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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年三十的晚上，总有干不完的事情，他们忙忙碌碌地准备着半夜里要用的物品。在供台上，他们摆放了两个大红蜡烛，要在后半夜村人中的晚辈来拜年时点燃起来，照亮整个屋子。在餐桌上，他们准备了几个的凉菜和几种烧酒，准备了茶水和自己油炸的点心，准备了一些劣质的糖块，款待前来拜年的男人女人和孩子。
一切都收拾停当了，他们各自做最后一件事情。母亲把给我和姐姐早就缝制好的新衣服拿出来，摆放在我们的头顶上，等待我们半夜醒来穿在身上。新衣服缝制完的时候，我们曾经试穿了一次，之后母亲就藏了起来，不到这个时候绝不会拿出来的。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了藏着的鞭炮，这些鞭炮刚买回家的时候，父亲取出几个让我试放了，就神秘地藏了起来，不到这个时候也是决不肯拿出来的。他从鞭炮中精心挑选出一个炮仗，用一根针把炮仗的引信挑开，让引信露出黑色的火药，然后，父亲把这个炮仗放在灶间的门后面竖立着，半夜起床，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燃放这个炮仗，之后去把家门打开。倘若这个炮仗的声音响亮的干脆利索，似乎就预示着新一年开门的吉利，因此父亲在挑选这个炮仗的时候，格外用心。
乡村的拜年活动从后半夜的两点钟就开始了，每个家庭的女人留守在家里，迎接来拜年的晚辈的祝福，男人们除去很年老的、身体有病的，其他都去自己长辈的家里拜年，三岁以上的孩子大都参加了这个类似朝拜的乡村活动。
那年月村里没有一台电视，年轻人只能聚在一起打扑克，凌晨一点钟的时候，他们就在自家的院子里开始燃放鞭炮。
我通常是在两点多钟被母亲叫醒，这时候父亲和母亲已经准备好了午夜的年饭。按照规矩，我和姐姐穿好新衣服，走到父亲母亲面前给他们拜年，姐姐恭恭敬敬地说了爸爸好、妈妈好之后，就轮到我了，但我只叫了一声妈妈好，然后就站着不吭气，垂着头。母亲说，你还没问爸爸好呢，你怎么……傻了呀？爸爸站在我面前，愣愣地看着我，有些吃惊。母亲拽了一下我的胳膊，催促说，快问你爸爸好！我扭了扭脖子，歪头瞅着爸爸说，酒鬼！我刚说完这句话，母亲的巴掌就落在我的脸上，父亲叹息一声就从我身边走开了，对母亲说，你別招惹他了，大过年的让他哭叫呀？
据说这个时辰是不能流泪的，这个时辰流泪了，一整年都晦气，即使家里死了人，也要暂时搁置起来，欢欢喜喜过了年，再把该哭的声音哭出来。母亲也就叹息一声，不跟我较劲了。
挨了一巴掌，我的情绪没有受到多少影响，母亲的巴掌落得很轻。等到父亲走开了，我就跑到院子里，用一根木棍挑了长长的鞭炮燃放，但是我的鞭炮经常被左右邻居孩子们的鞭炮声淹没了。站在院子里，能听清远远近近的村庄传来的鞭炮声，那些很远的声音，听起来像锅里滚沸的稀粥，沉闷而粘稠。
总有几个沉不住气的半大孩子，在别人还没有吃完午夜年饭的时候，就欢快而急促地拍响了房门。父亲听到拍门声，就让母亲把没有吃完的年饭端走，他小碎步跑去开门。
门一打开，半大孩子们就乱嚷嚷地喊，伯伯好大妈好，叔叔好婶婶好，哥哥好嫂子好……父亲和母亲分不清是谁喊叫他们了，嘴里一个劲地应答着好好好，手里忙着倒酒分糖。孩子们谁都不坐下喝酒，他们从父亲手里领了一块或者两块糖块，呼啦啦地撤出屋子，像潮水一样退去，接着，我们就会听到邻居的房门被拍的砰砰响，再接下来，我们的房门又被拍响了，第二批第三批……人流一批接一批地漫过来。
邻居的女孩子跑来和姐姐结伴，她们走后不久，父亲也便带着我出门了。临出门的时候，母亲就叮嘱我，说管住你爸爸，不能让他喝酒！
大概有十三四年里，我一直充当着父亲喝酒的监护人。
天空落着小雪，铺了雪的街道在黑夜里泛着白光。大街小巷上，灯火闪烁，说笑声迭起。成年人手里举着手电筒，里面的电池大都是新买的，射出了雪亮的光柱。这些光柱在人们的头顶上相互交织着，照着雪地，照着街道边的树木，照着积雪的屋顶……把夜晚照的摇摇晃晃。孩子们手里挑着红灯笼，里面蜡烛的光跳跃着，把暗红的光线映在雪地上，他们走近的雪地也就变成了暗红色。在黑的夜里，灯笼从对面走来，看不清挑着灯笼人的脸，只有一个人的轮廓在暗红的光里朦胧着。倘若从远处看，就连朦胧的人影也看不到，那些穿梭的灯笼仿佛自己长了腿，在黑暗里飘忽游动着。那景象，多少年之后在异地他乡回想起来，如在梦中。
人在雪地上摔倒是常有的事，摔倒的人和没摔倒的人就一起嘻笑了。也有喜欢恶作剧的半大小子，藏在某黑暗处，等到一些结伴拜年的姑娘走近，突然发出几声怪叫，或者向她们眼前抛出点燃的鞭炮，就会听到姑娘们发出长长短短的尖叫，惊恐的叫声多半被她们夸张了一些，半大小子们就在姑娘们半怒半喜、带着兴奋和善意的嗔骂声中，心满意足地跑开了。
我跟在父亲身后，穿过一条条街巷，去那些长辈家里拜年。父亲叫对方哥哥，我就叫伯伯，父亲叫叔叔伯伯的人，我就叫他们爷爷，掌握了规律之后，我就不须父亲指点了。
事实上我是管不住父亲喝酒的，每到一户人家，主人必定热情地招呼父亲喝酒，而父亲也就喝了，不多喝，只一小酒杯。但是走过二三十户人家后，父亲的脚步就趔趔趄趄，说的话也多起来，说话的音调逐步升级。我知道父亲快要醉了，再后来，父亲给长辈拜过年，不等他端酒杯，我就拽着他朝外走。父亲的一只手被我拽着，身子歪斜，另一只手快速地从主人手里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黑暗渐渐退去，只有一些僻静的角落还残留着浅淡的夜色，街道上拜年的人稀疏起来，这时候父亲就彻底醉了，在我的搀扶中，沿着街巷趔趄地走回家。他一次次摔倒，我一次次吃力地把他拽起，走到家后，我们的新衣服上都粘满了雪和土。
母亲照例要大骂父亲，一向寡言的父亲这时候却有说不完的话，他说你骂吧我才不怕你骂哩，我一不偷盗二不抢三不耍流氓四不反对党，你骂吧，共产党好社会主义万岁，我没犯法你能把我怎么样？
父亲弓着腰，站在屋子中央，尽力支撑着几乎要瘫下去的身体，不停地挥动着手。我的姐姐怯怯地走到他面前，说你睡吧爸，你睡一会儿就好了。
姐姐的羊角小辫被父亲抓住，拽着，姐姐抻长了脖子，嘴角咧扯到耳根下。
你走开。父亲甩开了姐姐。
爸，你睡吧。姐姐很希望父亲立即躺下睡去。
但是被酒精燃烧着的父亲，此时不能有一刻的安静，他把姐姐朝一边甩去，凶着眼看我，故意拉出了很丑恶的面孔。
你过来我命令你过来。父亲用手指点着我。
我不像姐姐那样乖巧，撒腿就要逃跑，却被他抓住了后衣领，他用手掐着我的脖子，手指一紧一松的，说，你叫我爸爸，叫呀！
母亲慌张地冲过去，试图从父亲手里把我夺下来，但是父亲的两手紧紧地箍住我的脖子，母亲就逼着我说，丰儿，快叫他一声，你不叫他能掐死你！
我倔强地怒视着父亲，死也不吭一声。母亲只好去扳父亲的手，父亲的手松开了，却抬手对着母亲的脸打了一巴掌，说你们给我滚出去，都去死吧！
父亲醉酒后，完全没有了他平时的文静，脾气异常暴烈，母亲在这个时候不敢与他较劲，就放声大哭了。母亲不管这个日子能不能悲痛地哭泣，她像死了娘一样悲切地哭叫，一边哭着一边喊叫我哥哥顺儿，但是她无论喊叫谁的名字，对父亲都起不了震慑作用了。父亲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屋子中央蹦跳着，练习着谁也看不懂的拳脚。
母亲转身朝屋子外走，说你让我死我就死给你看，我死了你去找你那个梅吧。母亲说的那个梅，就是追求父亲的女同学。
我和姐姐急忙跟着母亲一起朝屋外走，走到了院子里，母亲才突然站住，回头瞪着我和姐姐，说你们跟着干啥？回屋子看守着他！
母亲当然不会去死的，这样的话我们听了无数次了。母亲出了家门，拐到邻居家躲藏了，把我们留在家里照料父亲。我和姐姐不敢进屋子，就站在院子里监视父亲，防止出现什么意外。父亲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渐渐地疲软下去，躺倒在土炕上，只几分钟的时间就发出了响亮的鼾声。
外面的大街上，穿着新衣服的孩子们聚拢在一起玩耍，那些笑声隔了几排屋顶，飞落在我家院子里。我对姐姐说，你在家里吧，我出去找找妈。姐姐知道我想出去跟孩子们玩耍，姐姐就生气地说，你走吧，你走了我告诉妈，就说你不在家里看守爸，看妈不收拾你！
最后我还是跑了，姐姐就一个人呆在屋子里。
等到我在外面疯了一阵回家，父亲已经醒过来，坐在土炕上愣愣地出神，眼睛有些浮肿。看到我进屋，他瞟了我一眼，仍旧把目光盯住屋子随便的一个什么地方，似乎在回忆一些往事，思绪费力地穿越着某段被堵塞了的空间。
外面的天渐渐黑下来，屋前屋后的人家已经亮起了油灯，不断地有谁家的父母扯着嗓子喊叫他们的儿女回家了，有冷不丁地响起的几声狗叫，还有一些零星的鞭炮在远远近近炸开。这些声音在傍晚快速下垂的暮色里，显得那样急促，那样温暖。
这时候，父亲在暗影里动了动身子，抬头看着我姐姐，疑惑地说，你妈妈呢？
我姐姐摇头。父亲醒来的时候，姐姐就不害怕他了。
出去找找她，该吃晚饭了。
其实我们知道母亲在什么地方，但是母亲不准我们说。父亲让我们出去找找，我们就跑到邻居，把父亲的一些情景转告母亲。母亲说，你们就告诉他找不到我，就说我死了！
邻居的女人也说，不要回去，在我们这儿吃完饭，在这儿睡一个晚上，吓唬吓唬他。
我们在外面消磨一些时间才回家，说到处找不到母亲。父亲在黑暗里动了动身子，有些紧张地说，她能到哪里了？再后来，他就站起来在屋子走动，偶尔会扭头凝视窗外越来越浓的夜色。
当然，母亲在邻居的家里，也不停地打量窗外的夜色，她坚持到别人家里吃完饭的时候，就再也不能坚持了，要起身回家做饭。她知道父亲醉酒后，把胃里的食物都吐出来了，瘪瘪的胃里却还残留着一部分酒精，这个时候最容易伤了胃。
母亲走进家门，拉长着脸一句话不说。父亲小心地观察了母亲的脸色，然后轻声问她到哪里串门了，却听不到母亲的回答。
屋子里一片寂静，只听到母亲在灶间烧饭的叮当声。
这种沉寂的时间不会拖延太久，母亲就突然发出愤怒的责骂声，她说，你害死了顺儿，又想害死丰儿，你恨不得我们都死了呀。父亲很内疚的样子，小声说，怎么又扯上了顺儿，别提顺儿的事，我喝酒跟顺儿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想喝醉。
你不想喝醉，怎么醉得像癞皮狗？！
父亲很认真地说，到了谁家都让喝一杯，一杯一杯就多了。
母亲瞪眼盯着父亲问，谁让你和你都喝？就不能不喝。
不能。父亲说，人家那么热情，看得起你才让你喝，不能不喝。
之后，无论母亲再骂什么，父亲就不吱声了，他走到灶间，尽量找一些能做的事情做。
父亲又恢复他的样子，一切也就平静下来了。
5
乡下的孩子都期盼着过春节，只有过春节才能穿新衣，才能吃一顿大肉。我却是一个例外，从七岁那年，我就害怕过春节了。
我七岁那年之后，每年的大年初一，几乎成了父亲法定的醉酒日，母亲也在这一天要大哭大闹一场，而我和姐姐就要在恐惧里度过艰难的一天。
快乐只属于别的孩子，我没有。我们家里鸡飞狗跳的景象，倒是给那些喜气洋洋的孩子们，又增添了些许快乐，他们常常追随在醉酒的父亲身后，快乐地嬉闹着，最后拥挤进我们家的院子里，听父亲的醉话，听母亲拖着唱腔的哭泣。
我是没有办法把孩子们赶出院子，这个时候我们家的院子似乎已经不属于我们的了，它成了大家娱乐的场所，随便的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他们甚至走进我们屋子里喝水，或者东瞅瞅西看看的。
看着这一切，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恐惧。
当然，在父亲醉酒之外，还有让我更恐惧的事情，那就是请人吃饭，被请的人主要是生产队长，还有生产队里的会计，他们控制着我们家里的粮食。我们家里过年预备的最好的鱼肉，都跑到这些人肚子里了。
那是一个靠挣工分吃饭的年代。我们家里只有母亲去生产队里劳动，母亲的工分只能挣出她自己的口粮，按照规定，父亲每年要向生产队上交一百多元钱，给我和姐姐买口粮。那时父亲已经吃皇粮了，每月有二十四块钱的工资，扣去他自己每月要交的八元钱生活费，剩下的这些钱仅能维持我们家庭的基本消费。
不给生产队交钱，他们随时都可以停发我们的口粮。那一年麦收后，生产队在打麦场上分麦子，母亲对我说，你去看看，先排着队去。后来我才明白，其实母亲只是为了躲避一些尴尬的场面，就把我派出去了，家里的这种尴尬的事情，大都有我去支撑着。在母亲眼里，我是个男孩子，受人嘲笑几句，或者给一些冷脸，没有多少难堪的。但是母亲错了，母亲不知道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不知道别人的那些冷讽热嘲给我的成长造成了多大的心理障碍，如果她明白，她肯定不会把我推出去的。
我拎着一条口袋，随着熙攘的人流去了打麦场。六月末的太阳光明晃晃地照着脱了壳的麦粒，照着山一样堆起来的麦秸草，照着男男女女黑黝黝的脸膛。
男男女女们都在一架大磅秤前排起了长队，略显疲惫的脸上挂着庄严的神色，目光投向了生产队长。麦场的边缘处，有几头牛卧着，尾巴不停地卷曲在身上轰赶着苍蝇，阳光闹哄哄地围在牛们身边，把牛们晒得困倦懒散。
不知谁家的狗跑进了麦场，跟在几个绕着打麦场疯跑疯叫的孩子身后，欢欢地跃动身子，竟从麦堆边跑过去。看麦场的瘸子爷就对着那条狗猛吼一声，一瘸一拐地把狗赶出了场地。
队长披着一件白色褂子，围着金灿灿的麦堆转悠着，会计已经把算盘放在了磅秤的横梁上，但是队长还绕着麦堆思量着。今年天旱，麦子减了收成，队长的脸色有些阴暗，长长的一队男女很关切地盯住他的脸色，仿佛要从上面读出一些文字。
队长把手插进了麦堆里搅动几下，麦堆表层的一些麦子像山体滑坡似地滑下来。队长搅动麦堆的时候，麦堆散发出新麦的清香，由于太阳的烘烤，麦子的清香中夹杂着温热的潮气，弥漫了整个打麦场。队长的手从麦堆里拔出来，将手里捏着的几粒麦子，放在嘴里咀嚼着，片刻就有白色的液汁从他的嘴角溢出。
队长终于看着会计说，每人六十斤吧。
会计立即把算盘拿起来，习惯地摇动几下，算盘珠子在寂静的阳光里发出清脆的撞击声。这种声音把磅秤前面的长队搅乱了，队伍里的男女开始推推搡搡的，都抻了脖子朝会计看去。
很多年以后，我听到算盘珠子的声音，仍禁不住心头一颤一颤的。
队伍朝前挪动，我前面一个女人硕大的臀，挡住我的视线，看不到前面热热闹闹的情形。我不安分地朝前探着身子，大概碰到了女人硕大的臀，那女人扭回头挖了我一眼。
前面的长队缓慢地移动，一节一节地缩短着，我终于站到了排头，把自己的口袋放到了磅秤上。这时候，会计抬头看了队长一眼，队长就拉长着脸走过来，我看到他走路的样子，心里虚虚的，不等我反应过来，他飞起一脚，把我放在磅秤上的口袋踢飞了。
队长说，不交钱，吃屎吧！
会计又低下了头说，下一个。
后面的人快速地挤上来，粗手粗脚地把我拨拉到一边。
我拎起踢飞的口袋站在队伍外，傻了似地看着金灿灿的麦堆，在会计的算盘珠子噼啪声中，一节节地缩矮。分到了麦子的男人女人们，把鼓鼓的口袋绑到独轮车子上，各自回家，打麦场上的人终于走光了。
太阳下空旷的打麦场上，只有我和我的影子，还有空气里留下的麦香。我的腿像生了根一样扎在那里，嗅着甜润的麦香，似乎永远不想动弹了。
看守麦场的瘸子爷用扫帚清理着麦场，清理到我身边的时候，抬眼看着我说，回去吧，该吃晌饭了。
我用力拔了一下自己的腿，沿着路边慢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