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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革命”中《故事会》曾一度停刊，以后又以《革命故事会》的刊名复刊。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刊物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左”的思潮的影响。姚文元甚至写过一篇题为《革命故事别开生面》的文章，将“三突出”论、“根本任务”论、“主题先行”论等违反故事创作的模式，像紧箍咒一样地套在故事作者的头上，要故事作者去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他们打着支持“新生事物”的幌子，妄图将故事创作纳入他们阴谋文艺的轨道。他们一方面对一些人民群众喜闻乐听的好故事进行扼杀和摧残，一边又下令写，下令讲，下令听，下令刊登发表他们认为“好”的故事。
可是人民群众却对这样的故事嗤之以鼻，吴文昶在这次座谈会上所讲的亲身感受就是最好的例证。
这时的《故事会》处在一种虚假的繁荣中。
由于这一时期刊物上所登的作品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背道而驰，实际上是没有群众基础的。当时，虽然每期发行达十五万册左右，也算一个不小的数字，但仔细一看，基本上都是各级文化单位用公费订购的。这些花公家钱订的《故事会》，总不能都堆在各级文化单位吧，于是便把她作为政治教育的宣讲材料发下去，也就算完成了任务。
老百姓是否要读这样的刊物，当然是可想而知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整个出版工作获得了新生。但是，这时的出版界与其他战线一样，由于多种社会原因，人们都还被极“左”思想的阴影笼罩着。刊物的编辑们已经意识到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办刊了，但具体涉及刊物的定位、内容、版式、发行等等，心中都还没有底。
与此同时，另一种思想在刊物编辑和作者们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就是随着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娱乐形式的不断丰富，讲故事这种口头文学样式，是否有发展前途？现实社会是否还需要它？如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已无存在的必要，那么作为故事载体的这本刊物也就不一定要办下去了。
这个时候的编辑部处在一种思想徘徊的时期，每个编辑都在积极地思考，认真地探索：《故事会》究竟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
编辑部将这样一个问题，带到了这次座谈会。
任嘉禾在会上所作的《打回老家去》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可是，“老家”又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章还故事于民（2）
2。创刊在火热的夏季
1962年的冬天，在江苏省常熟市的街头上走着两个陌生的外地人。
两个陌生人在大街上走了一会儿之后，就走进了一座临街的茶馆。
他们推开大门，一股热浪顿时扑面而来。只见里面人声鼎沸，笑语喧哗，与外面形同两个世界。在无数的茶桌前面摆着一张桌子，一位老者正在给饮茶的客人们讲故事。
那位老者所讲的故事，对于这两个陌生人来说并不陌生。可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在这样的一种特殊环境下，听这样的故事，觉得与在书斋里捧读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特别轻松，特别陶醉，特别有“味”，特别能引起心灵的共鸣。
那位老者所讲的故事名叫《小二黑结婚》，是著名作家赵树理的作品。两个陌生人便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戏曲电影编辑室副主任顾伦和老编辑张诚濂。
他们在如此寒冷的冬天到这里来干什么？
原来，上海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丁景唐曾召开过一次上海各出版系统的联席会议，商量出版“工农兵通俗文库”的事情。研究的结果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戏曲电影编辑室担任戏曲故事的编辑任务，由室副主任顾伦具体负责实施。
在此之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小书，名叫《小舞台》，是一本文娱资料丛书，其中有说唱、相声、戏剧、独角戏等，故事也包括在其中。在其第四期上还刊登了“讲故事笔谈”五则。
这次会议之后，顾伦先让老编辑张诚濂接手，接着又将编辑李中法调来共同负责具体的编辑工作。
在工作中，大家感到一年编几本这种通俗性、历史性的戏曲故事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因为题材都有现成的舞台剧本，只是将这些适合舞台的东西压缩改编一下变成一种通俗的文字就行了。困难在于无法找到合适的作家，请一些稍有名气的作家帮助改写，人家嫌这是一本通俗读物，每一本书才两三万字，太“小儿科”了，都不愿意“搭手”。后来左找右找才找到上海作家周嘉俊，他答应将电影《李双双》改写成通俗故事，后来又请了上海戏剧家协会的一名干部，将电影《三打白骨精》改写成通俗故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这样费力地请作家帮助改写故事，每出一本都感到很吃力。编了几本通俗的戏曲故事书之后，觉得这条路总是走不出来，编辑开始感到很苦恼。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顾伦、张诚濂这两个“陌生人”来到了常熟。
谁知两个人却在这里发现了“新大陆”。
江南茶馆里老百姓这种自娱自乐讲故事的形式，深深地将两位吸引了。接着他们在当地作了调查，发现常熟的故事活动相当活跃。无论是在田边地头，还是工厂车间，那些根据现代戏曲、电影、小说以及报纸上的新闻报道所改编的故事，群众自己讲，自己听，深受欢迎。
顾伦当即高兴地对张诚濂说：“老百姓讲他们爱听的故事，这种办法不错，对于我们编的《戏曲故事》也许是一条出路！”
兴奋中的两个人冒着寒风从常熟赶回上海。
到了上海之后，他们又深入到工人文化宫、图书馆、俱乐部以及部分郊县进行调查。这才发现，故事活动在上海已是热火朝天。他们觉得一下子云开雾散，眼前的天地顿时宽阔，就请那些讲故事的人，将他们所讲的故事记下来，然后带回去再加以适当的修改、整理，一本小册子很快就编辑出来了。
这本编好的小册子叫什么名字呢？
如果叫原来的《戏曲故事》显然名不副实，可是，丢掉了“故事”二字也不行。这些故事都是来自于群众，来自于民间，为体现这本小册子的群众性，李中法、张诚濂经过考虑，决定将这本新编好的小册子叫《故事会》。
将这个“新生儿”的名字以及编辑好的故事一起报送顾伦，顾伦看后认为不错，欣然同意送出版社副社长李信。
李信为人平和，办事向来喜欢讲群众性，一贯主张多出一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作为分管的副社长，他的态度如何，对于《故事会》的创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是由郭沫若任董事长、吉少甫主持的群益出版社，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叶以群主持的新群出版社，吴朗西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等数家出版社经过合营、调整、充实而成，曾出版过《战斗的青春》《铁道游击队》《黎明的河边》等一大批在新中国文学史上极有影响的图书，被视作是一座由雅文学装点其间的殿堂。可是，在今天却要出一本极不显眼的、实实在在的“下里巴人”的小册子，各种不同的议论自然不在少数。
李信看完送审的稿件后，却力排非议，同意以《故事会》的名字出版丛书。
小样出后，李信又多次跑来亲自看排出的小样。
1963年7月，那是一个火热的夏天，中国现代期刊史上的第一本新故事期刊——《故事会》正式出版了！版权页上印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定价为0。26元。
《故事会》创刊号在开卷的“编者的话”中写道：
它专门刊载基本上可以直接供给故事员口头讲述的故事脚本，以促进群众故事活动的发展，扩大社会主义宣传阵地，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这些故事文字浅显，通俗易懂，比较适合群众的欣赏习惯，因面也是可以供群众阅读的通俗读物……《故事会》的对象，以农村故事员为主，兼顾工厂和其他方面。它所刊载的故事，尽量做到口语化，讲起来顺口，群众听得清楚……欢迎各地故事员把好的故事按照口头讲述的要求整理出来，寄给我们；欢迎各地评话艺人把适合故事员讲述的评话寄给我们；欢迎大家来改编或创作可供口头讲述的好故事。
《故事会》从一开始，就高高地扬起了故事要适合“口头文学”的旗帜！
在这本创刊号的“稿约”一栏里，《故事会》的这种用稿标准提得更加明确：
……不论是根据小说、报道、戏剧、曲艺、电影等文艺形式改编的还是创作的，只要可以供口头讲述，适合群众的欣赏习惯，我们都欢迎。
由此可见，《故事会》从她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定下了一个办刊的基调，即所采用的稿件必须是通俗易懂，可供传讲的口头文学作品。
在中国百年的期刊史上，《故事会》也许是第一家提出如此办刊方针的一本刊物。
《故事会》第一期交新华书店销售，反应不错，第一次印刷六万册很快卖完，第二次加印到十一万五千册，又很快供不应求，最后总共销掉了二十多万册，这对当时的书刊发行来讲，简直就是一个“异数”。
不久，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丁景唐，为此专门来出版社了解刊物的编辑情况，并专门听故事员讲述《故事会》上刊登的故事。
《故事会》创刊之初工作是十分艰辛的。她只是附设在戏曲电影编辑室，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老编辑张诚濂不久调离，另一位编辑林二南调入，与李中法共同编辑这本小册子，同时还要他们兼编其他的文化实用图书。
这个时候，民间文学编辑室一位女编辑听说要编与现实和老百姓联系紧密的新故事丛书，很想来干这件事情。就在《故事会》创刊的同一个月，她便得到通知，加入了这本新创丛书的编辑行列，她的名字叫钱舜娟。
从此，钱舜娟便与《故事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她在这个岗位上默默一干就是许多年。
不久，《故事会》交民间文艺编辑室，由室副主任刘斌负责。顾乃晴、管鑫万、周月华、王须兴、蔡星华、钟佩珍、王存礼等相继参与编辑，出版社在民间文艺编辑室下正式成立《故事会》编辑组，由李中法任组长，钱舜娟任业务副组长，王须兴任政治副组长。
在整个出版社的部门中，当时设政治副组长的只有《故事会》。
继创刊号之后，《故事会》第二辑、第三辑于1963年12月、1964年1月相继出版。
1964年4月开始，基本是每月出一辑，两年多的时间一共出了二十四辑，发行六百一十二万册。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又增加了一套六十四开本的《故事会小丛书》，目的是为了便于读者携带。这套小丛书，两年中共出六十七种，五百三十万册。
1965年8月至12月，为适应读者的阅读需求，又编辑了一套“一九六四年《故事会》分类合编本”，其中包括《新人新事故事集》《革命历史斗争故事集》等总计六种，共印一百零四万五千册。
到1965年底，包括《故事会》在内的三套故事小丛书，共印刷、销售了一千二百四十六万册，发行面遍及全国。
此时《故事会》的母体——《戏曲故事》最多的一辑印了一万四千册。《游龟山》新一版只印了一千册。
这个数字简直无法与其所生的“儿子”——《故事会》的发行量相比。
《故事会》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开始，就展现了她与众不同的强大生命力。
一棵小草，在长满参天大树的土地上，悄悄地生长起来。
这是偶然，但也是必然。
难道这就是要“打”回的“老家”吗？
第一章还故事于民（3）
3．“革命”是随便能去掉的吗？
“必须将上面的‘革命’二字取消。”那个年轻人一言出口，四座皆惊。
几双目光，都盯着桌子上那本由他们所编辑的刊物。
那是“文化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的1978年，极“左”思想还不同程度地残留在人们的脑海。此时此刻，竟提出在一本刊物的封面上将斗大的“革命”二字取消，那不是自找麻烦吗！
“革命”，是随便能够去掉的吗？
这是一本什么刊物？
为什么有人会提出这个建议？
那个提出“建议”的年轻人是谁？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先来回溯一下历史。
1966年5月，“文化革命”的风暴开始席卷上海，《故事会》被迫停刊。
1973年3月，《故事会》复刊，改名为《革命故事会》。
《故事会》的前面加了“革命”二字，在近乎文化荒漠的年代，这本“起死回生”的小小刊物自然是责任重大。
在那个年月里，有谁不害怕说自己不“革命”呢？编辑的思想像被一种无形的东西束缚着，拼命地向“左”拉。《革命故事会》便成了一本配合形势的政治教材。老百姓不喜欢看的故事登了不少，而老百姓喜欢的故事又不去登，又不能登。这种人为的束缚和限制，造成了故事题材的不够多样化以及内容的贫乏无味。那种违背故事创作规律而造成的公式化、概念化、图解政治和生编硬凑，那种只图花架子，赶浪头，赶“革命”的做法，完全背离了创办《故事会》时的初衷，违背了故事的创作规律，离老百姓越来越远。
这时已担任《革命故事会》编辑组组长的何承伟同编辑们走出编辑室，到工厂、农村深入调查，立刻发现《革命故事会》上面登的东西老百姓根本就不爱看，而在民间却流传着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群众经常是三五成群地相互传讲。他们将这些故事搜集回来研究，看这些流传在街头巷尾的故事究竟有没有价值。研究的结果使编辑们大开眼界，这些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不仅情节生动，而且语言也精练风趣，很有特点，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贴得很近，男女老少都爱听。
这样，编辑们便从现实中找到了答案：尽管总是讲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但在一本普通的故事读物上面加上了“革命”二字，看似“革命”，但那居高临下的姿态，实际上是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令老百姓望而生畏。事实上，与其他的文学形式相比，故事与人们的关系更加密切，甚至可以说故事已成了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许多生动的故事在人民群众中你传我传，你讲我讲，根本就不知道作者是谁。常常是一个人说，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立刻就会吸引很多听众。这可以看出故事与人们生活的关系。《故事会》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让每期所刊登的故事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应该用寓教于乐的形式，让群众在阅读刊物上面故事的同时，得到身心的愉悦和情绪抒发的满足，然后再将这种愉悦和满足通过讲故事去告诉更多的人，达到进行自我教育的目的，而不是进行政治灌输，强迫他们来接受教育。
这便是《故事会》的“老家”。
于是，何承伟提出了将《革命故事会》前面的两个字去掉，还《故事会》以本来的面目。
那时的何承伟是个只有二十八岁的“毛头小伙子”，提出如此“高论”，真还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当时一场席卷全国达十年之久的“革命风暴”刚刚平息不到两年，在一些人看来多少还是有点冒风险。
好在实事求是之风正在逐渐恢复，面对着《革命故事会》的尴尬局面，何承伟的提议得到了大家认同。
1974年3月至1977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此段时间，上海文艺出版社属上海人民出版社领导）编辑出版的《革命故事会》出版了三十三期。
1978年1月至1978年11月，原以丛书形式出版的《革命故事会》改为双月刊，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从第34期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