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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峰奉中央委派从延安到上海后，不先同上海党组织商量，冒然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并被胡风所利用，这也是宗派主义作怪。宗派主义是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影响下长期形成的一个顽症。我认为“两个口号”的论战是带有浓厚的宗派主义色彩的。
解散“左翼作家联盟”是一个错误，统一战线还没有形成就放弃自己的阵地，这是右倾表现。但当时文委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看到苏联解散了“拉普”。不同时间、地点和条件，照搬照抄，其思想实质还是教条主义的流毒。
夏征农 1978年9月10日
夏征农在上海率先冲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禁区
夏征农信中谈到了上海市委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态度。虽然语言寥寥，却勾勒出上海市委在这场大讨论中的情况。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表面上看，是从学术层面上要解决一个理论是非问题，实质上，联系当时“文革”结束不久的情况，以及“两个凡是”所设置的禁区，这篇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还是领袖的决策、“最高指示”？文章的锋芒直指“文革”十年所风行的个人迷信，直指华国锋所提出的“两个凡是”的治国方略。这也是这篇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等人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所在。
正因为文章的指向十分明确，因而就引起了“凡是”派的不满。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认为，“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是“砍旗”，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但是，“凡是”派的言论，违背了大多数人迫切要求解决“文革”遗留问题、进行拨乱反正的强烈愿望。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肯定了这篇文章，并在随后的一系列讲话中，高度评价这篇文章对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意义。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席卷全国。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陆续发表谈话，支持这场大讨论。
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采取的是不支持的态度。《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后，上海的反映很强烈，不少单位纷纷展开讨论。可是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人却加以控制，在会上一再宣布：“中宣部不讲话我们不要动”，“不介入这场争论”。当然，在市委常委和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之间也有不同意见。有的同志在市委常委会上几次提出建议，上海要发表文章，但均遭拒绝，说什么中央没有文件，《光明日报》一篇文章怎么能算数。不仅如此，还交代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要看住上海的几张报纸；作了这样的规定，上海的报纸可以转载其他报纸的文章，不能自己组织文章。《文汇报》有9篇文章送审，都被压下了。后来又规定，5000字以上的文章要送审。面对这种情况，《文汇报》的负责人马达等人在寻找机会冲破这些禁令。
正在这时，已到复旦大学担任党委书记的夏征农，在学校举办了党员干部读书班，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夏征农在动员报告中，讲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还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等等。《文汇报》记者根据夏的讲话写了报道，问夏征农能不能发表？夏说，为什么不能发？《文汇报》总编辑马达认为，这是冲破市委禁令的一个好机会。因为夏征农是一位有影响的老同志，发表后，如果来追问，就可以说是夏征农让发表的，估计他们不敢对夏征农怎么样。这样，《文汇报》就在1978年9月16日的第一版，发表了这篇报道。以后，为了不受5000字以上的稿要送审的限制，《文汇报》的同志就把稿都压缩到5000字以内发表。
《文汇报》对夏征农讲话的报道（同日报纸上还发表了专门谈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读马克思的一封信——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了上海报界的沉寂，成为在上海报纸上展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先声（参见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6月第二次印刷，第159页；《马达自述——办报生涯六十年》，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冲破‘两个凡是’的藩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一节）。
还应该提到的是，虽然夏征农的讲话和《文汇报》巧妙地冲破了禁区，上海市委党校、社联组织的几次讨论会和有些文章也见报了，但一些重要活动，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人都不出面。上海市委书记彭冲讲了一次话，也是在干部、群众一再提意见的情况下才讲了一次，但是旗帜不鲜明。一直到三中全会前，市委和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直采取控制的态度。
在这种大背景下，夏征农敢于让自己的讲话见报，马达借此机会冲破上海报界“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登载一条消息”的禁区，是需要具有见识和勇气的。
夏征农简介
夏征农，1904年生，原名正和，字子美，笔名征农，江西新建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1929年被捕入狱。出狱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秘书，1933年加入“左联”，是“左联”后期领导人之一。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苏中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78年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1979年后任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曾任上海文联主席，《辞海》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顾委委员，十六大特邀代表。
洪武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引起我的兴趣，纯出于偶然的因素。那是在十年大动乱当中，我和所在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事，从北京被下放到设在安徽凤阳的“干校”，去接受“再教育”。那儿正好是朱元璋的故乡和曾被他定为明中都的地方，这使我能有机会探寻明中都遗址和同朱元璋有关的历史遗迹，走访当地一些须发斑白的老乡。经过六百多年历史的风剥雨蚀，明中都的遗址只残存一堵破败的城垣和一座鼓楼的台基，同朱元璋有关的历史遗迹也只剩下龙兴寺、明皇陵等为数不多的东西。不过，在当地老乡中，还是流传着许多朱元璋的神奇故事，显示他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和分量。听着当地老乡的诉说，面对颓败的废墟、荒冢、破庙，我深深陷入了沉思：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贫苦农民出身的小行童，何以会成为威震四方的农民起义领袖？渡江之后，他为什么能在“地狭粮少”、“孤军独守”的困难条件下越战越强，逐一扫灭群雄，推翻元朝统治？他为什么要选择无论是从经济、地理、军事还是政治的角度讲都不具备建都条件的凤阳作为中都，而在中都营建工程“工将完成”之时，却又弃而不用？他在称帝之前那么善于网罗、招揽人才，而在称帝之后又为什么要那么残暴地屠戮功臣，把当年跟随他南征北伐的淮西将臣几乎杀个精光？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为什么能毫不留情地惩治贪官污吏，械杀不法豪强？他为什么要把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究竟产生怎样的作用和影响？他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来恢复和发展惨遭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他的是非功过交织于一身，究竟应当怎样进行评价？等等。这使我不禁涌起对朱元璋进行一番研究的念头，我对朱元璋的兴趣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干校”呆了三年后，我被分配到南疆的广西大学中文系教书，尔后几经周折，又调回北京，在中央民族学院（后改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任教。不久，“四人帮”垮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我选择明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要研究明史，首先就得对朱元璋其人其事有个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因为朱元璋是明帝国的创建者，明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是由他亲手擘画和奠定的，他一生的活动对明朝的历史有着重大的影响。而过去存在于脑海里的一系列同朱元璋有关的问题，更激起我对这个历史人物的强烈兴趣。于是，我仔细阅读史学前辈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并认真查阅了有关朱元璋的各种学术论著。这样，有些问题清楚了，有些问题依然若明若暗，有些问题仍是百思不得其解，有些问题又尚无人涉足，没有现成答案。因此，我决定自己尝试着来解开这些历史的谜团。此后在教学之余，就把主要精力用于朱元璋研究，一发而不可收。经过几多寒暑，翻检史籍，搜集资料，寻幽探微，去伪存真，基本弄清朱元璋各个时期的主要活动，对他一生的功过是非也逐步形成自己的一些看法，先后发表一组论文，辑成《朱元璋研究》的集子交付出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撰写这部朱元璋的大型传记。
朱元璋一生的经历曲折复杂，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八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青少年时期（1328～1351），包括两个阶段：从天历元年到至正三年（1328～1343），在农村随父母过着贫困的生活；从至正四年到十一年（1344～1351），入於皇寺为僧，其间曾到淮西流浪了三年多。第二个时期是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时期（1352～1367），包括三个阶段：从至正十二年到龙凤元年（1352—1355），参加郭子兴起义队伍，由一名普通士卒成长为统率全军的将领；从龙凤二年到十二年（1356～1366），渡江营建江南根据地，进而击灭陈友谅，逐步走上封建化的道路；从龙风十二年到吴元年（1366～1367），击灭张士诚，进而开展南征北伐，完成封建化过程，转化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第三个时期是创建明王朝时期（1368～1398），包括三个阶段：从洪武元年到八年（1368～1375），推翻元朝统治，奠定明朝开国规模；从洪武九年到二十二年（1376～1389），加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基本完成全国的统一大业；从洪武二十三年到三十一年（1390～1398），诛戮功臣，进一步巩固帝业。这部传记，基本上依据朱元璋一生经历的几个时期，按照年代的顺序来写，以便于读者了解其思想发展的脉络和一生活动的轨迹。不过，考虑到朱元璋在洪武建国后的许多重大活动是交叉进行的，而且有些活动又往往跨越几个阶段，因此明朝创建时期的这部分内容，则按政治（包括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等几个方面来划分章节，各个章节再按年代的顺序来写，这样可使头绪更加集中，或许更便于读者的阅读和掌握。
本书在写作中力争兼顾科学性和趣味性、学术性和可读性。书中不仅注意写朱元璋本人富有传奇色彩的曲折经历以及时代、阶级的影响所形成的鲜明个性，揭示隐藏在他行动背后的动机，使人物形象丰满而富于立体感，而且围绕朱元璋的活动，又以适当的篇幅叙述元末明初雷霆激荡的政治风云，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以及整个社会由乱至治、经济由凋敝残破到复苏繁荣的历史进程，写出朱元璋的决策对此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从而使读者能以小见大，由朱元璋的一生窥见当时的社会风貌。书中所有历史事实的叙述，都建立在经过审查考订确凿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尽量做到言之有据，不凭空臆测、虚构或杜撰，使结论符合于客观实际。而文字的表述，则尽量做到生动形象，活泼流畅，通俗易懂，使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看懂。但这些设想究竟实现了多少，就只能由读者判断了。
这部朱元璋大型传记从1985年秋天开始动笔，中间时断时续，到1987年秋天写成第一稿。1991年，又用四个月的时间做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加工，写出第二稿，于1993年6月正式出版，书名叫作《洪武皇帝大传》。当时，中国明史学会前后两任的副会长、安徽师范大学校长张海鹏教授和南开大学南炳文教授，以及上海师范大学吴仁安教授、吉林大学梁希哲教授，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上海技术师范学院学报》《史学集刊》发表书评，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拙著与原有的同类著作相比，“不仅挖掘了许多新的史料，订正了不少史籍记载的错误，而且大大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加深了论述的深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大传》在行文方面很注意生动形象，通俗易懂，有些章节读起来娓娓动听，婉如在讲故事一样。这样，不但没有降低《大传》的学术价值，反而增强了可读性，达到雅俗共赏的客观效果”，“是继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的大作《朱元璋传》之后又一部有影响的朱元璋传记”。书也很快销售一空，出版社曾多次加印。后来，台湾师范大学朱鸿教授在《汉学研究通讯》第20卷第1期（2001年1月）发表的《近十年来（1989～2000年）有关朱元璋研究之介绍》的综述文章中，将拙著与后出的几部朱元璋传记进行比较后，也认为“以陈著的学术成就最高，论者谓其超越吴晗之作，绝非溢美之词”。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深感欣慰，备受鼓舞，觉得自己在朱元璋研究上所花的大量心血并没有白费。
但是，正如三国时代魏人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所言：“世人著述，不能无病。”拙著自然也不例外。书中不仅存在一些校核上的失误，有些史实的叙述也不够准确，特别是由于本书的研究基础是奠立于“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之时，思想还，未完全解放，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认识，对朱元璋的评价，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影响。后来，随着史料搜集的不断丰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便萌生了增订重版的想法，并开始动手改写了某些章节。但因杂事繁忙，加上写作任务相当繁重，就把增订工作停了下来。200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王才禹副编审来访，热情地提出为我出版增订本，这才决心放下其他工作，集中全力进行本书的修改与增补，先后写出了增订一稿和二稿。
这次增订，除了修正初版中的一些讹误，还根据自己新的研究心得，吸收学术界同仁新的研究成果，对某些章节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篇幅也由原先的五十万字扩增到近七十万字，力求使史实的叙述更加全面、完整、准确，对朱元璋的评价更加科学、客观、公正。因与原著有较大的区别，故更名为《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仔细算来，从1985年秋开笔至今，前后用去二十年时间，如果从着手搜集资料，进行朱元璋研究之时算起，则整整花费了近三十年功夫。尽管如此，由于自己才疏学浅，谬误之处定然不少，热切期望广大读者和史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教。
需要说明的是，初版梓行后，有些熟悉的朋友和读者问起，书中何以未写朱元璋的“文字狱”？关于这个问题，拙文《再论朱元璋的功绩和历史地位》实际上已经作过回答。文中指出：“至于朱元璋大搞文字狱之说，海内外学者早已指出，其论据皆出自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之佚闻，但这些佚闻却未见诸官修史籍，且彼此互相抵牾，漏洞百出，实不足信。退一步说，即使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佚闻全部属实，它们的性质与触犯封建避讳的案件相似，也不属于文字狱的范畴。所谓文字狱，是用以治思想罪的，应指因文字著述含有触犯统治者利益的政治思想内容而遭受迫害的文字狱案。明中后期野史稗乘所载的那些佚闻并不具有这种特征，称为文字狱显然是过于勉强的。”（《洪武六百年祭》第45～46页，南方出版社2001年版）在没有新的资料发现之前，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上下卷，陈梧桐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58．00元）
极端事件制造
■ 刘 宏
《铁案悬谜》故事梗概：在被大卫执行死刑的前三天，记者贝茜被选中去做独家报道。她并不是很愿意去采访这个强奸杀人犯，从前的哲学教授。但是路上的遭遇和采访中获得的信息改变了她的看法，她开始怀疑大卫是被冤枉。贝茜收集证据来证实大卫清白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考验记者机智的过程，而贝茜最终成功地发现了真相。原来，大卫是一个呼吁停止死刑的“死亡观察组织”的成员，他们多年的呼吁没有效果，骨干成员康斯坦妮患绝症，大卫也因为被女学生的强奸指控失去教职。他们计划最后一击，就是将康斯坦妮的自杀现场伪装成为凶杀现场。贝茜找到的证据没有及时挽救大卫，但是她能够获得解脱，因为在这些作为证据的录像带里，大卫留下了真相。
交待了诸多叙述背景后，大卫终于出现在贝茜面前；到故事结束时他还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