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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难忘。骆文老，你可记得么？我那次南去深圳，临别武昌时，我在旅馆打给你的电话，我说：“骆文老，我会永远怀念你的，因为你是值得让我永远怀念的人。”
现在你已不在我们中间了。
当我回想起上述有关你和我们在一起时的生活小节；但就是这些生活小节，今生今世，也会如梦一样萦绕在我的心头。
正是怀着对你的尊敬和永在的感激，我献上了这篇晚写的悼文。骆文老，安息罢！
审读文人风骨
■ 周 熠
在中国历史上，从汉末至魏晋的250余年间，真正称得上天下大乱，政治黑暗，血雨腥风。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名士文人的命运可想而知。恪守“士可杀不可辱”者，自是朝不保夕，肝脑涂地。像那“口无遮拦”的孔融，“谈玄论道”的何晏，“非汤武而薄孔周”的嵇康，貌美心高、“文以悲情著称”的潘岳，文武兼备、“才冠当世”的陆机，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谢灵运等等，都无法逃脱被杀头的厄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可叹也夫！
那些不想被杀头，“苟全性命于乱世”者，便只有消极遁世，改变活法。于是，或背弃礼教，倡释老庄，“口不臧否人物”；或放浪形骸，纵情药酒，寄意山林，啸咏江湖，“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惹不起，总躲得起”。像我们熟知的“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为躲避权倾天下的司马氏的纠缠，每日饮酒一石，酩酊大醉六十天。“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位刘伶，拥酒度日，放纵山水。每天出门驾着鹿车，车上载着酒，带着锹，一路饮酒不止，声言死到哪儿就就地挖坑埋在哪儿。还有那个曾为左思的《三都赋》作序的大名士皇甫谧，为避朝廷三番五次的征召，长期称病，胡乱吃药，以致数九寒冬袒裸在床，叹息不止。终乃隐迹草野，与鸟兽为伴，潦倒一生。那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不忍见官场腐败，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待月荷锄，诗酒相伴。这些文人们避世自保、遗世独立、放荡不羁的行止，其风流所及，渐成时尚风气，世人竞相仿效。这便是鲁迅先生所称之为的“魏晋风度”。
在这林林总总的魏晋风度中，我更推重王羲之父子的风骨气度。我们知道，王羲之是魏晋六朝时期独占鳌头的书法家，被后人誉为“书圣”。他的《兰亭集序》也十分脍炙人口，是历代散文宝库中的翘楚之作。而他的风骨品操尤令人刮目相看。
王羲之出身名门士族，其伯父王导、王敦都是东晋的名相重臣。王羲之十三岁时便以刚正多才而显名于世，与其伯父的两个儿子被时人并称为“王氏三少”。当时的太尉郗鉴欲与王家结亲，便派使者去王家挑女婿，王导对使者说：几个小字辈的都在家，你就去东厢房里挑选吧。使者回到郗府禀报况：“遍观王家子弟，都很优秀，只是听说要选女婿，一个个显得拘谨有余，大方不足。惟有一个子弟，袒腹东床，只管用餐，气度自若。”郗鉴欣然表态说：“这正是我要选的好女婿。”经查访，正是王羲之。于是，郗鉴“遂以女妻之”。“袒腹东床”遂成千古佳话。据史载，羲之爱鹅，见会稽一老妇家有一只善于鸣叫的鹅，请求买下，不允。就亲去观赏。不料老妇人听说，急忙杀鹅烹之以待客。羲之为此好哀伤。山阴有个道士养了一群鹅，王羲之闻知乘车前往观赏，并欲购之。道士提出请他书写《道德经》，便将鹅送上。王羲之欣然振笔，写完《道德经》，用笼子载了群鹅，高兴而归。一天，王羲之在山下见一老妇在卖六角竹扇，便在每把扇上题了五个字。老妇有些不高兴。王羲之说：“你就说是王右军所写，每把扇就可卖百钱。”老妇照此叫卖，果然人们争相购买。后来，老妇又拿着扇子求他写字，他笑而推之。由此可见，王羲之不仅有才，书法为世人推崇，其率真、清高、洒脱自由的个性也鹤立鸡群。
王羲之特立独行的人格也凸现于他的政治生涯中。朝廷屡次征召，包括他作丞相的伯父王导也劝他出士，他都一一拒绝。坦言素无在朝廷做官之志，常怀寄寓山水之心。后来，被封任右军将军、稽会内史。在任上适逢江东遭饥荒，就开仓济民，并上书朝廷，请求减免赋役，被朝廷采纳。不久，因瞧不起骠骑将军王述，不愿与其为伍，更不甘居其下，要求调职，朝廷不允，他便愤然辞官，并在父母坟前酹酒起誓：从此断绝名利，“信誓之诚，有如皎日！”
王羲之的傲然风骨，自然难为官场所容。尽早告别仕途，当然可惜。但是，他的彻底隐退山林，泛舟沧海，却更丰润了他的书法和文笔。自古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一个四品五品官员多如牛毛，而以书、文并峙的《兰亭集序》却是千古一绝，而“书圣”就更是独一无二的了。
不仅如此。王羲之的浩然正气和清峻风骨还影响了王氏后代。他的小儿子王献之就很有父风，其书法与王羲之在历史上并称为“二王”。太元年间，太极殿落成，身为骠骑将军的谢安打算请王献之题写匾额，但是难于直言，就试探地说：“曹魏时候，凌云殿匾额当时未题写，便被工匠们误钉了上去，取不下来。就只好让韦仲将站在悬支起来的高凳上书写匾额。等匾额写成，两鬓都染霜了，衰老得只剩下一口气。韦仲将回到家告诫儿孙们说，此后再不要用这种方法题写匾额了。”王献之明白谢安的意图，就正色道：“韦仲将是曹魏的大臣，哪里会有此事！如果真有此事，那足以显示曹魏德薄而天下不会久长。”谢安便不再勉强王献之题字。谢安又问道：“你的书法与令尊大人相比怎样？”王献之说：“各有所长。”谢安说：“外人可不是这样评价的。”王献之不屑地说：“外人哪里知道？”噎得谢安无话可说。相比之下，王献之的哥哥王徽之的风骨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王徽之喜爱竹，见人家有大竹园，便去观赏，面对绿竹，啸咏不止。曾经住于一空宅中，便叫家仆种竹。有人问他，他指着新竹说：“何可一日无此君邪！”王徽之寓居山阴时，一个冬夜，雪后初霁，月色清朗，四野一片皎洁。他对月酌酒吟诗，忽然想起友人戴逵。而戴此时住在数十里外的郯溪。王徽之不顾路远夜寒，独乘扁舟前往造访。折腾大半夜，黎明时到达目的地。然而，走至戴逵门前时却不去敲门，又返身回家。早起的人见此很诧异，就问他为什么这样？王徽之慨然而答道：“我本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要见戴逵呢？”其弟王献之病重，王徽之要以死代弟。经术士苦劝才罢。献之死，徽之奔丧不哭，直奔灵床而坐，取下王献之的琴，不调而弹，叹曰：“呜呼吾弟，人琴俱亡。”咽噎气绝，月余亦亡。王氏父子有高风烈骨，其家媳妇也近墨而黑。献之、徽之的嫂嫂谢道韫（王凝之之妻），不仅才气过人，而且也别有风骨。其夫、其子皆为贼臣孙恩所杀，贼人杀红眼时，正欲害其幼弱外孙刘涛，谢氏挺身而出怒斥道：“事在王门，不关他族！要杀就先来杀了我！”孙恩理屈不敢杀涛。寡居会稽时，治家严肃，风韵清爽，言谈举止风雅大方。被时人美誉为：“雅人深致”，“有林下之风气”。王家一门两代，在历史上留下诸多佳话，并因此数处列入成语典故，诸如“袒腹东床”、“曲水流觞”、“春蚓秋蛇”、“人琴俱亡”、“何必见戴”、“不可一日无此君”、“林下风气”等等，古往今来，这是不多见的。
纵观上述，所谓“魏晋风度”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是那个风雷激荡的时代的独特产物，它是一个大概念。不管是食药炼丹也好，嗜酒如命也好，也无论是扪虱而谈、喜欢驴鸣也罢，怪则怪矣，然而其主旨却都是要远离尘嚣与龌龊，舒张个性，追求精神自由，保持人格独立。因此，我们可以说，魏晋风度是向黑暗社会挑战的一面大纛，是文人名士在非正常环境下砺炼出来的特有的风骨气度。
“往事越千年”。“魏晋时期”早被历史江河涤荡而去。今日，改革开放、稳定发展的神州大地，生机无限，春风贻荡，与封建腐败的魏晋时代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魏晋风度”也早无实际意义。然而，我们也常说，反面文章正面做。窃以为，从道德层面来看，“魏晋风骨”作为一种日渐成熟的独立的人格修养，仍不乏认识价值和借鉴意义。尤其在当今，面对响当当的金币美元和时隐时现的种种腐败，对于那些在权欲物欲横流中迷失自我、患有软骨病的缺钙者，重新审视一下“魏晋风骨”，或许可以起到服用新“盖中盖”的作用吧。
一个人和一本书
■ 赵金禾
这个人，有过许多头衔，小说写得漂亮，官也曾做到省作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他真实、坦率、丰厚，朋友爱拿他的名字开涮：刘富道么，良善的“妇道人家”。
这本书，应当说不是他的拿手戏，却是他的真功夫。为人写的序与跋、小说评点、读画品书听诗、编辑手记，还有作家之死探秘，好个繁复，好个沉杂，起了个随意的书名：《阅读感悟》。
我们常爱说“随意”，随意里有大讲究。随从率性来，意伴真情出。随意是自然流淌着的那份心意。富道的心意在这本书里原形毕露，这不比做小说，作者可以藏在背后装神弄鬼。
富道在自序里说：“都是我的心血之作，是用我生命中一部分光阴完成的。敝帚自珍，立此存照。”可见这个人也是看重这本书的。他说他在位时的得意之作是散文《本无意做官》，至于其他所得，都已过去，不重要了。如此真情告白，有些不合自吹自擂的新时尚。
新时期湖北文坛，这个人是一座山。他是以他的小说《眼镜》和《南湖月》奠定的辉煌。后来湖北小说家的辉煌，是后来时空的收获。一座山是不能覆盖的，也是打不败的。后来者只能翻越，或者绕过，那山还是山。一句“都已过去，不重要了”，是他骨子里浸润着的大气，我读懂了他。
《本无意做官》不就是一篇散文么？如此宣称为得意之作，是不是积他十四年的为官之痛，才一吐为快的呢？痛快痛快，痛痛快快，显示了一个真理：快是要以痛为代价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一个官位上，持续了十四年多的时间，损失了什么呢？损失的是灵感，情趣和幽默。损失的是创作的激情和生活的自由自在，损失的是少写了几本书。人各有志，我志在写作，好不容易当个作家，人家却让我去做官，岂不大亏了。
这个人会算帐。只是这个帐由不得他算。那时候他走红文坛。走红就被重视，被重用，似不正常。不正常是那时候的正常。少写几本书又怎么样？要算政治帐嘛，要顾全大局嘛。幸与不幸，不是你选择得了的，正如我们的父母由不得我们选择一样。我不能要求他罢官，“就像我不能要求屈子在投江之前洗个澡一样蛮不讲理”（师妹语）。于是他这“妇道人家”的良善派上用场了。于是就有了这个人的这本为他人做嫁衣的《阅读感悟》。
所幸他还在写，仍是直抒胸意地写。要写什么样的文章才够分量，才够级别？这是追求不朽的焦灼。只要不是想着不朽，事情就简单得多了。他想没想过“不朽”，我不好猜度。不过我敢肯定，他是他后来的解放者。他平和了，宁静了，其境界，有庄子所言“渊”的意味，不然他会是另一个人，而不是这一个。他的《阅读感悟》是在感悟别人，我们便从中感悟了他，感悟了他的立言立人。
书中所写的文字，有关于名家专家的，也有非此非彼的后生，毛丫头，谓之“名不见经传”罢。为名家写，那不是他要写就能写的，他也无须绑名家，他自己所属也是名家队伍。名家看重的不是名家，是一个人所达到的境界。所以他受他队伍的推崇。他为小人物所写的文字，自然是因了他的名气，也是因了他的为人。那些亲切的文字迎面扑来，像一个长者拍着你的肩，抚着你的背，你不能不为之动容。富道这五尺男子汉的“妇道人家”，更像母亲，像姐姐，深情得到家。那都是些性情文字，性情中人所为，不是文字匠人所能达到的直朴、浑圆、关爱、智慧与激情。
接受这本书编辑的建议，富道选了一篇关于评论他的文章附后，这便是王石先生的《刘富道的过去与以后》。这篇文章曾发在《北京文学》2001年第6期“文化观察”栏目里，有编者按：“文革之后，发轫于伤痕文学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曾制造了文学作品一次又一次的轰动效应，然而随着新世纪的来临，新时期文学那些曾风光一时的作家如今身在何处？都在忙些什么？我刊从今年第1期起的系列报道‘新时期走红作家今何在’，将一一满足您了解的愿望。”王石先生称富道为“湖北新时期小说第一人”，我以为准确，铁定，经得起科学考证。
富道创作势头在连续两次获大奖之后渐趋于沉寂，王先生分析了三点原因：一是他的小说价值没有被人全面认识，包括被他本人一度所忽略，二是他作为专业作家写得太少，第三是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就到省作协当了领导人。我不认为王先生这三条都准确。价值判断不是以认同为标识的。写得多与少也不能说明创作的势头。至于当了领导人，倒是一个有力的论证。一个事物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自然有诸多原因。这里我不是要跟王先生拉倒水纤（王先生不必介意），我是想说明我对这个人的立论：面对自己的现实，由着自己的心使然而不改本色。这是作为一个人的底座。
王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充满对富道的期待：他的以后，“很可能是人生曲折线在经历了一个必然低谷之后的又一个上升。”我们可以充满对他人的期待，他人却永远是一个自己。上升，固然美好，做一个自己，拥有一个自己，也不失美好，也不意味着就是下降。想想多少人活得不是自己啊，即便是那些“上升”着的人，他们的心灵还在自己圈定的地狱中。
如今是王先生三年前说的“以后”。这个“以后”着的今天，这本《阅读感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富道犯糊涂。问他尚能饭否，答曰“还行”，他“还行”的不只是“尚能饭否”，是他精神世界里的“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毁之不加沮”的老庄常驻。
城市印象片断
■ 杨 矿
一
假设我们在一座城市中被石头发现
黄昏的建筑物上，时间被一支猎枪瞄准
我们就怀念一次大山，像森林怀念水泥和 桥梁
以灯光交欢的速度跑步进入事物的广场
而事实上，石头和山都是真实和温暖的
甚至久违的雪，也可以卖到很好的价钱
人造的笑容被修剪得比指甲还整洁
婚外的班车总是准点从下方靠边到达
一个六十岁的富婆，从不进站
却娶走了解放碑下的最后一个处男
沙子不是破碎过的石头，水好完整
扣除人和山的偏旁，再扣除准星和灯光
一把砸来的二锤，过渡的时装和春药
请记住餐费里剩余的七根毛发
记住晨练的人从中外合资的石头中归来
苍白的脸色约带几毫尚未标价的煤渣
那我们就留下城市作为发现的标准
留下处男的一条底裤和富婆的一堆纸张
让石头在山上告诉太阳，猎枪里的火药冷了
一次射击的开始更意味着一吨怀念的兴旺
二
如果可能，这座城市将被雕刻在火焰上
男人和女人，被砌筑成燃烧的干柴
他们喜欢雾，喜欢水，喜欢岩石与生铁
喜欢红色的饭食和条形的笑声
喜欢燃烧，喜欢燃烧的过程和燃烧之后的大喜大悲
那些朴素的阳光，是水泥里沸腾的液体
顺着高楼的指间和胯骨不住地狂泻
居高不下的温度和情感，把雨和水彻底分开
滚烫的时间从没有停止过行走与冲动
在重庆，夏天是一切思想和行动的终结者
而欲望和水银，仍然垄起在大江硬化的静 脉里
岁月如同阴干的布匹被夜的喊叫随意地收拢和展开
三千年滔滔不断的炎热，蒸干了所有人的名字
一只小小的容器，盛满水，盛着这座城市
和干燥得只剩下性别的火做的男男女女
打量重庆，必须从很高的温度上往下看
看长江、嘉陵江如何在汇合碰撞时点燃火焰
看群山如何在燃烧时离石头和土地越来越远
看活着的城市如何在男人和女人的怀中熟睡
看炉膛里的火如何熊熊抵达空气的深处
三
需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