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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间狭窄的办公室，办公桌一张靠着一张，上面除了电脑就是那些堆满了的稿件，编辑们正在埋头改着手中的稿子，只有门前过道上那个中国汉代的说书老人，正张开嘴巴朝他微笑。
难道这就是那个创造神话的地方？
北京有一个小男孩，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他学习之余就爱看《故事会》。
父母亲怕影响他的学习，曾劝他不要再看下去了。可他却对父母亲说，看《故事会》不但不会影响学习，同时有利于帮助学习，提高学习的兴趣，还会懂得很多社会上的事情，有利于了解社会，开发自己的想像力，对作文很有帮助。
父母亲后来从老师那里了解到，自己的孩子不但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同时还时常帮助同学，乐于助人，是个好学生。
这一下父母亲都乐了，每期出版的《故事会》到时都争着给孩子买。
故事读得多了，小男孩就被那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吸引住了。他不觉想，这本来自上海的刊物，里面的故事为什么能够那么生动，那么叫人喜欢阅读？这样好的一本刊物，到底是怎么编辑出来的呢？那些负责编辑这本刊物的叔叔阿姨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在这位小男孩的心中，远方的《故事会》编辑部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1998年的暑假，小男孩突然向父母亲提出要到上海去。
这是孩子第一次提出远行，父母亲都觉得很奇怪，就问她要到上海去干什么。
小男孩的回答竟让父母亲大吃一惊。原来他到上海不是去玩耍，也不是去看大世界和南京路，而是要到出版那本《故事会》的编辑部去看一看。
母亲带着孩子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在一个清风吹拂的早晨，母子两人找到了绍兴路74号，走进了向往已久的《故事会》编辑部。
归依玲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小男孩站在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开始怎么也不肯坐下，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不停地打量着这间屋子。这是一间只有十多平方米的小屋，与自己家里的卧室差不多大小，两张办公桌一摆，剩余的空间也就显得很狭小了。令小男孩吃惊的是那些全国各地的来信和来稿，不但堆满了那两张办公桌，就连靠墙的书柜顶上，以及地板上，都被堆得满满的。那些信和稿件一捆一捆地摞在那里，如同一座座小山一般，厚的有两米高，就连最矮的也有半尺厚，负责通联工作的归依玲阿姨，每天都是在这信海稿山中工作。
小男孩不觉伸了一下舌头，天啦，编辑叔叔阿姨们要看多少来稿，才能选出每期上发表的精彩故事呀！
小男孩终于见到了神往的编辑部，见到了心中早已崇敬的编辑叔叔阿姨，在这里他知道了编辑工作的艰辛，知道了劳动的光荣和神圣，脸上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
临别的时候，他提出要同编辑部的叔叔阿姨们合个影，带回北京去做个纪念。
于是，编辑们都跟着他，一同来到楼下的大厅里。
母亲遵照孩子的要求，按动了手中照相机的快门，将编辑们的身影带向远方……
这是一个小女孩与编辑部的故事。
当归依玲见到这个小女孩时，她不觉愣住了。
这是一个来自广西柳州的初中生，当年只有十四岁，长得又瘦又小。她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身无分文，一个人独自爬上火车，每顿靠着向一些好心人要一点饭充饥，终于来到了她认为很“神秘”的《故事会》编辑部。
小女孩说，她从小就喜欢看《故事会》，经常是把爸爸妈妈给的零花钱省下来买《故事会》的，她特别喜欢“妈妈讲故事”和“16岁故事”这两个栏目。多年读下来，她的心里不觉有些奇怪了，现在那么多的刊物，为什么这本《故事会》却办得与别的不一样，几乎每一篇故事都叫人爱不释手？在她的心中，觉得编辑这本刊物的人与别的编辑有些不一样，觉得这些编辑都是一些很“神秘”的人，很想与这些人见见面，亲眼看一看他们。可是，家里人都说她太小，说什么也不让她来。于是，她就自己爬上火车跑来了。
距离产生了神秘，无数读者的心中由此滋生了向往之情。
归依玲被孩子的行为感动了，就带她走出自己的办公室，让她“参观”一下另一间办公室。
《故事会》编辑部只有两间办公室，这是一间比归依玲的办公室要大一点的屋子，里面并排放着几张办公桌，几个编辑正把头埋在稿子堆里看稿子。他们听见脚步声，有的回头来朝小女孩点了点头，有的连头都没有抬，仍独自看着手里的稿子。
小女孩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
现在，她感到心满意足，终于见到了想见到的编辑叔叔阿姨。原来，编辑了那本《故事会》的叔叔阿姨，并没有她想像的那样神秘，他们同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都是一些极其普通的人。同时，他们的办公条件也没有一些大公司那么气派，那么豪华，而是在一座极普通小楼的三楼上，两间屋子被稿子和办公桌挤得满满的。正是在这样的地方，他们竟编辑了那一个又一个令人神往的故事，吸引着全国无数的读者。
小女孩身无分文，一路上爬火车，吃别人的残汤剩饭，身体已显得十分虚弱。于是，编辑部就想办法给她安排在出版社创作室的小楼住下，让食堂的阿姨给她烧饭，照顾好她的食宿。同时，打电话与她的家人联系。
凡是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改过稿子的作家们都不会忘记创作室的那栋小楼。十四年前，我的一部长篇出版时，也曾在这座小楼上住过。有多少作家的作品，就是在这栋小楼里修改完成的，这栋小楼曾给中国许多作家留下过温馨的记忆。可是，有谁能够想到，一个为了解开神秘之梦的小女孩，也会在这里受到那些作家一样热情的接待呢？
编辑部为小女孩买好车票，准备送她去火车站的时候，鲍放又从自己的身上，拿出了一张一百元的钞票，塞到了小女孩的手里。
小女孩终于看到了笼罩着“神秘”色彩的编辑部，看到了那一张张普通人一样的面孔，看到了那一颗颗真诚善良的心灵……
第五章“幕后”之谜 （2）
2．注入人格的力量
在采访中， 我曾问过许多了解《故事会》编辑部的人：“你们认为这个编辑部主要的精神是什么？”
回答几乎是共同的：“团队精神”。
任何一本期刊，都是集体劳动的结晶。人们在共同的劳动中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支持，逐渐地形成相互的默契和配合，才能使刊物的每一个细节，都渗透出一种浓浓的人文精神。
在中国期刊的激烈竞争中，相互较量的焦点是什么呢？
有人说是刊物稿件的质量，有人说是刊物的印刷，也有人说是刊物定位的准确性……这些也许都是办好一本刊物的重要方面。但是，通过对于 《故事会》编辑部的采访，我认识到还应该有一个最根本的条件，那就是这本刊物编辑人员集体所必须具备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一本刊物的成功与失败至关重要，这种精神便是一本刊物编辑部的团队精神。
很难想像编辑部里矛盾重重，相互之间不信任，工作不配合，这样办出来的刊物怎么能够在市场上去站住脚呢？
是否可以这样地认为，任何一本刊物的竞争检验的是编辑人员认识世界和文化的方式，考验的是一种对于本土文化认识的功力，拼到最后是一种文化与人格的较量。而每一本刊物，在它还未投放到市场上时，编辑人员早已将其人格化了。
毫无例外，《故事会》也是一本人格化了的刊物，她集诗人和农民于一体。当人们翻开这本刊物时，我们会在那些生动的故事中感受到了一种诗人一样富有的激情和创造力，又能够感受到一种农民的勤恳和脚踏实地。
编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这本刊物注入了一种人格的力量。
脚踏实地的敬业精神，是《故事会》编辑部的优良传统。
早在创刊之初，顾伦、李中法、钱舜娟、陈中朝等老编辑，就以自己人格的力量，为后人做出了榜样。
《故事会》虽然来稿多，但是编辑们处理却从不马虎。精选精编精加工早已成了编辑部的传统，用“沙里淘金”来形容编辑们的工作并不过分。由于这些来稿，大都是生活在第一线的业余作者所写，因此在创作技巧上难免存在着许多问题。一些精彩之处和生花之笔，往往会被埋没在一些陈词滥语之中，这就要求编辑得用一双“故事眼”去看稿，去审视稿件中有用的东西，从中发现其闪光的“故事核”，然后再按故事创作的规律加工成故事精品。
《故事会》的编辑们每天都在堆积如山的来稿中忙碌着。他们不但是好稿的编者，也是一位好稿的欣赏者，更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淘金者。他们年年月月都在如海的“沙浪”中淘金，同时提纯着这些“黄金”的纯净度。四十年来，许多人从满头青丝一直忙到银发如雪。他们在忙碌中享受着生活，领悟着人生的真谛。通过他们的忙碌，给数以千万计的读者带去了一种文化享受的幸福感。
拥抱平凡，远离功利，人生的态度决定着一个人智慧的程度。
陈中朝在担任编辑的时间里，编辑部的人手比较少，为了及时地处理来稿，他总是下班后将一摞一摞的稿子扎好，然后带回家去看。陈中朝改稿有个习惯，他总是手握毛笔，在稿子上写下一个又一个蝇头小楷。为了扶持作者，对于有发表基础的稿件，他都会下大功夫去进行修改，有一次，当一位作者看到自己被修改的稿子时，不觉惊住了，因为那几张稿子，早已变成了“山河一片红色”。
有一篇名叫《失踪的人》的故事，经过陈中朝的认真修改后在《故事会》上发表了。这篇故事开头在写船警小张得知船上有人失踪，去找王科长时有一段对话，原稿写得很长，表现手法上也不太像故事：
……小张不免觉得有些唐突，说：“对不起，打搅你了。”“没关系，这不，我已经起床了。”科长穿警服说，“你有什么事吗？”科长虽然不高，但气宇轩昂，他行动敏捷，目光炯炯；浓黑的眉毛，微高的鼻梁，给人以强劲刚毅之感。他四十岁左右，和小张的父亲是老同事。“请坐。”“谢谢。”小张仍然站着说：“是这样，船上有一个人失踪了”“是吗？”科长看了一下表，说：“谁发现的？”“他的同事，吴会计，这不，他在门外等着我们呢。”
陈中朝在看稿中发现，这篇故事总体来讲还不错，但是作者对于故事的创作手法掌握得还不够，因此在写作手法上还欠“火候”，必须得花大力气进行修改。可是，这篇作品真要动笔修改，作者由于对故事的创作不太熟悉，改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为了培养作者，不让一篇好故事从自己的手中任意地“流失”，陈中朝决定自己动笔为作者改这篇稿子。
人们前面所读到的那一节开头的文字，很明显从语气到行文的格调，都是一种小说表现的手法，其意思在于通过人物的对话来介绍人物。但是，任何一个读者从他们那慢条斯理、从容不迫的对话中都完全无法感受到一种案情发生的紧迫感，也与发生案情后人物的心情格格不入。为此这篇故事从一开始，陈中朝就动笔进行了认真的修改。
陈中朝用他那支毛笔，在稿子的旁边写下了几排红色的蝇头小楷：
……小张一见王科长，急切地说：“船上有一个人失踪了！”王科长听了，马上看了一下表，说：“谁发现的？”“他的同事，吴会计，这不，他在门外等着呢。”王科长放下手中的文件走出来。
这真是点石成金！
通过陈中朝手中的神来之笔，删去了有关王科长的介绍以及王张二人那些毫无意义的对话，通过极简短的对话，突出了案情发生后两个人的急切心情，使故事一开始就渲染了气氛，并从对话中引出了情节，造成一种悬念，一开始就抓住了读者。
对于这篇故事，以后还有许多段落陈中朝都同样地动了大“手术”，使这篇原先根本无法发表的作品，变成了一篇深受读者喜欢的故事，发表后受到了读者的好评。陈中朝不但“救”活了这篇故事，同时也扶持了一位故事作者。
令人更加意想不到的是，有时一篇稿子一个编辑改完了，另一个编辑看过之后，认为还有些地方要进行再修改才能更生动，于是这个编辑又再次动笔。在一篇已发表的稿子上，经常会看到各个编辑不同的笔迹。比如故事《彩蝶》，就是这样经过几个编辑之手才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
吉林有一位故事作者，看到编辑帮助加工修改的稿子后，十分感慨地说：“看了后心情很激动，实在感到做编辑工作是很辛苦的。每一篇稿件，从选稿、改稿……一直到看校样，哪一件工作都要付出许多心血。我作为一个业余作者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在北京采访范大宇时，这位在故事界声名远播的故事作家，至今没有忘记当年编辑们对自己的扶持，他告诉我说：“《故事会》编辑们的敬业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我，直到现在，我都保存着一份当年他们为我加工修改的稿子，我要把这作为一种永远的纪念。”
《故事会》所依靠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充满着敬业精神的团队，是每一个编辑的灵魂所汇聚起来的一种团体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一本刊物取之不尽的“战略资源”。
《故事会》正是依靠着这种精神财富，才获得了不尽的物资财富。
是的，如果一个刊物的编辑部失去了自身的一种精神，那么它就只能是一个生产刊物的工厂或车间，获得的利润也只能是暂时的。因为任何一件精美高档的产品都有过时的时候，而只有适合于人类文化心理的东西才能够永恒。
从一本期刊来说，支撑着这种人类精神产品的，只能是期刊编辑部自身的精神。
鲍放是现在编辑部里从事编辑时间最长的编辑，问她为什么几十年来都一直在这个编辑部？有没有动一动的想法？她说：“《故事会》编辑的工作是很辛苦的，但我喜欢这项工作，喜欢这里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氛围。”
当年从出版社“借”到《故事会》编辑部的归依玲，谁知这一借就是二十多年，竟在这编辑部“定居”了下来。她说：“别人都说《故事会》的人都是些‘老石（实）头’，我喜欢这里的工作环境。”
人们寻找工作，更主要的是寻找一种更加宽松和谐的生存发展环境。
在采访中，编辑们对于编辑部这种人文环境的认识几乎是共同的。
没有那种文人相轻的陋习，没有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猜忌，有的只是一个个埋头工作的身影，一个个相互支持的行动，一个个彼此体谅的温暖，只是从那一本本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中所折射出来的人格魅力。
创造一种团结和谐的工作环境，对于刊物来说也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生产力。
要想办好一本刊物，就得下功夫去发掘这种资源，创造一个相互融洽的环境。在编辑部内实现一种人与人之间心灵的相互沟通，实际上就是一本刊物办刊宗旨、办刊路线以及办刊思路上的相互融会，这是一种办刊人整体素质的有机结合。
第五章“幕后”之谜 （3）
一本以讲故事为主的刊物，不可能每天都有大举措，大动作，有的只是平平常常的事，普普通通的人，正是这些普通的人和事，才创造了《故事会》的辉煌。
“官兵”一致是《故事会》编辑部的传统，从过去的顾伦、刘斌，到现在的何承伟、吴伦，虽然都曾担任过编辑部的领导工作，但是编辑们从来都未叫过他们的“官衔”，有事都是直呼其名。就连何承伟后来担任了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社长，编辑们见了他也仍然是直呼他的大名，而他也总是乐呵呵地答应。
有一次笔会，作者和编辑们同坐一辆大客车。当大家高兴兴地到达目的地后，作者们这才发现，坐在汽车最后面位置的，竟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