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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的人方可丢出第一块石头的告诫早已遗忘，群众争相观看公开斩首或绞刑是常有的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认为父亲的罪恶会让下一代得到报应的信念转换成了母亲的罪恶会让子女得到报应。汤玛斯·海伍德在书中说“女人的贞操一旦毁损，便会带来不名誉和耻辱”。海伍德并且声称，败德女人的罪行将会遗留毒素给“由坏种和非法通奸所衍生的下一代”。
两百五十年过后的现在，英语这语言变得稍稍浅白了点，然而关于女性和败德的维多利亚式思维依然没变：性交的目的是生育，而“震颤”只是受孕的催化剂。江湖术士以讹传讹却被当成了真理的一种说法是，“震颤”是女性受孕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被强暴的女人怀孕了，表示她在交媾的过程当中经历了高潮，显然她是心甘情愿的。如果一个被强暴的女人没有怀孕，表示她没有高潮，则她声称遭到强暴或许是真实的。
十九世纪的男性对女性的高潮十分执迷。“震颤”是那么的重要，让人不禁怀疑究竟有多少是伪装的。技巧的学习因此变得重要，否则男性便会被视为无能。如果女性无法获得高潮而且毫不掩饰，她的情况很可能被诊断为性冷感，这时就有必要让医生彻底检查了。而用来判定一个女病患是否性冷感的方法通常只是针对阴核和乳房进行简单的触诊。倘若在检查当中乳头坚挺，则结果很乐观；倘若病患经历了“震颤”，做丈夫的便可以安心了，因为他的妻子非常健康。
伦敦的烟花女子，一如当时媒体、警方和大众对这些妓女的称呼，在冰冷、暗寂且污秽的街道穿梭并不是为了寻找“震颤”，尽管许多维多利亚人相信妓女之所以成为妓女是因为她们有着难以满足的性欲。要是她们愿意放弃堕落的生活方式转而侍奉上帝便能得到眷顾，从此衣食无虑。上帝照顾他的子民，救世军的女性义工勇敢进入东区贫民窟去递送小蛋糕，传达这上帝的承诺。像玛莎·塔布伦这样的烟花女子只会感激地收下蛋糕然后回到街上去。
一个没有男人可依靠的女人，便几乎养不活自己和孩子。工作——如果能找得到的话——通常指的是在工厂里每周六天、一天十二小时担任裁缝女工来换取二十五分钱的周薪。幸运的话，她也许可以找到周薪七十五分钱，每周七天、一天十四小时粘火柴盒的工作。大部分工资都给了贪婪的房东，有时候母亲和孩子们的唯一食物就是到街上翻找垃圾得来的酸腐蔬果。
三 烟花女子（3）
附近码头那些外国船舶上的船员军人和在街上秘密猎艳的上流社会男性，使得陷入绝境的女人极易以出租身体来换取微薄金钱，直到它残败老朽有如她们所居住的东区废墟。营养不良、酗酒和肉体的耗损让女人迅速老化，这群烟花女因而堕入社会的底层。她们隐身在最黑暗偏僻的街坊宅院，往往如顾客们一样都喝得烂醉。
四 身份不明男子（1）
当玛莎·塔布伦将她的煞星带进黑暗的乔治巷公寓三十七号的楼梯间时，他发狂了，而且大意地甘冒计划可能出错的风险。
也许她的地盘并不是他计划中的杀人地点，也许临时发生了他意料之外的事情，例如遭到羞辱、揶揄。妓女们，尤其是身经百战的老手，通常嘴巴都不会太甜。玛莎只要伸手到他的裤裆，说一句，“那话儿在哪，亲爱的？”就足够了。席格曾经在信中写下“性无能之愤慨”的字句。一百多年后的现在，我无法准确重建当时在那个漆黑污秽的楼梯间发生了什么事，但我知道那名凶手被激怒了，发了狠。
在一个人身上戳刺三十九刀真是杀红了眼。而疯狂杀红了眼通常是因为凶手被某种情况或言语所激怒，使得他的行动脱了轨，但这并不就表示或暗示杀害玛莎的凶手没有处心积虑地预谋犯案，无论那个晚上或次日凌晨来到凶手面前的是玛莎·塔布伦还是其他女子。当他陪着玛莎走进楼梯间时就打算要拿刀将她刺死，因为他带了把长而尖锐的刀到现场，并且在离开时把它带走。也许他真的乔装成士兵。他懂得如何隐密地自由来去，并且刻意留下明显证据——松脱的纽扣、帽子、铅笔。凶杀案中最私密的两种杀人方式是刀刺和勒颈，两者凶手都需要和受害者发生身体接触。枪击比较不私密。殴击头部，尤其是从背后，也较不私密。
戳刺某人数十刀是非常私密的行为。当这类案子送到停尸间，警方和法医会依照惯例假设受害者和凶手或许互相认识。玛莎应该不认识那名凶手，但是她或许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激得他发生人身攻击的反应。也许她抗拒他。据说玛莎是相当情绪化的人，尤其酒后更是难缠，而之前她确曾和珍珠宝拉一起喝了些兰姆酒和麦酒。乔治巷公寓的住户声称他们在玛莎遇害前什么都没听见。然而当我们考虑到这些早已习惯酒醉、争吵和家庭暴力的贫困人们的疲惫麻木心态，他们的证词恐怕不尽真实。最好别多管闲事，说不定会受伤，或者和警方扯不清。
凌晨三点半，距离巴瑞警员在乔治巷公寓外面发现那名游荡的士兵大约一个半小时，一个名叫艾弗列·柯洛的住户下工回家。他是个出租车司机，每到假日总是特别忙碌，经常工作到深夜。他一定累坏了，也许他送最后一个顾客回家之后去喝了点小酒。当他经过一楼的楼梯间时发现地上“有东西”，可能是人，可是他没上前去细看便回家睡觉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经济学者兼社会改革家碧翠丝·韦伯指出，东区居民的生存法则是别去“招惹”左邻右舍。稍后柯洛出庭作证时说，在东区发现醉汉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可见他时常看见类似情形。
四 身份不明男子（2）
似乎没人察觉地上的“东西”是尸体，直到凌晨四点五十分，一个名叫约翰·S·李孚的码头工人走出那栋建筑物，注意到有个女人仰躺在血泊中。她的衣服凌乱，仿佛曾经奋力挣扎，李孚回忆说，他并没看见楼梯间有脚印，现场也没有刀子或任何工具。他说他没碰触尸体，而是立刻通知了巴瑞警员，巴瑞则找来了T·R·基林医生。医生到达的确实时间不明，但是他检查尸体的时候光线应该不是太好。
他在现场推测受害者——她的身份经过好几天才得到确认——已经死了大约三小时。年龄是“三十六岁”，医生猜测说，而且“营养非常良好”，意思是她十分肥胖。这点颇值得重视，因为开膛手的所有受害者，包括那些被警方排除是他所杀害的受害者在内，不是过瘦就是过胖，年龄大都将近四十或者四十出头，少有例外。
华特·席格作画时特别偏爱肥胖或者消瘦的模特儿，而且社会地位越低、相貌越是丑怪的越理想。这点可以从他屡次提到“骨瘦如柴”或者“瘦得像鳗鱼”的女人，以及画中频频出现臀部肥大、乳房异常丰满的胖女人看出。让别人去画“清秀佳人”，有一次席格写道，把“丑婆娘”留给他。
有着迷人体格的女人引不起他的艺术兴趣。他时常强调，身材不胖也不瘦的女人太乏味了。在一封写给美国友人艾瑟·桑兹和南恩·赫德生的信中，他表达了对自己最近几个模特儿的喜爱，以及她们“低贱得可以的社会地位”有多么令他“战栗”。他爱极了她们“污秽破旧的家常服”。他在另一封信中补充说，如果他才二十岁，他“绝不会看四十岁以下的女人一眼”。
五 天之骄子（1）
华特·席格于一八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出生在德国慕尼黑。
跻身英国顶尖画家的他并不是英国人。这位“彻头彻尾的英国人”——就像他对自己的描述——是一个血统纯粹、名叫奥斯渥·艾达柏·席格的丹麦艺术家和一个不怎么纯粹、名叫伊莉娜·路易莎·莫拉维亚·亨利的英国和爱尔兰混血美女所生。孩提时期的华特可说是纯粹的德国人。
席格母亲的昵名是“奈莉”；他的妹妹海伦娜叫“小奈莉”；席格的第一任妻子爱伦·考柏登叫“奈莉”。艾伦·泰瑞也叫“奈莉”。为了避免混淆，我只有提到席格母亲的时候才会使用“奈莉”这个名字。同时我也不会因为席格生命中最重要的四个女人有着同样的昵名，就轻易降服于恋母情结之类的精神分析妄语。
华特在六个孩子——五男一女——当中排行第一。相当不寻常的是，他们没有任何一人育有子女。很显然每个孩子的性格都相当阴郁，也许奥斯渥·瓦伦泰除外吧。他是个成功的商人，除此没有留下任何生平记录；罗伯变成一名隐士，最后因为撞上载货马车伤重而死；莱欧纳似乎和现实世界严重疏离，因难改多年滥用药物的恶习而死；柏纳是个没有名气的画家，饱受忧郁和酒精缠身之苦。他们的父亲奥斯渥以诗形式写下的一段感言似乎预言了悲剧：既然有自由，当然，的确有，
恶事也该得到自由，然而它死矣，
因为它自身孕育着毁灭种籽，
终至自食恶果，难逃命运。席格家的唯一女儿海伦娜拥有聪颖过人的心智和无比热情，却一生体弱多病。她是家中唯一对人道理想和其他人感兴趣的人。她在自传中解释说早年的病痛养成她悲悯的性格，让她容易对别人心生同情。她曾经被送到一所管教严苛的住宿学校，在那里吃可怕的食物，而且由于健康欠佳和行动笨拙而受到女同学们的讪笑。家中的男性让她自幼相信自己是丑怪的。她充满自卑，因为她不是男孩。
华特是第三代艺术家传人。他祖父裘安·乔赞·席格耀眼的艺术才华曾经得到丹麦国王克里斯钦八世的资助。华特的父亲奥斯渥也是天赋异秉的画家和绘图师，只是始终与名利无缘。有一帧旧照片，里头的他蓄着蓬乱的胡子，眼神是透着怒意的冷峻。和这个家族的其他人一样，他的生平事迹就像陈年照片般褪了色。搜寻他记录的结果只发现少量文章和画作，夹杂在伊斯林顿公共图书馆所收藏的他儿子的档案当中。我们把奥斯渥使用的官方德语翻译成通俗德语，再翻译成英语，总共花了六个月时间，只得到六十页文字，因为他的字迹大部分都无法判读。
五 天之骄子（2）
然而综观这些文字，我依稀能窥见一个意志坚韧、性格复杂而才华洋溢的人，懂得作曲、写剧本和诗。他的文字和戏剧天赋使得他时常受邀在婚礼、宴会和各种社交场合中发表演说。一八六四年德国对丹麦战争期间，他积极投入政治活动，行迹遍及各处，鼓动劳工们团结起来为统一德国而努力。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在一次日期不明的演说当中，他说，“每个人都必须贡献一己之力……同时也要仰赖所有亲近劳工们的人，大生意人，工厂厂主，勤苦的劳工们就靠你们照顾了。”奥斯渥善于激起被压迫者的热情。此外，他也能创作美丽的音乐、流露温柔与爱的诗篇，绘制充满残酷趣味的卡通式画作。有几页他的日记显示，奥斯渥在绘画余暇时喜欢四处游荡。这点显然为他的儿子所模仿。
奥斯渥时常东奔西跑，让人不禁怀疑他哪来的时间从事创作。他经常散步大半天，不然就是搭火车到别处，直到深夜才回家。从一份有关他行程的粗略清单看来，他是个坐不住的人，只喜欢率性而为。他的日记页数并不完整，也没有注明日期，但是里头的文字显示出他是个十分自我、情绪化、动作频频的人。
在一周之内，奥斯渥·席格从周三开始搭火车从艾肯佛到西勒斯维格，再到艾尚，最后到达位于德国北部的弗兰斯堡；周四，他瞧了一眼“铁路沿途的新道路”，再“沿着港口一路走到北门，经过一片田野”来到排水渠，然后回家。他吃过午餐，然后到“啤酒园”度过午后时光，接着去造访一座农场，然后回家；周五，“独自一人”去了亚伦斯洛、诺柏、詹兹、史特洛巴提和莫雷。他和一伙人见面，和他们共进晚餐，在晚上十点钟回到家；周六，“独自在城里散步”。
周日他外出一整天，回家吃晚餐，之后唱歌弹琴直到十点钟；周一，他走路到葛托夫，接着“经过许多私有领地和泥炭沼泽一路走回家……”；周二，他骑马到麦格纳家，在那里钓鱼到下午三点，总共钓到“三十条鲈鱼”；然后和一群朋友在酒吧碰面，“吃吃喝喝”了一顿。“晚上十一点钟回到家”。
奥斯渥的日记显示他痛恨政府体系，尤其是警察。他的愤怒、嘲讽文字和开膛手杰克对警察的揶揄诡异地彼此呼应：“有本事来抓我。”开膛手在信中屡次这么说。
六 华特和弟弟们（1）
席格才五岁便已因为瘘管疾病而接受过三次危险的外科手术。
我读过的每一本席格自传对于这几次手术都只是简单提及，因此我不知道是否有谁可以证实他到底罹患了哪一种瘘管疾病，以及为什么需要多达三次危及生命的手术来治疗。话说回来，截至目前我们尚未看见任何一本客观细述他八十一岁漫漫生涯的学术性传记出版。
尽管丹尼斯·苏顿一九七六年出版的席格传记当中披露了不少资料——因为作者研究得十分透彻而且花了许多工夫和那些认识“大师”的人面谈——他终究必须妥协以获得席格家族信托的准许，才能使用信件之类拥有版权的文件。想要一窥席格这个人复杂、强烈矛盾的性格全貌，就必须先跨越关于使用智能财产——包括他的艺术作品——方面的重重法律障碍。格拉斯哥大学的苏顿档案库当中的一份研究笔记显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席格曾经绘制一幅“开膛手”画像。果真有这么一幅画，我却从来没听人提起过。
还有另外一些关于席格的独特行事风格的记录，应该会让热心研究他的人略感惊讶。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一位和布伦兹贝利社团（译注：Bloomsbury Group，二十世纪初位在伦敦Bloomsbury区的著名文艺社交圈）颇有往来的法国名画家安德烈·杜拿耶·德·瑟贡札从巴黎写信给苏顿，说他在一九三年左右认识华特·席格，并且清楚记得席格声称他曾经“住在”白教堂区那栋开膛手杰克住过的屋子里，席格并且“活灵活现的告诉他这名杀人魔所过的极度谨慎低调的生活方式。”
瑞丁大学的艺术史学者、也是席格研究者的安娜·谷鲁兹纳·罗宾博士说，任何人一旦深入研究席格，迟早总会怀疑他就是开膛手杰克。她某些关于席格艺术的研究著作似乎过于迎合席格的口味了。关于他的种种真相仿佛罩着层层薄纱，就如同开膛手的一切，让任何不名誉的细节曝露在阳光下将是对他的极大亵渎似的。
二二年初，曼彻斯特市美术馆馆长郝尔德·史密斯和我联络，问我是否知道一九八年华特·席格曾经绘过一幅极为黯淡阴沉、名为《开膛手杰克的卧房》的油画。这幅画在一九八年捐赠给美术馆，当时的馆长立刻通知了温蒂·巴隆博士——关于席格的研究论文和著作没有人比她数量更丰——告诉她这个惊人的发现。“我们刚刚收到一笔捐赠，是席格的两幅油画。”当时的馆长朱利安·楚贺兹在一九八年九月二日写给巴隆博士的信中说。他说，其中一幅是“开膛手杰克的卧房，二十乘十六英寸的帆布油画”。
十月十二日巴隆博士回信给楚贺兹馆长，证实那幅油画中的卧房的确是实际坐落在康顿城的一栋公寓内（摩林顿街六号）的房间。席格一九六年从法国迁回伦敦的时候在这里租下最上面两层楼。巴隆博士进一步发现，这栋康顿城公寓正是“席格相信曾为开膛手杰克住所”的住宅。尽管我并未找到这个摩林顿街地址即是席格所认为的开膛手住所的证据，我相信在一八八八年连续谋杀案发生期间，席格很可能确曾有这么一个秘密房间。开膛手在几封信上提到，他正迁入一间公寓，也许就是这栋摩林顿街六号的公寓，同时也是一九七年席格所居住的地方，而在同一时间内又一名妓女就在距离这里不到一英里的地点遇害。
六 华特和弟弟们（2）
席格告诉朋友，他住过的一间公寓的女房东声称，在连续谋杀案发生期间开膛手杰克就住在那儿，她并且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开膛手是个病态的兽医学徒，最后被送进一家精神疗养院。她还将这名病态连续杀人犯的名字告诉席格，席格说他把它抄在当时他正在阅读的卡萨诺瓦回忆录的书页里。可惜的是，记忆力过人的席格始终记不起这名字，而这本书又在第二次大战期间销毁了。
二十多年来，这幅《开膛手杰克的卧房》油画始终不受重视，一直闲置在储藏室里。这幅画似乎是巴隆博士没有在著作里提及的少数作品之一。我当然从来没听过有这么一幅画，罗宾博士、泰德画廊以及我在调查过程中访谈过的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