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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震品李白 作者:康震-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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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姒、西施、貂婵,那当然就很不合适,因为这几个女人都曾有参政甚至乱政的行为记录,而赵飞燕本人从未参政也未乱过政。李白这首诗中使用赵飞燕这个意象的主要作用其实是为了陪衬、衬托杨玉环的美貌,并不具有其他更深入的含义,更不用说政治含义与贬义了。其实,赵飞燕这个名字在唐代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常常以美女的代名词出现,其中也丝毫没有贬损之意。
  第二,《清平调》是李白奉玄宗诏命而写,李白的《清平调》撰成之后,玄宗非常喜欢,立刻命李龟年等乐工谱曲演唱。如果李白在诗中隐含如此强烈的讥讽之意,以唐玄宗的博学多闻,擅长诗文,精通音乐,难道还看不出来吗?李白固然清高自傲,平交王侯,但他毫无必要也不至于非得在这个时候讥讽杨玉环,触怒唐玄宗,这对于在长安谋求仕进之途的李白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更何况,杨玉环当时尚未被封为贵妃,只是以太真道士的身份入住宫中,她还没有成为后来煊赫一时的贵妃,杨国忠也没有出任宰相,权倾朝野,所以李白也根本没有抨击讥讽杨玉环的理由。至于有人认为,“云雨巫山枉断肠”一句是讽刺杨玉环曾为寿王李瑁王妃,“枉断肠”特指寿王,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从以上对高力士、杨玉环的分析来看,说高力士和杨玉环曾经在唐玄宗跟前进谗言,说李白的坏话,这些说法在史实上是很难成立的。这大都是后世笔记杂史作者杜撰出来的,其目的也许是为了强化李白傲岸不群、蔑视权贵的形象吧。 
李林甫阻碍了李白的前程吗(1)
  有人认为,唐玄宗后期荒淫骄奢,不理朝政,李林甫则大权独揽,嫉贤妒能,造成朝政腐败,政治黑暗,这对于李白在长安的政治命运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看天宝时期的政治环境。这一时期,唐玄宗早就罢免了宰相张九龄,任用李林甫为宰相。许多学者认为,罢免张九龄,任命李林甫,是盛唐王朝开始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
  李林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擅长音律,但没有多少才学,长于机变、钻营,阴险狡诈,其政治权术登峰造极,不仅一般人为之心惊,即便老奸巨猾者也望而生畏。
  根据史料上的记载,李林甫为人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当面说好话,背后说坏话,口蜜腹剑,陷害忠义大臣:“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资治通鉴》卷215)第二,大权独揽,堵塞言论,不准朝臣发表言论。李林甫的这种作为,破坏了唐太宗以来大臣进谏皇帝、皇帝虚心纳谏的优良政治传统,破坏了君主放手信用大臣、大臣尽心辅佐君主的良好政治格局。第三,嫉贤妒能。李林甫作为宰相,不但不向唐玄宗积极推荐人才,反而还阻碍人才发展:“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资治通鉴》卷215)“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资治通鉴》卷215)制科考试,本来是面向朝野广求学有专能贤才的举措,然而由于李林甫的刻意阻碍,一个人都不曾录用,李林甫居然还上疏玄宗表示祝贺,说什么“野无遗贤”——天下人才已经全部搜罗入朝,民间已经没有被遗漏的贤能之士才了,所以录取名额为零。
  就是这样一个奸臣,唐玄宗对他却大加重用,而且一用就是整整十六年,在他之前的数位贤相如姚崇、宋、张说、张九龄等,任期也不过三四年。因此许多人将矛头直接对准唐玄宗,认为他是天宝以后大唐政治腐败的总根源。归结起来,唐玄宗有这样几条荒政误国的表现:一,不理朝政,将行政权力交给李林甫,自称无为而治,其实是大权旁落,客观上导致奸臣当道,朝廷的政治风气越来越坏;二,追求长生不老,寻找方士、道士给自己炼长生不死之药。这其实是唐朝皇帝的通病,好些所谓的明君如唐太宗、唐宪宗就死于这些长生不老药;三,崇拜老子、道教,到处铸造老子真容,一时间朝廷上下、宫廷内外迷信、谶纬活动猖獗;四,骄奢淫逸,专宠杨玉环,生活腐化堕落。
  其实,如果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玄宗的这四个特点,就不难发现,这些特点远非唐玄宗所专有,许多封建时代的皇帝在他们统治的后期都有这些特点。
  那么,唐玄宗与李林甫这对君臣究竟对天宝政治造成了怎样的危害呢?这样的危害对李白在长安的政治前途到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这里先稍稍宕开一笔,说说唐代皇帝与宰相的关系。
  唐玄宗罢免张九龄,任用李林甫这一政治举措,是评判玄宗天宝时期政治风气、政治格局的关键所在。封建社会的政治中枢格局中有许多矛盾,其中皇帝与宰相的矛盾最为关键,也最为核心。这不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体制之间的矛盾。打个通俗的比方,皇帝好比是国家的董事长、所有者,宰相则是国家的最高执行官、经营者。随着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不断运行、完善、成熟,执行官要求在决策、行政等方面拥有更大的权力,而皇帝出于自身至高无上的特权利益,必须将最重大的权力最大限度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皇帝必然要求宰相成为无条件忠实于自己的执行官。
  问题在于,宰相一旦成为官僚体制运行中的一个环节,就必须要遵循官僚体制自身的规律来运行。再打个比方,皇帝的舅舅犯了杀人之罪,宰相必须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惩罚甚至处死国舅。但是这样做显然不符合皇帝的根本利益,《礼记》中说,“刑不上大夫”,如果惩罚甚至处死国舅,就会有损君王九五之尊的崇高威望,也会触动皇亲外戚的政治利益。总而言之,宰相要按照官僚体制办事,而君主要求维护皇权的利益,这就必然会产生体制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在封建社会体制中,皇帝的权力是没有边界的,这个绝对权力要求官僚体制无条件服从他的意志。而官僚体制则要求皇帝尽可能在体制框架内行使绝对权力(其实是希望它转变为相对权利),要求宰相自身具有相对独立的意志力,这就是皇帝与宰相之间的矛盾。 
李林甫阻碍了李白的前程吗(2)
  唐玄宗天宝初年,开元盛世已经持续了三十年时间,国家空前强盛,君权空前强大,君权与君主的意志也空前膨胀。换言之,这个时期的玄宗更需要一批唯命是从的执行者,而不是皇权的监督者。开元时期的宰相如张说、张九龄等人,他们是一批具有很高文艺修养的文辞之士,又是一批具有较高政治品德、政治信念的鸿儒、大儒。张说、张九龄等大臣拥有一整套完整的儒家政治学说与政治理念,这些学说、理念足够回答、解释一个封建王朝应该拥有怎样的国君、宰臣,应该具有怎样的政治格局与政治目标。他们希望国君能够恪守封建理想政治的格局、规划,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不仅为皇家谋利益,更为天下百姓谋利益的宰相。当皇帝勤于政务、以天下民生为本的时候,宰相的意志就能较好地与帝王相统一;而当皇帝的统治意志衰退甚至开始骄奢淫逸的时候,宰相的意志就会必然与皇帝的意志发生矛盾。毫无疑问,像这样一批太过遵守、忠诚于儒家传统政治学说的宰相,与唐玄宗权力膨胀的趋势是有矛盾的。
  开元盛世见证了玄宗的政治才能,这足以使他成为一代明君。尤其是张九龄任相时期,奖掖后进,选用新人,积极进谏,排除奸佞,造就了较为清明的政局。然而随着唐玄宗皇权意志的不断膨胀,对于张九龄等宰相的意见就越来越听不进去了,而李林甫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揣测玄宗的真实意图,一味迎合玄宗心意说话,深得玄宗的器重。
  比如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月,唐玄宗想从东京洛阳回驾西京长安,与宰相们商议,张九龄等人认为秋收尚未结束,希望玄宗推迟到十一月再回驾长安,玄宗心中不悦。李林甫当面未表态,私下对玄宗说:“长安、洛阳,陛下东西宫耳,往来行幸,何更择时!”(《资治通鉴》卷214)玄宗一听正合自己的心意,非常高兴,即日启程回驾长安。
  再比如玄宗想要提拔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为宰相,张九龄公开表示反对,李林甫当面不表态,私下却对玄宗说:“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书!九龄书生,不达大体。”第二天上朝再次商议此事,九龄依然反对,玄宗大为不满,李林甫又私下进言玄宗:“苟有才识,何必词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资治通鉴》卷214)最终促使玄宗下决心赐爵牛仙客,食实封三百户。长此以往,导致玄宗对张九龄渐渐不满,转而重用李林甫。
  对于唐玄宗而言,李林甫这个宰相最能顺遂自己的心意,也最便于自己表达皇权的意志,对他而言,加强李林甫的权力,其实也就是加强自己的权力。从玄宗内心来说,希望李林甫这个国家最高行政首长成为皇权意志的代表,从而更便于在官僚行政机构中贯彻皇权意志。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在他这个皇帝的授权与庇佑之下,李林甫的权力越来越膨胀,越来越集中,他背靠大树好乘凉,背着玄宗做了许多的坏事,给国家朝廷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但是,客观地讲,唐玄宗的皇权始终不曾旁落,反而获得了加强。李林甫这个宰相能够做十六年,不是玄宗无可奈何忍耐了十六年,而是因为玄宗自身利益的需要。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避乱成都,他曾对身边大臣裴士淹说,李林甫“妒贤嫉能,亦无敌也”(《大唐新语》卷8),说明他对李林甫的毛病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当裴士淹问玄宗为什么明知李林甫嫉贤妒能,还让他长期担任宰相时,玄宗“默然不应”(《大唐新语》卷8)。为什么默然不应?当然有后悔的成分,但也是不便明说。唐玄宗使用李林甫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方便地操持朝政大权,但物极必反,事实证明这正是他失策的地方。因为任用李林甫就意味着中断了唐太宗以来兼听纳谏、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优良政治传统,就会导致不少政治决策的失误。诚然,在唐玄宗的操控下,李林甫也对政治、财经、军事、法律等诸项制度进行了改革,由于皇权与相权的充分集中,中枢机构的行政效率得到提高。但是唐玄宗放纵李林甫,导致朝政日益腐败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李林甫阻碍了李白的前程吗(3)
  现在我们来看看唐玄宗、李林甫与李白的关系。
  首先,就具体的人际关系而言,没有任何资料表明李林甫在政治上直接影响、危害过李白。李林甫的政治手段主要用来对付与他同等量级的政治对手,像李白这样一个小小的翰林院待诏,对李林甫还远远构不成政治上的威胁,所以李林甫根本没有必要花费巨大气力来对付李白。
  其次,就天宝初期的整体政治环境而言,虽然不能与开元时期的盛世相比,但社会经济依然呈现出兴旺繁盛的态势——货币流通活跃,手工生产发达,社会财富与消费水平较高。潜在的政治危机也许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天宝初期并没有“天下大乱”,社会秩序依然正常,即便后来爆发了“安史之乱”,但长安乃至全国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百姓暴动,这就说明天宝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局势仍然是相对稳定的。
  总之,天宝初期的大唐王朝及其统治阶层虽然潜藏着动乱的因素,但是在李白逗留长安期间,这些因素尚未完全成熟,社会政治的整体环境并未糟糕到“万马齐喑”,士人毫无出头之日的黑暗境地,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依然延续着开元以来繁荣鼎盛的局面。换言之,身处长安宫中的李白,如果真的拥有并希望施展政治才能,要获得玄宗的赏识不是没有可能。
  对于唐玄宗而言,重用大臣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是否符合皇权的利益,如果符合自身利益,即便他人诽谤、阻拦,也很难改变他的决心。前文提到的牛仙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更典型的例子还有安禄山。据《资治通鉴》记载,安禄山为将,违反军令当斩,张九龄在玄宗面前力陈当斩的理由,玄宗“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将领”,并告诫九龄不可“枉害忠良”。
  玄宗为什么器重安禄山?就是因为安禄山的确能够为己所用:“胡人则勇决习战,……陛下诚心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资治通鉴》卷216)然而宰相杨国忠、太子李亨都曾上言玄宗,陈说禄山必反无疑:“国忠屡言禄山有反状,上不听。”(《资治通鉴》卷216)“太子亦知禄山必反,言于上,上不听。”(《资治通鉴》卷217)后来凡有告密禄山谋反者,玄宗就将告密者缚送给安禄山。
  玄宗为什么拒而不听杨国忠等人的意见呢?就是因为他需要安禄山这个边疆大将,他自信依靠自己多年的笼络,安禄山不至于谋反。所以对玄宗而言,如果是他真正器重的人才(安禄山当然属于养虎为患,但首先他也是出色的边将,否则玄宗不可能长期信任他),他是会力排众议予以重用的。换句话说,如果李白的确如他自己所说那样,具有经天纬地的才华,是一位如姜太公一样不可多得的安邦定国之士,那么,天宝初年,五十七岁的玄宗还是有足够的眼光重用他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的李白,没有也不可能让身份显赫的高力士为自己脱靴;更没有写诗讥讽杨玉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纵然一无是处,但也没有任何必要诋毁陷害李白;而天宝初年的唐玄宗虽然意志衰退,荒废朝政,但也远远不至于昏聩至极,皇权旁落,他依然牢牢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政策,掌控着社会政治发展的总体趋势,对于真正的经纬之才依然具有敏锐的眼光。总之,从客观上来说,天宝初年的李白虽然只是一个翰林院诗文待诏,但是他依然具有不少出仕为官的机会。那么,李白为什么在一年多之后就匆匆离开长安呢?这其中到底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悲剧根源到底在哪里(1)
  我们来看看李白自身存在的问题。
  对李白来讲,作为一个诗人,一个文学家,其诗歌创作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承认。但是他到长安来,不是让大家承认其文学家的成就,而是要获得政治家身份的认同,要得到政治家的重用,这对李白来说是最重要的。
  以李白的雄心壮志与傲然不谐的个性,无论如何也不会安于翰林待诏这个位置,安于侍从文人这样一个角色,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他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宰辅之臣,要对玄宗发生政治影响,要真正发挥政治作用,从而对唐帝国的政治产生影响。而这,却是他这个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的职位永远无法实现的,这是李白深层的矛盾与痛苦。李白在进入长安之前有矛盾与痛苦,那就是想获得政治机遇,但是不得其门而入,是所谓的怀才不遇;现在的李白也有矛盾与痛苦,那就是貌似获得了空前的政治机遇,但是尘埃落定之后才发现,虽然已经与玄宗有了亲近的接触,但是他所获得的并不是重大的政治机遇,玄宗皇帝只是将他看做一个舞文弄墨的诗文供奉而已。
  李白的悲剧命运也正在于此。
  如果他就是个一般的文人,没有那么高的政治理想,即便在长安做不成政治家,但是至少可以在翰林院中做个诗文供奉,也足够光宗耀祖了!可偏偏李白不是一个向现实轻易妥协的人,他非但不向现实妥协,也不向自己妥协。对于李白来讲,他毕生的最高追求就是要在政治上获得极大的成功,获得高度的认同,就是要做辅佐君王的宰辅之臣,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即便是见到了皇帝,这依然是失败的人生。也许,对一个纯粹的文人来讲,能够拥有被皇帝亲自接见的殊荣,能够充当侍奉皇帝的御用文人,这已经算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了,但这样的文人也就不值得我们追思千年了。
  但李白是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心胸?什么样的自信?他不是一般的小文人,他不可能轻而易举就向现实妥协,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诗坛巨匠。在李白的内心世界里,整个大唐就是为他施展鸿图大志预备的,就像孟子所说的:“夫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这种纵横天下当仁不让的王霸气度,是盛唐时代锻造出来的性格,是时代精神的象征与代表,并非一般庸常文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这恰恰是李白的魅力所在。实事求是地讲,李白的确只有诗人之大才,没有政治家之大才,但是这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李白就是不肯服输,就是不肯相信天下没有他施展抱负的空间,就是不肯放弃他的自信与原则,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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