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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阴茎对男孩而言是一种特权，特别是在儿童对它的排泄功能失去兴趣前。男孩子得到的主要好处是，由于有一个既能看得见又能抓得住的器官，他至少可以用它部分地确认他自己。因为有一个可以看到的第二自我，小男孩可以大胆表明主观态度。而那个他把自身投射进去的客体，则变成了自主、超越和权力的象征。但是，小女孩身上的任何部位都不可能成为她自己的化身。就这样，在童年时代，女性就开始被塑造成“第二性”了。
《第二性》提到过，和小伙伴们比赛谁尿得更远，是男人的游戏，女孩只能在一边羡慕。而男人老去的表征，也正在于这个功能的丧失，一句流行的网络签名档曾经写道：当年迎风尿千丈，而今顺风打湿鞋！
搞笑之中，流露英雄落寞的苍凉，与众芳芜秽、美人迟暮，同样令人唏嘘。
女性平等如厕权
女人在男权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当然不仅仅体现在与生俱来的方便姿势上，更多的是社会方面的原因。女士排队如厕，是现代都市闹市区常见一景，很多媒体都对此有过报道。女厕拥堵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女性如厕比男性更加费时，但男女厕所容量却男多女少。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学者周华山作过测算，男女耗时比例是一比三左右，但由于男厕有小便器，使得男厕的容量远大于女厕，而大部分公共男女厕所的面积却相等，这一形式上的相等，却遮蔽了男女如厕权实质的不平等。
其实，除常常要排队等候之外，女性如厕的困难还有很多。《上海宝贝》是一本引起过不少争议的小说，出自所谓的“美女作家”之手，这自然是一本很“女性”的小说。小说里，主角是这样如厕的：
走进洗手间，在镜子里看到一个苍白的自己。我跨在抽水马桶上方，像男人那样小便，在公共厕所我总是这样解决问题。马桶圈垫被数不清的人使用过，有数不清的体液、细菌、气息、回忆、见证和历史。这马桶看上去就像一只巨大的洁白的苍蝇，哀而不怨地栖息在各色女人的胯下。
现代坐便器的发明，本是基于人体科学原理，使人得以在轻松舒适状态下方便。但是，由于公共厕所的卫生原因，在女性如厕时，坐便器往往成为负累。
男女关系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关系。公共厕所是一个以性别划分的公共空间。厕所以其独特的方式折射着社会男女关系的状况。我们看到，厕所设计有意无意以男性经验为依归，漠视女性的入厕频率、入厕方式和入厕用时、生理结构等等有异于男性的因素，而缺少对女性的人本关怀，这些，都体现着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支配与抑压。
叶兆言有一中篇先锋小说《关于厕所》，说的是一群工人到上海游玩，其中一个漂亮的姑娘因为一直找不到厕所，在一个大百货公司里当众尿了裤子，从而在一天之间改变了性格，活泼开朗的她变得自闭起来。看来，憋尿和堵车、等电梯一样，都是现代都市人的典型焦虑。
惊诧于一种高论
？ 曹卫国
本人生来愚钝，不敢谈论经济问题，只是由于对我国GDP的飞速增长感到骄傲和听到两个经济学博士因打赌相互吃干草为国家GDP的增加做出巨大贡献的“案例”后，才开始想了解我国的经济和经济学大师。
近日看到一则消息，在2006年2月25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组织的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发表了一番高见：“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张维迎认为，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
本人对经济学家是顶礼膜拜，不过这次真有点糊涂了。“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因此“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这一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合法得来的既得利益当然应该尊重，可对于通过非法或不正当途径获得的既得利益也要尊重吗？也要补偿吗？更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是，不知大师通过什么实地调查，运用什么数据、理论或模型，得出“干部受损害最大”这么一个伟大、正确的科学结论。
本公民见识短，又没有能力公费到全国各地考察一下干部的受损害程度，顺便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但我认为，在中国生活的人凭经验就能感觉到：如果问中国有哪个阶层从改革中获益的话，那么“公仆”无疑应该是获益最大的阶层之一。套用一句广告词：中国人甚至地球人都知道啊。
记得当年社会学学者孙立平的一篇论文《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提到“不落空”现象，说的是我国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精英集团。这个集团的原初资本是他们自己和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这个集团在“文革”后七十年代末的高考、八十年代初的“出国热”、八十年代中期的“双轨制”与“官倒”、八十年代末的“第三梯队”、九十年代初的“下海”、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凭热”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事件中收益颇丰。实际上，“不落空现象”完全可以扩展到整个干部阶层：他们在“下海热”的时候下海；他们在“出国热”的时候出国；“文凭热”的时候拿文凭；住房改革之初或之前以低价拿到住房；公车改革的时候拿到巨额“车补”而照坐公车不误；“阳光工资”的时候涨工资。最近几年又流行“出国考察”，考察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同时洞察西方国家的阴暗，花了人民的血汗钱，得出“美国也有亏损企业嘛”（隐含着中国企业亏损很正常之意）这样聊以自慰而又相当正确的话语，或“学外语要从娃娃抓起，你看人家美国人，四五岁那外语（注：就是英语）说的呱呱叫”这样相当接近真理的“废话”，而且据说连计划生育部门等这类在国外无“对口单位”进行交流考察的也出国，不知他们是否肩负着将中国特色的事物推广到国外的神圣使命。听说干部现在又被逼着“带薪休假”。可以说，二十多年来，所有的好事领导干部全没有被落下，“干部”已经成了今日中国少有的能够给人带来保障和安全感的职业。
孙立平认为，上述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间的“转换”，实际上已经不是撒列尼等人所说的“资本转换”现象，而是同一种总体性资本在不同领域展现的过程。这个集团同时拥有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过多地享用了社会资源。
如果说“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那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中央国家机关乃至地方党政机关的“公务员考试”热到了销铁熔金的程度，有些部门的报考与录取比例超过两千比一。权力总是与利益有关的，如果权力与利益毫无关系，那么任何人也不会问津。或许是现在人的觉悟特别高，愿意把困难留给自己，到利益受损最大的部门为人民服务。那么我觉得我的觉悟也不低，一定要请“利益受损最大的领导干部”来当“利益受损不大”的工人农民。还有一例：某省教育厅精简机构，为了避免剧烈变动，有关领导事先声明把分流出来的人员安排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即省招生考试中心，“两个基本点”中一个是省教育出版社，另一个记不清了，反正都是待遇不错的事业单位）。但分流人员并不高兴，因为到2004年，该省公务员实施“阳光工资”工程，科级每月涨六百元，副处涨八百，正处涨一千，而各事业单位绝大多数没涨。可以负责任地说，该省的教师工资肯定低于同级公务员工资，涮了一把《教师法》。
按照张维迎的逻辑，既然“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那么自然要给干部阶层以补偿。也许是嫌我辈愚钝，也许是怕吾辈胡搅蛮缠，也许是不屑于与没有基本训练的公众讨论，张维迎指出“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的确，在学术研究领域，观点的正确与否是不能通过投票来解决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张维迎在这里谈论的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公共政策问题。他是在谈论谁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了损害，应该优先对谁进行补偿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公共问题。这样的问题，让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充分讨论，有什么错误吗？无怪乎有评论说张维迎实际上就是在公然主张精英独裁。或许张维迎非常同意米歇尔斯的观点：绝大多数群众只是一群丝毫无能为力的无组织的乌合之众。但不知张维迎是否认为连熊彼特主张民主只是一套制度性的程序？熏一种选择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方法的观点都没有必要了。我赞成秦晖先生既不要民粹主义，也不要精英主义的说法。如果按照张维迎和另一位由清华大学通过“百万年薪聘教授”工程聘来的经济学大师（李稻葵）所认为的公众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的说法，弱者基本上没有发出声音和诉求的平等平台。经济学大师自诩为“自由派”，当年也曾经指出言论的自由是中国建设民主社会的最基本条件和要求之一，而今他们却拒绝倾听甚至粗暴扼杀公民参与改革讨论的民主权利，并指责公众在媒体上的讨论“已经上升到民粹地步”。他们自诩为“自由派”，却不允许公众的言论表达，这倒很像是精英和寡头的做派。
阿玛蒂亚·森认为，民主有利于抵抗灾难，可以避免大范围的饥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如果透明度和新闻自由度高，恐怕不会有那么多人非正常死亡吧。如今一些人不允许公众讲话、透明度低，当然不至于把人饿死，但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何益处呢？
从一次饭局想到的
？ 格 桑
前不久，朋友邀请我参加了一个小型聚会。饭局开始时，大家略显拘谨，特别是几位女士面对满桌菜肴更不知何从下手，生怕有辱斯文。东道主为活跃气氛，大声地说：“诸位别客气，随便吃，像吃公家一样的吃。”话音刚落，举座为之腾笑，饭局也渐入佳境。
席终人散，朋友说的那句话总在脑际盘旋，久久挥之不去。许多年下来，老百姓对公款吃喝既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于是各种各样讽刺公款吃喝的谣谚便传开了，如“一包烟一月粮，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一座楼”等等，无不体现出民间的智慧和苦涩。
“像吃公家一样的吃”，如果把这句话说给印度人听，人家一定会莫名其妙，因为在印度根本就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对于普通的政府部门，所有的工作往来都是“有事说事”，办完后各忙各的。况且印度人把超度灵魂视为人生的首要目标，而口腹之欲正是妨碍灵魂超度的最大障碍。其实，何止印度，在美国、日本、俄罗斯和欧洲，公务员的开支都有非常严格的预算，小到一年需要多少纸张、多少墨盒都有详细数目。除了必不可少的接待活动，绝对禁止用公款吃喝，即便是必要的接待也力求简单。据北京律师韩传华说，荷兰的一位政府官员请客吃饭，公布菜单时发现有一盘鹅肝，因为鹅肝较贵，这位政府官员便被辞退。在俄罗斯，公务员更将请客吃饭视为畏途，因为申请和报账的手续极为繁琐。比如报账，至少需要三位领导签字才能实行。所以有的公务员请客后，眼看几个月报不了账，就干脆自己埋单了事。
从世界反观中国，有一种观念比较流行，即只要不贪污、受贿，吃点喝点算不了什么，于是久而久之，公款吃喝便大行其道。许多餐馆酒楼人声鼎沸、推杯换盏的繁荣景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用公款支撑起来的。在一些公务员的心目中，公款吃喝具有买醉、施恩、市惠、邀宠、固宠等多种功能，何乐而不为呢？有些贫困县和贫困乡镇，经费本来极为短缺，但公务员照样大吃大喝，以致欠下巨额债务后屡屡被人告上法庭，有的甚至要变卖办公楼才能还债。如此荒唐的事情，怎不叫人大跌眼镜！
这些年来，公款吃喝现象备受国人关注。据《学习时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报道，2004年全国用于公款吃喝的费用高达两千亿元左右，如果再加上公车消费和公款旅游，其数量更为庞大和惊人。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认为三项累计为九千亿元；另据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先生介绍，从1978年到2003年的二十五年间，中国的行政成本增加八十七倍，年均增长百分之二十三。当然也有另外的说法，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认为，根据各项统计，中国2004年的公款消费合计为一千二百多亿元。尽管各方对公款消费的统计差别颇大，成了一笔糊涂账，但包括公款吃喝在内的公款消费必存在很大的节省空间，则是毫无疑问的。
公款吃喝不仅浪费大量钱财，而且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权力拜物教。试想，一些公务员酒足饭饱之余，大笔一挥即可潇洒走人，那份面子，那种气派，如何叫人不动心呢？怪不得时下许多人把签单当成了快意人生的重要标志，没有的梦寐以求，得手的深恐或失。
公款吃喝盛行，是否说明中国人特别嘴馋，特别能吃呢？我看并非如此。中国的饮食文化固然有不少陋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在于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也正是各级政府虽然颁布了许多限制公款吃喝的规章制度，而实际上收效甚微的症结所在。应当说，中国广大纳税人对税款的流向、用途是很关心的，但他们在履行义务之后如何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又切实缺乏有效的途径和渠道。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必然导致政府行政费用的透明度不高，从而给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开了方便之门。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也要看到，读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三大难题依然困扰着无数家庭。就拿读书来说，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要供养一个孩子上大学就很不容易，更别说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民家庭了。据调查，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中国人强烈要求政府增加公共教育投入，缓解教育产业化的不良倾向。目前中国的公共教育投入还不到GDP的百分之四，尚赶不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果中国能堵住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将节省下来的钱用在刀刃上，完全可以有效地缓解上述三大难题。
建设节约型政府，在人口庞大的中国特别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千万不可等闲视之。
“北京政变”中的胡适
？ 黄 波
先查辞典，陈旭麓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辞典》“北京政变”条曰：“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原直系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接受国民党联合倒曹锟、吴佩孚的主张，在热河前线与奉军达成协议，于20日秘密回师北京。冯与胡景翼、孙岳等共同行动，22日将总统府卫队缴械遣散，幽禁曹锟。次日联合发布通电，主张停战；又组织国民军，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24日曹锟被迫下令停战，罢免吴佩孚。11月2日曹锟宣告退职，由黄郛组成摄政内阁。4日内阁议决清废帝溥仪出宫，废除帝号。旋由摄政内阁与清室修正优待条件，5日执行。11月中旬奉军违约入关，长江流域数省一致拥段。24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次日冯通电下野，辞去国民军第一军军长兼总司令职。”
近代以降，武人主导的各类兵变、政变多矣，这次北京政变可有异乎？也许有的，因为这次政变的主要人物是“基督将军”冯玉祥，因为他是要和孙中山合作的，更因为他后来在中国政治角斗场中所扮演的微妙角色，所以，在相当长时期里的许多史家眼中，这次北京政变是一次革命的行动。冯在政变之初发布的“安民布告”中说：“嗟我无辜同胞，何堪再罹兵戎？”“推重国内贤家，共同解决内争”，“军人不干政治，义惟绝对服从”云云，宣告他发动兵变的目的是制止内战、停止军人干政、推重贤能共建国家。这些话也常常被视为一个旧军人天良激发思想转变后的肺腑之言。至于为什么驱走一吴佩孚，又来一愈加凶恶蛮横之张作霖，为什么掀下曹锟，又请一段祺瑞，为什么政变之后内争却愈演愈烈，为什么军人干政始终尾大不掉，为什么同胞之苦难更加深重等等问题，只好归结为革命的不彻底了。
恕笔者眼拙，实在不能从这次北京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