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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曼：《家庭是……场所》，第379页。
在旧时的南方，已婚的女（奴隶）田间劳动者也比她们的丈夫劳动时间更长，她们离开田间后还要干家务；参看吉洛维斯：《摇，约旦，摇》，第495页。
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所有的男人（一人除外）都认为半天制与全天制工作截然不同，而妻子则不这样认为。
男人们认为他们应该是主要的养家糊口人，这才是关键所在。
“波特：《家庭、工作和阶级意识》，第128页。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在讨论工人时，一般都采取这一方式：他是男性以及他是丈夫这一事实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无关。
“博爱”指的不是兄弟会，而是共同体。
最近的女性主义研究，特别是英国的研究开始揭示原始兄弟契约是如何在工作场所的日常生活和工人运动中得到维护的。
辛西娅。科伯恩（Cynthia Cockburn）在《兄弟们》之书中对英国印刷工作了深入的研究，这本书详细地揭示了工作场所和工会是如何组成兄弟领域的，一个姑娘成为学徒的一员，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学徒制显然就是用来“培养自由男人的”，“熟练”工作是男人的工作，工作场所是男人每天接受考验和肯定自己的地方。
科伯恩：《兄弟们：男性统治和技术变革》（Brothers：Male Dominanc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第17页；关于技巧，参看第112～122页。
对性契约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力量的一个生动写照就是，男人和女人都不把女工视为工作场所的一个完全成员。
与非熟练男工做相同工作的工厂女工，“甚至在工作过程中也仍然感到自己是家庭主妇”。
波勒特：《女孩、妻子和工厂生活》（Girls，Wives and Factory Lives），第111页。
其他做传统“女人工作”，只与其他妇女一起工作的妇女也把“自己的工作视为是次要的，家务才是主要的”。
妇女们认为挣工资是超界的；她们把女性工作场所视为“另一个世界——男性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也受男子的统治。
她们仅仅是作为流动劳动力——几乎是闯入者——而从事这种工作的“。
波特：《家庭，工作和阶级意识》，第124页。
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1972～1976年间，接管鞋厂并在工厂中建立民主协作制的已婚女工也从根本上把“彼此视为是妻子和母亲”。
虽然她们赞成协作制，虽然她们为保存它进行了艰苦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虽然她们在经营民主的工作场所的过程中增长了知识，增强了信心，但她们不是“工人”。
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妇女对自己的感觉不是“社会化”的结果；她们的意识是对她们作为女人和妻子的地位的准确反映。
她们的工资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是必要的，但是丈夫仍然把妻子的收入视为一种补充；妇女把自己的收入花费在家庭和孩子的“额外”需要上，因此，“她们作为经济依附者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
妇女还要继续干家务活。
虽然她们作为工人的责任有了巨大的增加，但是家里的惟一变化是，两个丈夫开始洗衣服。
其中之一说“我不想养一条狗，然后我自己叫”，瓦克曼：《妇女的管理：工人协作的困境》（Women in Control：Dilemmas of a Workers Cooperative），第149、154页和第137页。
这句话真是对男性性权规律的精彩描绘。
在工作场所之中，男性性权规律还在其他方面起作用。
科伯恩发现，“排字房流行女人话题，女人成为交谈的题材，……墙壁上画满了四种颜色的‘胸脯和屁股’，其他男性俱乐部也好不了多少，甚至计算机也被用来制作跟真人一般大小的裸体女人画”。
科克伯恩：《兄弟们》，第134页。
所谓的“性骚扰”也有利于维护男人在公共世界的男权。
女工常常受到长期的令人厌恶的性骚扰，她们的提升或继续发展也以提供性接触为条件。
在就业过程中，除了“歧视”，还存在很多其他问题。
性统治是工作场所从属结构的组成部分。
在工厂里，“打情骂俏不再是玩笑——它已经成为原则语言”。
波勒特：《女孩、妻子和工人生活》，第140页。
这种语言与常常用来讨论资本主义就业的契约语言或剥削语言不同。
这种我们所熟悉的语言被用于男人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另一种语言——男权原则语言。
女工作为工人，她们对男人的从属也与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从属有所不同。
妇女并没有作为工人而被纳入资本主义男权就业结构；她们是作为女人而被纳入这一结构的；既然妇女不是（也不可能是）男子，情况如何会有所不同呢？性契约是公民社会和就业契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性统治是工作场所和家庭的支柱。
毫无疑问，男人作为工人也是从属者——但是把工人仅仅视为雇佣奴隶没有抓住他在公民社会的地位的关键；他是矛盾，是一个不自由的主人。
当代女性主义者把妻子比做工人，她们假定工人同时既是从属者也是主人。
从属于雇主的工人在家里成为主人。
很多女性主义者还明确指出，作为丈夫的工人对妻子劳动力的剥削，与资本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观点忽略了婚姻契约并不是一种出卖劳动力或服务以供他人使用的就业契约。
这种观点把“劳动力”这一术语用于婚姻关系是不确切的，但是，用这些术语来比较工人和妻子，所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仅此一个。
理解契约，包括就业契约，劳动力（服务）范畴是关键——但是，这也极其容易令人误入歧途，马克思就对此有清醒的意识。
人们认为劳动力能够出卖，劳动、身体或人身不能出卖，这就使得契约的倡导者能够认定就业契约与其他有关人身所有权的契约一样，构成的是自由关系。
当女性主义者认为丈夫对妻子劳动力的剥削与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力的剥削同出一辙时，她们暗中与契约站在了一起。
可以把妻子与工人作比较，因为后者是从属者，但劳动力的概念必须抛弃；也就是说，必须把批判的重点放在与婚姻契约联系在一起的就业契约上。
对就业契约批判不会像菲尔莫所断定的那样陷入荒谬，而是会在原始契约之外再增加一个政治虚构——一个有关劳动力的虚构。
如果丈夫真的签约使用妻子的劳动力，那么根据契约学说，她就成为自由工人。
女性主义者接受了劳动力范畴的表面价值，她们因此而不能对其他有关人身所有权的契约，如卖淫契约和所谓的代孕契约提出批判，这两种契约都必须有妇女的参与，人们维护它们的原因显然就是，自由出卖、公平交换的仅是服务（劳动力）而已。
卖淫契约和代孕契约都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的公共领域形成的——虽然人们在此不大愿意提及它们——这两种契约的捍卫者把它们也归属于自由就业契约的范式之下。
女性主义者如果在契约领域不加批判地使用“劳动力”的概念，就会给契约理论家提供机会，使他们成为男权制的反对者。
契约主义者可以说，丈夫只有在不文明的婚姻形式中才成为主人。
婚姻应该像契约的典范就业契约一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契约。
如果婚姻契约成为真正不可解除的契约，两个公民个体能够不受限制，彼此就自己的人身所有权的处置讨价还价，那么婚姻关系过去所带的胁迫和男权的污点就能最终得到去除。
我将在下一章评述女性主义对这一观点的看法。
“公民社会”的男权结构是如此的强大，以至在婚姻和就业的讨论中人们屡屡假定，就业契约能够阐释妻子的从属地位。
也就是说，人们常常假定公共领域可以用来阐释私人领域，而反过来则行不通。
恰恰相反，要理解现代男权制，就必须用家庭关系结构来阐释就业契约。
考察一下就业契约与主人和奴隶、仆人以及妻子所签订的家庭劳动契约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就业契约。
在20世纪80年代，婚姻仍然没有完全去掉“残酷起源”的痕迹——就业契约也没有。
工人和家庭主妇的角色进入公民社会的故事相对较晚。
旧的英国主仆法起源于女王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工匠法》，直到1875年，它还没有完全被废止，1875年的雇主与雇工法承认契约双方的平等地位。
从此以后，“家庭”劳动契约成为（公民）就业契约。
在这一变革完成之前，司法者一直难以准确断定仆人与奴隶的区别。
英国不是一个奴隶社会，但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家庭中存在相当数量的奴隶。
1772年，曼斯菲尔德（Mansfield）声称英国的奴隶买卖“就像在我们的西印度属地的奴隶买卖一样无所顾忌”。
瓦尔文：《黑人和白人：1555～1945年的黑奴和英国社会》（Black and White：The Negro and English Society，1555…1945），第50页。
同时，根据标准著作里的一个数据，英国大约有15000名黑人，其中大多数可能曾经为奴，不过这一数据也不一定就是真实的。
奴隶第一次有规模地被运入英国是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他们通常被称为仆人。
1677年，总检察官宣布“贸易和航海法应当视黑人为财产和商品”，黑人作为财产的地位在依据共同法的判决中得到肯定。
同上，第39页。
英国法官对于奴隶的地位的观点和判决矛盾百出：有的说“根据共同法，任何人都不能拥有对其他人的所有权……根据英国的法律，奴隶是不存在的”（1706年）；有的说：“从西印度来大不列颠或爱尔兰的奴隶，无论是否追随主人，都不是自由的，主人对于他的所有权并不因此而确定或改变”（1729年）。
瓦尔文：《黑人和白人：1555～1945年的黑奴和英国社会》，第39页。
在1772年的萨默塞特案例中，人们普遍认为奴隶制是不合法的——例如，19世纪的女权主义者在抨击已婚妇女法时就援引了这一案例——但是，在英国只有强制性输出奴隶才被禁止；对奴隶人身的所有权没有受到冲击。
曼斯菲尔德在对萨默塞特案进行判决时说，他希望人作为财产的问题“永远不要盖棺定论。
因为我会使所有主人认为自己就是自由的，而所有黑人认为自己就是不自由的，因此而使双方都不能进步“，戴维斯（Davis）：《1770～1823年革命时代的奴隶制问题》（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1770…1823），第488页。
显然，意识到这一点的当时不只他一人。
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对共同法的注释相当有名，他对自由劳动和胁迫劳动问题的一再修正十分引人注目（也许是为了与其导师和庇护人曼斯菲尔德保持一致）。
萨龙（FOShyllon）在《英国黑奴》（Black Slaves in Britain）一书的第5章中提到过布莱克斯通曾一度改变说法。
萨龙详细分析了文本的变化以及不同版本的出版日期。
在《评论》（mentaries）的第一版第一卷第一章中，布莱克斯通写道：“自由精神在我们的宪法中根深蒂固，……奴隶或黑人一旦踏上英国的土地，就立即受到法律的保护，在一切与生俱来的权力方面都立即成为自由人。
“在第二版中，布莱克斯通补充了这样一个从句：”虽然主人也许仍然拥有对其服务的权力。
“在第四版中，他在写道，奴隶是受法律的保护的，”因此是自由人；虽然主人可能继续拥有对其服务的所有权“。
显然，他最初的说明与他在第一版第一卷第十四章的一个观点（在随后几版中有所改变）是相抵触的：奴隶或黑人在踏上英国的瞬间立即成为自由人；亦即，法律保护他享有自己的人身和财产。
但是，主人合法所得的对约翰或托马斯的服务的永久权力将原封不动；因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终身处于从属地位的状态，与七年（有时更长的）学徒期没有什么两样。
布莱克斯通爵士：《英格兰法律评注》（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第1卷，第1册，第14章，第424～425页。
布莱克斯通也许还会补充说，奴隶地位与妻子的终身从属地位和永久提供服务的地位并没有什么两样。
不同家庭契约彼此之间很难区别开来。
把工人和就业契约与仆人和家庭契约区别开来是在19世纪后期，当时的契约主义者认为（公民）奴隶契约只不过是一种延长了的就业契约。
那么自由工人与仆人和奴隶的区别何在？一个参与过父权主义争论的人认为“有很多就业契约是完全合理的，但其中所包含的一个协议实际上使雇员放弃了日间按自己的意愿行动的自由，甚至不得不做老板所要求的任何事情（在明确的界线之内）。
“范伯格：《法律父权主义》（Legal Paternalism），《加拿大哲学杂志》，1971年，第1期，第121页。
这种观点引起了一个问题：既然就业契约造就的是自由工人，那么他为什么必须“放弃自己的自由”呢？更准确地说，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性一直没有人意识到，因为三百年来，契约学说一直都在宣称对主人——老板、丈夫——的从属就是自由。
此外，自由问题在这里被曲解了。
契约理论的核心问题并不涉及一个人是否按自己的意愿行动，而是指人们具有以自己所意愿的任何方式听从吩咐的自由。
如果有关人士都“按自己的意愿行动”，那么经济生产——以及社会生活——即使有可能，也很难形成。
问题不在于不受限制的抽象自由，而在于工作、生产、婚姻和性生活中的社会关系。
男女关系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是自由的吗？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是集体决定的吗？或者说，政治权力是由男人、丈夫、老板、公民主人操纵的吗？自由劳动或就业不同于非自由劳动，原因据说就是：第一，工人与雇主都是法律上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两者处于平等地位；第二，因为就业契约（除非是公民奴隶契约）具有时间上的限制；第三，非自由劳动者得到的是保护，而工人得到的是工资，工资是自由交换的标志；第四，因为工人并不是出卖自身，甚至也不出卖自己的劳动，他只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或服务，只出卖人身所有权的一部分。
工人和非自由劳动者似乎处于相反的两极。
我在第三章曾经指出过，人们一成不变地用来把自由雇佣劳动者与非自由劳动者区别开来的标准并不是坚不可摧的。
一个在法律上自由平等的公民当然不可能是财产，但是旧时南方奴隶制的捍卫者宣称这种制度产生于契约，并认为奴隶不是主人的财产。
对古典契约理论家在自由劳动和胁迫劳动的区别上的看法进行考察，也会使人不得不怀疑第二条标准是否站得住脚。
契约主义者捍卫“开明”奴隶契约，却因此而表明作为自由工人的标志的就业契约的时间标准是极其脆弱的。
黑格尔说：我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把我的能力交付（别人）使用，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我的能力便获得了一种与我的存在总体和普遍性相外在的关系。
通过外化我的全部时间，使它凝固在我的工作以及我所从事的任何事情中，我就使另一个人的财产成为我的存在……我的人格的实体。
黑格尔：《法哲学》（Philosophy of Right），第67节。
社会学家对于这种观点的反驳通常是，把零零碎碎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情况与终身与自己的劳动相异化的情况区别开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这一反驳有一定的道理。
但它没有反击契约主义的这一观点：否认个体具有在他认为合适的情况下让渡自己的人身所有权的权力是一个武断的限制。
只要人们认为能力可以获得一种外在于个体的关系，可以被视为财产，契约主义的观点就是无可辩驳的。
这样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