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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故事理论对于民间文学关于人民性的突破，不仅表现在题材与思想内容方面，还表现在一些形式方面。有的故事虽然没有太深刻的思想内容，但却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艺术享受的需要，能够给人民群众以精神上的愉悦，这类故事同样也是具有人民性的。《故事会》很早就注意到了这方面的“开掘”，并在实践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例如一些引人发笑的幽默故事、笑话、寓言、开发智力的谜语等。随着时代的进步，国家的安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这类作品的需求也就会越来越多。
无数事实都说明，新故事的人民性，比民间文学的人民性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新故事的人民性比书面文学的人民性表现得更为直接。也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使得《故事会》这本刊物能够走出一般民间文学或书面文学的局限，最大限度地贴近读者，获得更多的人民群众的喜爱。
三是传播过程中对群众性的突破。
与传统的民间文学相比，新故事除了传播的口头形式之外，还增加了报刊、电视、录音等多种形式。与书面形式的文学作品相比，具有更广阔的天地，就连不识字的人，与新故事这种形式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有一段时间，少数“高深”的“纯”文学作品，只在“圈”内的人士中获得“赞扬”一样，民间故事过去也有一个“读者圈”，那就是完全依靠口头传播的下层劳动人民群众。新故事要发展，如果只将自己局限在过去民间文学的范围内，就很难迈动脚步。
在《故事会》创办之初，由于这方面的理论根本就没有进行研究，因此其发表的作品也只是一些配合形势的改编之作，而其读者面也只限于为农村的故事员提供演讲的材料。这种传播过程中的群众性是单一的，因此当时有人就将这本刊物叫做“农村读物”。
随着社会的发展，《故事会》的内容也与开始有了很大的不同，传播故事的群众也由农村发展到了城市，由农民发展到了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大中小学的学生、出国留学人员以及城市中的居民等等，这种办刊的实践，为理论上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和例证，使得这项理论研究很快就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这种理论的建立，使《故事会》走出了原有的狭窄空间，为其办刊新思路的形成和实践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这就使得这本刊物编辑的目光，从案桌上抬起来，看到了一片无垠的天地，对办好刊物也充满了信心。
这种传播过程中群众性的突破主要原因表现在新故事的接受者同时也参与创作的情况，这在民间文学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学样式中是很少见到的，至少是在群众参与创作的程度上，是其他文学形式所无法比似的。这样，就使得新故事所具有的群众性特征就表现得异常鲜明。也使得《故事会》上所发表的故事能够在不断的传讲中更加丰满，刊物在群众中的影响自然是会越来越大。
第三章背后的大理论 （4）
传播过程中有关群众性的理论突破，同时也促使《故事会》的编辑和作者，在编稿与写稿时，更加注意接受者的爱好、思想和情趣，千方百计使自己的作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保持一致，以便将这些人都吸引到自己的作品中来，更有力地扩大作品的宣传面。
这种对于人民群众的吸引，除了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之外，再有就是在艺术形式上要尽量与人民群众的爱好保持一致。而人民群众的艺术爱好，也不是一程不变的，同样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就要求编辑与作者必须得随时研究这种变化，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的联系。
为此，新故事在不断发展的同时，还借鉴、吸收了别的文学样式的表现方法，用以来丰富自己，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这些在《故事会》上所发表的新故事，比起民间故事和传统故事来，就有着更强的现实性，并十分注意故事的技巧，以增强故事的曲折性和吸引力，用来满足当代人民群众的需要。
这些故事理论上的突破，使得《故事会》的编辑和作者的眼前顿时一亮，从过去无意识的组稿和写稿变成了有目的地进行编辑和写作，将无数多姿多彩的生活带进了这本刊物，得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的欢迎。
也许有人会说，《故事会》是一本通俗性的群众读物，因此发行量自然可以搞得大。初听此话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当我在采访中对这本刊物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时，却发现这种说法不一定是正确的了。
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让我们翻开目前社会上所出版的形形色色的故事类报刊，以及所出版的故事类的小说杂志，从内容和形式上来看，也可算是“通俗”的了，但发行量最大的也不过才四十多万册左右。而这本“其貌不扬”的《故事会》，发行量却高出了它们将近十倍之多。
只要稍微有一点办刊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神奇而又可望不可及的数字啊！
面对着这样一个相差如此悬殊的数字，仅用“通俗读物”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涵盖这种近似于神话般的“《故事会》现象”。
我认为，确切地说，应该是《故事会》的两代编辑人员，在长期的办刊实践中将“通俗读物”中的作品，通俗到了人民群众能够口头流传的程度。
更明确地说，就是“口头文学”的特色造就了今天的《故事会》。
但是，这种办刊思路并不是主编何承伟哪天拍脑袋拍出来的，也不是编辑们哪天冥思苦想想出来的，而是在理论上对传统民间故事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定式”和“防线”突破后的结果。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按照传统的民间文学理论，正宗的“口头文学”只能是忠实地记录民间口头流传作品。而《故事会》中由作者来创作的“口头文学”故事，似乎就有些离经叛道了。这本刊物的编辑们，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到，如果说照搬过去的“理论”办刊，这本刊物就会越办越脱离时代，越办越脱离当代读者。办刊物一定要有相当强的主体意识，尤其是像上海文艺出版总社这样一个以出书为主的出版社编辑人员，一定要摆脱出书组稿的一套思维定势，绝对不能拘泥于传统的民间文学理论，而是必须围绕刊物独特的个性发挥，把理论经过改造、突破之后又不断丰富、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一套理论，并用以来指导办刊的具体实践。
《故事会》的编辑们一次又一次地与作者和研究者们共同探讨新故事的发展方向和存在的历史价值。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新故事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这种理论上的突破，不仅是新故事创作的突破，同时也为《故事会》的办刊在理论上指明了方向。
这种理论的建立，对于刊物的发展至关重要。
首先是编辑在选稿和用稿时，思想上也同时开始突破旧的思维形式，将许多新的观点和紧连时代脉搏的故事，作为首选的范围，使刊物的质量有了提高，故事对生活的辐射面也更加开阔，刊物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联系更加紧密。
另一个方面呢？由于有了牢固的理论基础，编辑和作者都做到了心中有数，无论中国期刊未来的形势如何发展，市场经济的大潮如何冲击，这本刊物都会沿着自己的方向，不断地探索前进，同时在前进中按照其自身的规律，不断地完善自己，而不至于在中国期刊长河的航道上迷失自己的方向。
第三章背后的大理论 （5）
2．构筑“高地”
1985年秋天，江南水乡风和日丽。
家住浙江建德市的汪世炎突然接到一封《故事会》邮来的信，拆开一看，竟是邀请他参加故事研讨会的通知。
早已“淡”出文学之外的汪世炎手中紧紧地捏着这封信，真是激动不已。
还是在《故事会》创刊不久的1965年11月，在铁道兵部队从事文艺创作的汪世炎列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上周扬同志在报告中表扬了上海的《故事会》，同时还列举了这本刊物上所发表的《两个稻穗头》的故事。从此，汪世炎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地从事故事的创作，多写像《两个稻穗头》这样的好故事。
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革命”，却将汪世炎从铁道兵机关“革”到了山西太行山区去修铁路，后来又解甲回乡，决心多写好故事的文学梦如今烟消云散。
谁曾想到已过了整整二十年，《故事会》竟然未曾忘记一个普通的作者，而且专门来函、并出资让其去参加这种专业性极强的研讨会呢！
汪世炎心中的文学之火被再次点燃。
能够点燃人们心灵之火的期刊，无疑是神奇的。
面对着日新月异的故事发展事业，作为一本故事载体的《故事会》，必须构筑自己的理论高地，只有很好地下功夫 ，而不是一般形式的将这个理论高地，在突破民间文学旧的理论“防线”之后，逐渐地、很好地建设起来，故事作者才能够在切实可行的故事理论指导下，写出更新更好的故事作品，《故事会》才能够有更加丰富的、高质量的稿源，才能够办成一本受到中国老百姓所喜爱的刊物。这就是《故事会》每年出资数万元，请来像汪世炎这样的作者参加理论研讨会的真正目的。
在这次研讨会上，主编何承伟和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等高校的教授、专家蒋成瑀、王国全等就新故事在突破旧的传统的民间文学理论之后，如何建立自己的新理论，以及这些新理论的有关探讨，都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凝聚着这些专家们多年来对于中国新故事创作研究的心血，有着许多全新的故事创作观点和理论，对于指导故事作者的具体创作，都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
除了这些理论之外，长期从事故事创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故事作者吴文昶、黄宣林、吴伦等，又从自己的亲身创作实践，对这些新建立起来的故事理论进行了例证。
为了更好地构筑起新故事理论高地，在由专家和作者讲课的基础上，编辑部又加了一项令作者深感兴趣的课程，那就是请从事多年编辑工作的陈中朝做了个专题：对于一般来稿的修改，以及在修改这些来稿直到发表之后的一些个人心得和感想。其主要目的也主要是从理论的高度对故事创作加以总结，加强从事故事创作的新理论，让故事作者能够尽快地占领这个理论高地。
当陈中朝这位鬓发染霜的资深编辑坐在那里，将那一篇篇在故事界曾引起极大反响的故事作品的初稿，修改稿，发表情况以及编辑们为此所付出的大量心血展现有这些作者面前时，一个个故事作者都听得睁大了眼睛。
这样的研讨形式，使汪世炎这样的故事作者不但得到了一次故事理论的提高，同时也受到了一次对于自己创作实践的再认识。这种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又回过来指导创作实践，使每一个参加研讨会的人都受益匪浅。
故事创作理论的提高，使汪世炎这样的故事作者在心中同样也构筑起了一个自己的理论高地，并用以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接着他在会上创作了一篇故事《银萍出嫁》，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并共同出主意帮助修改。随后陈中朝、鲍放等编辑又协助他共同研讨，并亲自帮助动笔修改，使这篇故事在1986年第五期的《故事会》上发表，并获得第一届《故事会》优秀作品大奖赛三等奖。
从此，汪世炎就在全新的故事理论指导下，又开始了他的故事创作。目前他已先后在全国的故事刊物上发表了四十多篇故事，许多作品还获得了文化部的各种奖项。1991年，对故事创作已上了“瘾”的汪世炎从科技界转入文艺界，参加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并在建德市的第三届、第四届文代会上，被选为文联副主席。
《故事会》为汪世炎这样的作者圆了多年的文学梦，同时也圆了自身争取创办一本在全国乃至于世界上都较有影响的故事期刊梦。
这种梦的实现靠的是什么呢？
不容置疑，靠的是故事创作的理论，靠的是依靠这种理论构筑起来的高地。
这种理论不是那种完全脱离实际，从书斋到书斋的空洞、抽向的说教，而是适应中国国情，适应故事创作和《故事会》发展需要的。
如果《故事会》只是在创作上突破旧的传统故事和民间故事的“防线”，而不重视构建自己新的故事理论的高地，那么整个刊物的发展也许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故事会》也是一本不断探索、不断成熟的刊物，她与那些在“探索”中失去读者的期刊不同的是，注重了自身的理论建设。由于有了理论的支撑，这探索就能够更适应时代，更适应读者，越探索这本刊物就越办越好，越办读者越爱看，越办订户就越多。
这是一种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编辑部的编辑们在重庆市邮电局调查时，有关的人员反映说：“《故事会》比较稳，不像某些刊物起伏很大，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这就是说，《故事会》在多年的探索中，从来都未曾失去自我，失去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那种表面的东西，形式上的雷同或模仿之作，从来都不是《故事会》所探索的。
《故事会》是如何地构筑理论高地的呢？
这里，除了我在前面讲到的请高校的专家、教授共同参加开发这种理论资源，请从事实际工作的编辑进行理论上的总结，请进行具体写作的作者一同参加研讨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给这种理论的研究开辟阵地，使高深的理论走出“深闺”，为广大作者和编辑所接受，同时也通过这个阵地，不断地提升读者对于故事的欣赏品味。
《故事会》是一本以刊登故事为主的期刊，由于开本比较小，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每期用稿的容量都很大，几乎成了“寸土寸金之地”。可是，自从复刊以后，编辑部就决定在这块黄金宝地上，拿出一定的版面，来刊登具有一定理论高度的文章。
这无疑是一项大胆的举措，因为编辑们都知道，作为一本以形象思维和情节为主的故事刊物，她的读者一般对于理论都不太感兴趣，这似乎会直接地影响到刊物的发行量。
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从1980年第一期开始，《故事会》就腾出一定的版面，先后刊登了姜彬、何承伟、蒋成瑀、任嘉禾、乌丙安等人对于故事研究的理论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新故事的发展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和阐述，对于新故事以及《故事会》为什么能够受到中国广大读者欢迎进行了研究。这些理论文章完全摒弃了“学院派”的研究模式，没有太多的令人头痛的名词、术语，一切都与这本刊物保持了高度的默契和统一，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些论述不但独特、新颖，而且具有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它不但引导读者和作者加深了对于故事的理解，同时对于编辑也是一种理论修养的提升。
这些独特、新颖的故事理论的发表，完全出乎编辑部的意枓，刊物的发行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这说明好的故事理论不但对编辑和作者有很大的“提升”作用，同时也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到了这年年底，《故事会》编辑部对于构筑理论高地的兴趣意犹未尽，于是便在最后一期上再次呼吁：“本刊从本期起，开辟‘如何使新故事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讨论专栏。希望广大从事故事理论研究的同志、故事作者、故事员、故事活动组织者及广大读者，积极撰文，参加讨论……企求通过讨论，能创作出更多受人民群众喜爱、并为人民群众能掌握与运用的新故事。”
为了构筑故事理论高地，《故事会》除举办各种类型研讨班之外，从1985年5月到1987年4月，还举办了两期故事创作函授班，参加的学员总共有一万四千多人次。编辑部每月给学员们发送一套教材，从创作和理论上对学员进行辅导。
这同样也是编辑部构筑理论高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