18日
第17节：老 师 一种基础的职业
老 师
一种基础的职业
芬兰的义务教育是一个奇迹。从2000年开始，芬兰总是在“国际学生评量计划”里头名列前茅；更令人吃惊、艳羡甚至恐惧的，是他们的学生还在不断进步，评分一年比一年高。且不说其他项目，光看阅读：根据统计，41％的芬兰中学生最常干的休闲活动是阅读。这些孩子的阅读能力又怎能不高呢？为什么芬兰的教育这么厉害？
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谜题，所以每年都有专家学者络绎不绝地从世界各地涌至芬兰取经。然后他们发现，原来芬兰的秘诀之一在于教师。芬兰教师的社会地位之高，是其他地区难以想象的。据当地媒体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人最向往的职业是中小学的老师，一般普通小学老师受敬重的程度犹胜于国家元首。而且他们的老师都像学者，几乎全部拥有硕士以上的学历，暑假的时候还要上大学继续进修。如果一个老师干了几年就辞职，他多半是跑去念博士了。由于老师自己就是喜好学习并且擅长学习的人，所以他们才能教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当然，也有不少老师后来进了企业，变身成为高薪人士。芬兰的大公司最喜欢聘请教师，理由是能当老师的年轻人一定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人才。
如果一个总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总是奋发学习的人，就是未来知识时代（更多更新盡在蜗牛小説下載w wｗ。F ｖａL。 c n）最需要的精英；那么中国一定是个很有希望的国家，因为我们也有一大批好学之士。和注重基础教师的芬兰模式不同，“中国模式”强调“学习型官僚”。你现在去各大专院校的研究所点名，会发现登记册里没有几个中小学老师，倒是有不少在职官员，他们全都很踊跃地攻读着硕士博士，颇有学政合一的古风。
芬兰教育以国际视野闻名，小学开始学英语，中学再加一门第二外语。他们还把全球的信息与知识自然地融入课程，例如在小学的数学课里要孩子计算各国摩天大楼的高度，在初中社会科学的课堂上请孩子模拟演出联合国的工作情况，使他们懂得从不同国家的视角了解世界局势。除此之外，他们的教育部有种特别补助，尽量让年轻人有出国游学的机会。当地一位官员解释，其实“在北欧，你已经找不到没出过国的中学生了”。相对地，在我们的“中国模式”底下，你则很难找到没出过国的官员。1999年，两会代表开始关注中国干部公费出国何以花了两千亿元人民币；到了2007年，两会代表持续关注干部出国的总开支怎么会渐渐跳到三千亿元。财政部的数字显示，2007年中国政府的教育经费大约是六千多亿人民币，占了GDP的2。7％。世界平均水平是7％，一般经济欠发达国家也有4。1％。我手上一时没有2007年中国公务员吃喝、公交车和出国的开销统计，但我知道在2004年的时候，这笔钱的总数就已经达到了七千亿元人民币。如果把这个账目也看成是种教育开支，那么我们的学习风气就算赢不过芬兰，至少也叫做各擅胜场。
四川和重庆最近都有教师酝酿罢教，因为他们不满自己的薪水太低，不只低到一个丧失尊严的地步，甚至连糊口也很困难。本来依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义务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愤怒的教师一个月却只有一千甚至几百块的收入，难道这就是四川和重庆公务员的薪资水平吗？抑或这是学习型社会之“中国模式”的另一个例证呢？
老师不受重视，一般而言，就意味着孩子的教育不受重视，更意味着我们并不太担心我们的未来。很奇怪，虽然大家都说中国实行一胎政策，人人都拿孩子当宝，但为什么今年各个事件都显示出了相反的讯息呢？先有一场震垮学校的地震，接着是一堆叫婴儿患上肾结石的奶粉，莫非我们的希望不在下一代，而在我们自己的长生不老？我突然想起西洋传说中的那条“衔尾蛇”（ouroboros），他太过饥饿，不惜从尾端开始吞吃自己；嘴巴叼着尾巴，形成了一个圆圈，乃西方秘学的著名符号。这个符号有很多层意思，其中一层是：贪婪是种吞没自己的可怕欲望。
原题为“一条吞掉自己的大蛇”，发于“牛博网”2008年11月01日
第18节：刘 翔 一个偶像吃掉了一个活人
刘 翔
一个偶像吃掉了一个活人
熟悉现代中国体育史的人都知道，百年的奥运梦其实也是一个强国梦。透过参加奥运等国际赛事，中国人对内可以团结民心，把过去的“一盘散沙”凝聚成一个完整的民族；对外则能获得国际的认同，表示中国已经彻底从“闭关锁国”的状态走了出来。如果得到奖牌甚至冠军，效果就自然更好。所以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奥委会以来，政府就很积极地规划各种体育项目的发展，以夺金为目的。
但是在这投入多产出高的浩大工程里，田径始终是一个难言的隐痛。虽然断续有过突出的例子，可是大家不能不承认田径确是中国体坛的弱项。偏偏田径是块很大的领域，而且常被认为是最具奥运传统色彩的经典项目。假如中国运动员在这么重要又这么基础的赛事上表现优异，那才说明中国终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
所以同样是金牌，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上得到的那一块却分外耀目；他是现代中国挺进体坛圣域的突破口。问题是中国以前也曾出过田径金牌，刘翔又有什么特别？凭什么得到那么多人的爱戴？又为什么能造成如今那么多人的创伤呢？
那是因为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冠军运动员，还是当代新中国的一张脸孔。在大家的刻板印象里面，从前中国运动员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