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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听后忙说，他有一个朋友，是肾病方面的专家，刚从北京回来度假，可以请他帮助你看一看。
后来，老人将朋友介绍给了当地的那家医院，在给小梅看完病后，又与当地医院的医生一同会诊，并给小梅动了手术，使她的病终于得到了好转。当然，这些费用都是那位好心的老人和他的那位专家朋友给支助的，只是这两位好心人一再地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
第六章《故事会》外的故事（5）
5。 两箱《故事会》
许许多多奇特的事情，总是围绕着《故事会》在发生着。
这些发生在《故事会》外的故事让人惊奇，却又让人信然。
这些故事的发生与结束，都似乎与《故事会》的风格相似。
有一位名叫夏春华的作者，曾讲述过这么一件事情。
那是在1996年的时候，他所在的工厂因为经济效益不好，无法发出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他便与几位厂里的师傅一道，南下到广东去打工谋生。
到达广州以后，在别人的介绍下，他们到白云区龙岗路一幢住宅楼里给别人家搞房屋装修。
他所负责装修的人家，住着一位老婆婆。令他不解的是，在这间屋子里的正墙上挂着的是她儿子的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前放着一本《故事会》。后来他才知道，她的老伴和儿子都相继地去世了，而他的儿子却是因为那次去买刚出版的《故事会》，在路上遇上车祸身亡的。因此，每到新的《故事会》出来，她都要去买上一本来放在儿子的面前，让心爱的儿子在另一个世界也能看到这本刊物。
在装修时他才发现，这位老婆婆的家里，竟装满了两纸箱的《故事会》。
休息的时候，他便向老婆婆借纸箱里的《故事会》看，可是，这位老婆婆有个规定，只准他在屋里看，不准带出屋子去，说是怕把书给弄丢了。
装修结束，算完工钱，他就准备离开。可是，刚走到门口时，发现一堆装修的垃圾事前未曾谈好价钱，因此现在还堆在那里。老婆婆正从外面找来几个民工，准备清除垃圾。这些民工要老婆婆出两百元钱才肯动手。
夏春华一看，这不明明是有意地想“宰”这位老婆婆吗？
老婆婆嫌那伙人要得太贵，只肯给一百元，双方为此相持不下。这时，他便主动提出帮老婆婆搬动这些垃圾，条件是不要钱，只要她家里的那两纸箱《故事会》。
那些想要“宰”别人的人不高兴了，就与夏春华吵了起来，并扬言要给点颜色他看看。
夏春华后来硬是将这些垃圾从六楼一点一点地搬走了。
老婆婆见他真诚热情，就将那两纸箱《故事会》送给了他，并且还给了他一百元钱。他说什么也不肯要那一百元钱，独自一人挑着那两纸箱《故事会》下了楼。
可是，当他挑着走了不远时，却被一群人给拦住了。他还没有反映过来，就被一阵拳头打倒在地。当他爬起来的时候，那一伙人早已跑得无踪无影了。
他忍着身上的疼痛，将这些《故事会》挑回住地，就开始利用休息时间读了起来，很快地就被那些故事吸引了。后来在每次的打工之余，他就试着开始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写成一个一个的小故事，然后再邮给《故事会》编辑部，几年下来，竟也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不久又参加了《故事会》的创作培训班……
第六章发行中的喜和忧 （1）
由于《故事会》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时期，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采用“在缓坡上行走”的办法，不断地使刊物的发展适应变化着的市场经济与读者心理，从1980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刊物发行始终保持在三百万册到四百万册左右，位居全国期刊发行的前列，创造了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 登上“珠峰”的感觉
在《故事会》的发展历程中，曾创造过一个中国期刊发行史上罕见的奇迹。
那是1985年，在第一期发行达到七百二十四万册后，第二期《故事会》发行量再创新高，达到了七百六十万册，创造了中国期刊史上单期发行量的一个高峰。
这是《故事会》在1979年那次拨乱反正，重新确定办刊思路之后所取得的重大成果。站在这座中国期刊单期发行量的“珠峰”上，作为主编的何承伟同所有的编辑们一样，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作为一名编辑，读者订数的增加，说明这本期刊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受到欢迎的程度。可是，何承伟在高兴的同时，却又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因为除了全国各地故事类的报刊正在相继诞生，市场竞争态势已经开始形成，在未来的发展中激烈的市场竞争即将展开之外，另一个方面就是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印刷纸张不断涨价，现在已由过去的每吨四百到五百元的价格，逐渐地涨到了八百到一千元，将来还有可能突破，达到更高的数字（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事实已经说明这种当时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目前一吨纸张已经涨到了将近六千元左右的价格），刊物将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发行量如此之大，却竟然会出现经济压力？
因为此时的《故事会》为了让利于读者，刊物刚从原来的每期定价一角八分钱涨到了二角四分钱，这个价钱就相当于当时老百姓买一只鸡蛋的钱。可是，照此计算，《故事会》每印一册，就会亏损四分多。也就是说，此时的刊物是发行越多，印数越大，亏损就会更严重。
一个极其严峻的事实摆在面前：巨大的发行量不但不能给刊物创造利润，相反地却是更大的亏损。
如果大幅度调价，不但会给读者增加负担，同时又会相应地影响发行量。
如果不调价，随着发行量的不断增加，刊物就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如果长期因发行量巨大而出现亏损，最后刊物就无法再办下去。
许多热心的读者知道刊物这种两难的境地后，纷纷给编辑来信，要求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为刊物能够继续办下去出一点力量。
编辑同志：
听说贵刊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威胁，我和我爱人都非常焦急。十多年来，我们和《故事会》朝夕相伴，形影不离，它给了我们欢乐、幸福，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这么好的刊物，千万不要因为经济因素而垮台呀。为了表示一点心意，特寄上人民币一百元，用以增加你们办刊的经费，钱虽少了些，但你们不难发现，在严峻的经济压力面前，有一大批热心的读者在关心和支持你们的事业！
另外有个小小的建议，如今一包外烟黑市要买0。4元，而一本脍炙人口的《故事会》才有0。24元，实在说不过去，价格不妨可以再适当提高一些。我们对自己喜爱的刊物也乐意多掏几个钱，大家齐心协力，渡过这个难关，一切都会好起来！
辽宁鞍山钢铁厂 洪涛
编辑部：
面对书价飞涨，读者怨天怨地，但我想你们编辑也一定焦头烂额，苦不堪言。是呀，稍稍了解一点内幕的人都清楚，如今纸张在涨，印工费在涨，人工费在涨……尽管你们有三头六臂也是顶不住的，看来你们在定价上又要有所行动了。对于这一点，我们思想上早已有准备，不会迁怒你们，因为你们也是无奈。只是希望《故事会》在新的一年里，和我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高质量，真正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的故事刊物！
湖南湘潭大学 葛一鸣
这两封信，只是当时《故事会》面对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下所收到的读者来信中的数万分之一。一封封发自肺腑的来信，读得编辑们是热泪盈眶，他们认为，作为一名编辑，天底下没有比读者理解更让人欣慰的了。于是，何承伟召开编辑部会议，为了不辜负广大读者的希望，刊物决不能靠好心的读者自己掏钱赞助来生存。提出了首先得进一步办好刊物，“脚踏实地，从零开始，力求在题材上、栏目上、封面上有更大的突破。”然后再考虑根据市场的调价问题。
接着，编辑部从主编到编辑倾巢出动，分赴全国各地，扶植新人，组织稿件，了解动向，倾听意见，思考对策。
1985年前后，何承伟又与当时负责发行工作的蒋福海、殷锦荣、姚云平、陆祖成等人商量，调查市场情况。
在综合了编辑与发行的各方面情况之后，面对逐渐出现的市场经济形势，《故事会》决定在照顾读者的同时，尽早地将自己进入市场运作，
随着纸价的不断飙升，刊物涨价已势在必行。可是当时许多刊物为了自身的生存，长幅太高，致使订数陡然下降。为了防止此类情况出现，《故事会》采用了一条适应市场的“在缓坡上行走”的调价办法。
1985年底，《故事会》由两角四分调为三角，只长了六分钱。
1988年3月，全国期刊纸张供不应求，猛然一下纸张再次大幅度涨价，就是出再高的价也很难弄到更多的纸张，致使《故事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脱期。这时《故事会》调价为三角五分，每本只增加了五分钱。面对着如此猛涨的纸张价格，这种调价只能是杯水车薪，发行量达数百万册的《故事会》竟出现了亏损。
发行量增加了，经济上反而出现亏损，这是中国经济的转型时期在期刊发行上出现的一种奇怪现象，此时的《故事会》正处在这种怪圈中。
这本刊物不是那种官方刊物，绝大部分都是靠老百姓自己掏钱订阅和购买，为了这本刊物的生存，也为了不给读者增加更大负担，负责发行的姚云平奔赴哈尔滨、武汉、福州、西安等地，与有关部门进行了艰难的谈判。原因很简单，定价三角五分的刊物，除去每本一角四分的发行费之后，只剩下了二角一分钱了，而每本的纸张成本，当时已高达二角二分，这还没有算印工费。也就是说，《故事会》每多发行一册，就要亏损一分钱，全国每期几百万册发行下来，全年的亏损就可想而知。
猛看这位负责《故事会》发行的姚云平，大块头，一个典型的北方大汉，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一个上海人。可是在这次谈判中，姚云平却充分发挥到了他上海人的精明。他一笔一笔地与有关部门算账，一点一点地讲刊物面临的困难，通过大量的工作，终于取得了相关部门的理解，使《故事会》在1988年纸张价格暴涨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平局”——既没有亏本，又没有利润。
编辑们就这么辛辛苦苦地“白干”了一年。
可是，正是这样《故事会》以涨价的增幅远远低于别的期刊，适应了读者的经济利益和心理承受，从而取得了读者的信任，为以后的大发行打下了基础。
1989年，《故事会》定价为五角五分，总发行三百一十八万册。
1990年，《故事会》调价为六角五分，每册增加一角。这个价格稳定了将近三年时间，发行量经历了一个曲线推进的过程。
1990年第十期是调价后的低谷时期，总发行量由过去的三百多万册跌到二百七十九万九千七百八十九册。
1991年出现回升，这年的第十期印数为二百九十八万二千四百一十三册，比去年同期增长约二十万册。
1992年，发行量再次升高，达到三百五十三万二千四百一十册。
事实说明，《故事会》在1990年的这次调价中是成功的，同时也逐渐地获得了读者的理解与支持，与当时同步调价的一些刊物相比，他的订户不但未曾下降，经过三年后反而增加了。
可是，此时的纸价却“树欲静而风不止”，还在不停地上涨，面对着如此迅猛的长势，再像过去几年一样地实行“微调”，恐怕不能适应，如果照此年年调下去，读者也有些厌烦。根据几次调价中读者的承受能力，《故事会》决定在这再次调价的缓坡上迈一大步。
1993年，《故事会》定价为一元，每册增加了三角五分。
虽然只是三角五分，但比过去历次的调价幅度都大，作为发行来说也是心中没有底的。因为当时因调价而使订户锐减的期刊不在少数。
这年10月，令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了，本期印数达三百二十万零九百九十六册。
1994年，《故事会》再次调价为一元四角，月发行量达三百七十多万册。
1995年，出版社实行主编负责制，姚云平被正式调入《故事会》负责经营发行。
这时，全国性的纸价再次上涨。
为了进一步搞好适应市场化的调价工作，姚云平出差达二万五千六百公里，对中国期刊市场和印刷市场进行调查。六月，他将所了解到的情况向主编何承伟作了汇报。
何承伟在听了汇报后，面对着纸张提价，全国许多期刊都千方百计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却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决定，从下半年开始，《故事会》的封面由过去的江南铜版纸改成进口铜版纸，同时用最好的纸张进行内文的印刷。定价调整为二元，让期刊强行进入调整市场。
可是仔细一计算，由于纸张上涨，会给刊物带来近六百万元的损失，再加上改版的纸张费，那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这时让刊物这样调价后进入市场，似乎会影响到刊物的发行量，同时波及到刊物的经济效益，许多人都不免有些担心。
事实说明，这种强行进入市场的作法是适应了时代发展的。由于《故事会》开始“改头换面”，变得越来越靓丽，他的发行量不但未曾减少，相反却有了新的飞跃，这年的月发行量达到了平均四百三十万册。
这真是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神话般的数字。
《故事会》每期三个印张，竟容纳了七八万字，全年发稿达百万字，比一般五个印张的刊物容量都要大。读者也都是会“过日子”的普通百姓，仔细一算，她带给人们的是真正的实惠。
经过近十年来的市场运作，《故事会》的调价得到了读者的理解与认同，订数已基本稳定在三百万册左右，未曾出现因调价而订户骤减的现象，这说明在发行上所制定的“在缓坡上行走”的调价思路是适应了市场与读者心理的。通过几年的市场运作后，刊物调至现在每期二元五角的定价——这是目前中国低收入家庭每月都能承受的价钱。
由于《故事会》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时期，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采用“在缓坡上行走”的办法，不断地使刊物的发展适应变化着的市场经济与读者心理，从1980年到现在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刊物发行始终保持在三百万册到四百万册左右，位居全国期刊发行的前列，创造了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六章发行中的喜和忧 （2）
2。 “无孔不入的渗透”
姚云平又要出差了。
姚云平从1979年调入上海文艺出版社跟蒋福海、殷锦荣一同搞发行，算一算已是二十多个年头了。特别是后来担任《故事会》的经营发行工作后，他更是感到身上的压力之大。因为他知道，这本刊物编辑们都花了很多的心血，在海内外已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因为发行上出了问题，造成对刊物的影响，那责任将是十分重大的。因此从接手的那一天起，他就急着改变原有的一些发行办法，强行将期刊带入市场。
为了搞好发行，他一年到头几乎有70％的时间都在外面出差，对市场进行调查，对一些客户加强联系。
1988年前后，由于纸张的价格猛涨，发行费用的增加，许多期刊为了生存，不得不改邮发为自办发行。此时的《故事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如果搞自办发行，当然可以一时地节省一部分开支。但是在经过详细的市场调查后，姚云平向主编何承伟汇报，仍采用邮发的形式。因为邮局有目前中国最好的邮发网络，这是现在任何一种发行渠道都不可能取代的。与此同时，在与邮局发行的多年交往中，姚云平感觉到他们比较守信用，每期发行之后的资金都能够保证如数到账。如果自办发行，势必要增加大量的人员开支，同时这些负责发行人员的管理等诸多问题也是一件比较难办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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