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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的弟弟起了个日本名，叫“山本武藏”。弟弟告诉吴春河，如果吴春河回到台湾，也得改日本名，可能得叫“山本太郎”。
吴春河说：“鬼叫。我才不干。”
有一天傍晚，吴春河去弟弟的学校接人，兄弟俩打算放学后一起到河边玩。弟弟背着书包从学校大门跑出来时，吴春河向他招手，大声招呼，不想却招惹了一旁一群孩子，当即把他俩团团围住，叫骂不止。
这群孩子是附近“小学校”的学生，所谓的“小学校”与台湾小孩的“公学校”不一样，那是供日本占领者孩子就读的好学校。“小学校”的日本小孩趾高气昂，歧视“公学校”的台湾小孩，他们听到吴春河在校门边大声招呼弟弟，不高兴了，张嘴开骂。吴春河只会几句日本话，听得出对方骂的是“支那小猪猡”“亡国奴崽”。
他非常生气：“臭日本鬼欺负人！”
对方居然一拥而上，大打出手。吴春河兄弟俩寡不敌众，被他们推倒在地，拳打脚踢。好一会儿警察赶到，对方一哄而散。
吴春河的弟弟被打得头破血流，居然还受处罚，被关进学校禁闭室，吴春河陪着关了半天。这是为什么？原来他们犯了校规。学校里禁止使用汉语，吴春河兄弟俩在校门边拿闽南话互相大声打招呼，被视为公然挑战“皇民化”教育的恶劣举动。
吴春河说：“让他们等着。”
他回到了大陆。他在上海上大学期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守军不抵抗，仓皇逃进关内，日本侵略军兵不血刃，占领东北全境。吴春河悲愤不已，与大批学生投身抗日救亡活动，而后参加了共产党。
他说：“愿意忍受天大磨难，决不忍受沦为山本太郎。”
他从上海回福建，去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教书时，大姐在这所学校读书。有一天大姐班上的国文老师生病，姐夫临时代课，上课时他不断对花名册，认了两节课，其他人的名字和座位号老是记不准，唯独记下一个“十二号钱金凤”。
大姐批评他：“吴先生记性不好。”
他回答：“我记住你了。”
他能记住大姐，是因为她格外出众。我大姐如母亲所骂是“紧性鬼”，生于小巷人家，长于贫穷艰困，却心高气傲，不甘人后。大姐个子不高，小巧玲珑，她有个小名叫“美人”，颇名副其实。大姐的性格像母亲，敢怒敢言，却又如父亲所教有一种自知自觉，因而显得不一般，引吴先生注意。
大姐他们的国文老师病愈后回校上课，吴春河不再代课，但是他想方设法让大姐留在身边，提出要大姐参加他们的剧社活动。
大姐很意外。吴先生说：“你会演戏。”
大姐从来没登过台，吴先生怎么会如此肯定？他告诉大姐，一个人往往并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别人却可能知道。他一看大姐就认为合适，模样很好，个性鲜明。
大姐干脆拒绝：“我不想演戏。”
几天后一个晚自习，吴春河到教室找大姐，拿了一叠油印稿纸给她。是一个剧本，俄国果戈里的《巡按》，也叫《钦差大臣》。大姐看了剧本，觉得挺有趣。几天后吴先生又给她带来新的剧本，叫《伤兵》，是一出抗日戏。隔两天他又送来新剧本，大姐问他：“吴先生这是做什么？”
他把“山本太郎”的故事告诉了大姐，说别把剧社当做演戏。这个社会有很多的压迫和黑暗，很多的不合理和腐败，应当唤起民众改变。日寇虎视眈眈要灭中国，国家民族到了危亡之际，要唤起民众抵抗。大姐籍贯是台湾，跟他一样，台湾人比谁都更深切感受日寇和腐败政府之祸害，特别应当行动起来。
大姐说：“吴先生满肚子道理。”
吴春河说改变社会和人生需要寻找真理，他有很多很好的书，里边有真理。钱小姐有兴趣的话，以后可以借她看，可以明白很多道理。
看了吴先生的剧本，听了吴先生的道理，大姐却不改初衷，没答应演戏。
“阿姆知道会把我骂死。”她说。
吴春河说：“要紧的是自己怎么想。”
吴先生很执着，想做什么总能做到，大姐这边说不通，他就迂回行事。他打听了大姐的情况，知道同级隔壁班林壮国是钱金凤的同学，一起从厦门到漳州读省立二师，关系密切是一对恋人。吴先生转而动员林壮国参加剧社活动。林壮国是乡下穷孩子，吴先生的道理特别听得进去，男子汉敢想敢为，不顾忌招惹阿姆骂，就参加了剧社活动，还把大姐拉到了剧社的排练现场。大姐出于好奇跟着走，到那里才知道其貌不扬的吴先生居然是导演，也当演员。那一天排《阿片》，吴先生在戏里演一个抽鸦片的官员，躺在床上直叫唤，说他恨不得在屁股上也插一支烟枪。
“吴先生错了。”大姐忍不住提意见。
这句台词应当是“多插”一支烟枪，吴春河没有背准。
有人赶紧翻剧本，果然不错。大姐的记性真好。
“瞧，你会演戏。”吴春河说。
大姐终于成了剧社演员，很快成了台柱子。大姐个性很强，脾气直爽，排戏时有啥说啥，毫不顾忌。那年寒假我随大姐到漳州，在剧社排练现场第一次见到吴春河，当时他们排戏，吴春河演一个老头，拿根鞭子抽大姐。排练中身为导演的吴春河出了岔子：他在嘴唇上粘两撇假胡子，可能因为拿鞭子打人力气过大，两撇胡子相继掉落，一旁看的人顿时哄笑。大姐很生气，朝吴春河嚷嚷。
“拿口水粘牢！”她叫。
吴春河笑笑，没说话，从地上捡起假胡子又安在唇上。
当年我能记住姐夫，不是因为他长得太不出众，只因为听到大姐对他喊叫。
大姐在剧社与林壮国演对手戏，一对恋人旗鼓相当，特别投入，他们的演出总是博得满堂喝彩。没想到剧社被认“左倾”，为当局所不容，下重手杀鸡吓猴，就在我跟去看排演当晚，林壮国遭到暗算，死在大姐怀里。大姐痛失恋人，万分悲伤，有一个人陪着她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光，就是颜俊杰。
颜俊杰是大姐与吴春河故事里的另一个人，或者应当倒过来说，吴春河是大姐与颜俊杰故事里的另一个人，这才能分出先来后到。颜俊杰从小在我们家晃来晃去，那时就有如我们姐妹的兄长。大哥离家投红军前托颜俊杰关照家中老小，颜俊杰不负所托，不时到家里探望我们，当时他对大姐已经很用心。大姐初中毕业那年，母亲不让她读书，要找人家嫁她，大姐逃离家门，与林壮国一起去漳州报考，两人的路费还是颜俊杰偷偷接济的。没他相帮大姐很难走出家门，大姐对他十分感激。
颜俊杰父亲在海外做生意，做航运也做侨批。闽南话“信”念为“批”，所谓“侨批”即海外华侨与家人联络的信件。这种侨批又与侨汇相关，华侨写信问平安同时汇钱给国内家人，由民间机构在海外收批，送到国内结汇兑付。颜俊杰父亲在厦门、漳州等地开有侨批馆，生意做得颇大。颜俊杰高中毕业后不想再读书，也不愿去印尼受父亲管制，他父亲给他找事做，让他学着管理侨批馆生意，因此经常来往于漳厦之间。每到漳州，只要有空，他都会到学校看看大姐，问一问有什么需要。
林壮国出事时，剧社的人被当局作为嫌疑人关进看守所，大姐和我也在内。颜俊杰恰在漳州，听到消息后迅速赶到警察局，给办案警察塞了钱，设法把大姐和我保了出来。大姐一见他，整个人都垮了，放声大哭，要死要活。他非常担心，把我们接到他们家的侨批店住，亲自照料我们。几天后大姐情绪稍稍平稳，他交代店里伙计看着大姐，自己动身把我送回厦门，转身又立刻赶回漳州。
颜俊杰本来就像大哥一样，大姐早把他看做自家人，一向很亲密。林壮国过世后，颜俊杰无微不至呵护大姐，帮助她熬过那一段日子，让大姐倍觉可贵，渐渐地颜俊杰从兄长变成了男友。那时候吴春河于大姐只是吴先生，其他的什么都不是，颜俊杰却对吴春河相当警惕。林壮国出事之后，吴春河依旧锲而不舍，一直拉着大姐参加剧社活动，颜俊杰很不放心，除了担心大姐有危险，还担心吴先生别有企图。
大姐笑他：“颜少爷小心眼了。”
大姐一向自有主张，性子也烈。林壮国之死让她备受刺激，没把她吓倒，倒让她更趋反抗。她坚持参加剧社活动，决不退缩。颜俊杰知道她的脾气，不敢阻止，只是千方百计保护她。大姐知道颜俊杰生性敏感，她敢对所有人使性子，不高兴了谁都敢说，包括对吴先生，独独对颜俊杰从不嚷嚷。
吴颜之间后来发生逆转，原因还在日寇。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全面抗战开始，中华大地烽火连天。厦门面对台湾，谣言满天，都说日军立刻就要攻打厦门，颜俊杰的父亲担心家人安危，从印尼派人到厦门带人，逼着颜俊杰随母亲一起去雅加达。颜俊杰急往漳州找大姐，提出让大姐跟他一起去南洋。
大姐问：“是你家老爷的意思吗？”
颜俊杰承认是他自己的意思。到南洋后生米做成熟饭，他父亲没有办法，会同意的。
大姐顾虑：“这是跟少爷私奔啊。”
颜俊杰提出，如果大姐愿意，他可以立刻给父亲写信，告知大姐的情况，除非父亲同意他们成婚并一起走，否则他不去南洋。
大姐说她要想一想。
大姐欲言又止，颜俊杰感觉她有话不说。他四处打探，反复追问，这才搞明白，原来是吴先生插了一手：剧社里有一部分人准备前往龙岩，慰问抗日将士后北上投新四军，吴春河动员大姐一起走。
“这家伙真是个赤色分子！”颜俊杰大惊。
“赤色分子怎么啦？”
“难道你也是？”
大姐还不是，但是她不觉得反对黑暗、抗日救亡不对。她父亲和大哥不也是吗？
“你是女子！”
大姐说女子也可以革命。
大姐反过来动员颜俊杰不要到南洋，不如跟她一起，随剧社同学到龙岩去投新四军。日寇进逼，国家危亡，年轻男女应当挺身而出。
颜俊杰跑去找吴春河理论。吴春河竟然不承认动员大姐投军，也不承认剧社人员去龙岩慰问后另有安排。
“大丈夫敢做敢当，偷鸡摸狗什么勾当！”颜俊杰骂。
吴春河不改口：“没有这个事。”
颜俊杰认定吴春河当面撒谎，拿他当傻瓜，一时怒起，举拳痛打。吴春河不是他的老师，他没必要跟这人客气。两人早因为大姐心存芥蒂，此刻吴春河横刀夺爱又公然狡辩，更让颜俊杰怒火攻心，他出拳极重，打得吴春河无力招架，头破血流。
吴春河始终一句话：“没有。”
其实不是没有，是不能说，因为慰问和投军是内部密议，不能公开。
大姐得知颜俊杰打吴先生，气坏了。她把颜俊杰关在门外，不跟他说话，不听他解释，颜俊杰负气返回厦门。然后大姐又跟吴春河吵，因为吴春河责怪她把消息泄露给颜俊杰，大姐认为自己没有错，颜俊杰是她男友，她了解颜俊杰，两人不是一天两天的关系，她愿意颜俊杰跟大家同行。
吴春河说：“他不可能。”
几天后颜俊杰被父亲派来的人带着，悻悻然离开厦门去南洋，与大姐失之交臂。大姐自己在投军前夕返回厦门，被母亲一枚大锁扣住，也与新四军失之交臂。
日寇侵占厦门。过了一年多，吴春河来到厦门，找到了我们家。
他还记得我，我却几乎认不出几年前那个掉了胡子、挨大姐嚷嚷的吴先生。那几年我身边每个人都发生很大变化，我感觉吴先生比谁的变化都大。他进我们家时西装革履，活像南洋侨商，不再是穿长衫的教书先生模样。最让我惊讶的是牙齿，他嘴巴一张，金光闪闪，前门镶两颗大金牙，看上去异常耀眼。
他性情依旧，隐忍而和气。他说他的门牙并非虫子蛀坏，是特意拔掉的。为什么拔掉？因为原来的牙长得不好看。
他原先的一嘴牙确实不怎么样，可谓犬牙交错。特别是门牙外翘，凸起于牙床，把他的上唇顶起来，让他总像是撅着嘴。他的新金牙虽然还有些翘，撅嘴幅度却略略显轻，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好看多少。
大姐对他非常冷淡。
那时大姐在岛内一所小学教书，远走高飞之梦已经不存。于日寇铁蹄之下艰难谋生，让大姐备觉屈辱，心绪难平。大姐这种处境是她自己造成的，至多怪到母亲头上，与吴春河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她迁怒吴春河，因为他听任她被弃之不顾。
大姐对吴春河冷嘲热讽。
“吴先生不是去新四军了？”
“又回来了。”
“当叛徒投日本了？”
“没有。”
“是待不下去了？”
“不好说。”
“不说你来做什么？”
她往外赶人，对吴春河没好脸色。吴春河一如既往地不跟她计较，这个人非常能忍，惊人地执著。那段时间里他几乎每天到我们家走一趟，大姐在，他就把自己提交给大姐冷嘲热讽，大姐不在，他就跟我们聊聊天。大姐很烦他，有时一进家门看见就朝他嚷嚷，说他吃饱了没事干，两颗大金牙到别地方龇去，不要趁她不在戳到这里。吴春河不在乎，只说自己不是来让大姐烦，是来跟母亲说话的。
“你算谁啊？用得着你？”大姐说。
母亲背地里责备大姐伤人太甚。大姐就朝母亲嚷嚷：“我是谁生的？”母亲只好私下里宽慰吴春河，让他不要跟“紧性鬼”一般见识。吴春河笑笑，不当回事。
我记得当时吴春河还给我讲故事，有一回他讲“龟兔赛跑”，问我这故事有道理吗？我觉得没道理，兔子不可能跑输乌龟，但是在故事里兔子总是落在后边。吴春河说，有时候乌龟确实可能赢。
我不知道他是否想起自己。如果他是乌龟，那么谁是兔子？
那年秋天，厦门岛上发生一起大案，一个驻厦日本特务头目于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用手枪暗杀于一家咖啡馆外。事件震惊厦门岛，日军疯狂报复，实行戒严，断绝厦门岛与大陆的水陆交通，日本兵荷枪实弹沿街挨户搜查。传说有一位目击者称刺客身穿白色衬衣、黄色咔叽裤。日军搜捕三十多个白衣黄裤的年轻人，让目击者一一辨认，那人支支吾吾，日军恼火，将其当场击毙，被抓捕者则一一受刑讯，有二十余人被杀。
吴春河在事件发生后失踪，没像往常一样出现在我们家。岛上到处传说日军大杀人，常来常往的吴春河没有一点消息，大姐开始显得紧张。
她问我：“吴先生最后一次到我们家，穿什么衣服？”
我想不起来。
大姐记性好，想起吴先生穿的是西服衬衣。她问我吴先生以往穿过黄色咔叽裤吗？我想不起来，我只记得吴先生嘴里两颗大金牙是金黄色的。
“问你衣服，不问牙。”她烦。
我说吴先生会演戏，穿什么都可能。
大姐忧心忡忡。
十几天后，一天晚间，有个乡下打扮的年轻人悄悄上我们家寻“钱小姐”。
母亲顿时警觉，追问人家干什么。问了半天才知道搞错了，人家不找在学校里当老师的大姐，是找我，小学生钱玉凤。
“做什么找我们澳妹？”
来人说送一本小人书。
年轻人手中拿着本旧小人书，是《草船借箭》，头几页已经残缺。
那晚大姐在家，她一听就明白了，这个人肯定是吴春河叫来的。她把年轻人让进家门问，果然不错。吴春河在岛南端何厝那边乡下，叫这个年轻人来我们家取东西，说有一个小盒子寄在“钱小姐”这里。
大姐惊讶，追问我：“澳妹拿了吴先生什么？”
我说：“一个文具盒啊。”
文具盒很普通。前不久吴春河到我们家，大姐不在家，吴春河跟母亲聊了一会儿。趁母亲出去捅炉子换煤球时，把那东西塞给我，说里边没什么，就是他自己的一些小东西，带着不方便，怕搞丢了，让我帮助保管几天，还说不必告诉别人。
“你就听他的！”大姐骂我，“要死了你啊！”
我吓坏了，赶紧从抽屉里找出文具盒交给大姐。
真是没什么东西，是几排假牙，镶金的，包银的，断了半截的，乱七八糟。
大姐骂道：“该死，这家伙！”
她没把文具盒交给人家，自己拿着，让年轻人带路去了何厝。
那天晚上大姐很晚才回家，我在床上翻个不停，忐忑不安等着她。半夜里听到开门的声音，我才松了口气。
她上床的时候，我偷偷问一句：“吴先生死了吗？”
“小孩子管什么死活！”她训我。
“他没死？”
大姐说：“这人命大。”
“像阿爸？”
“谁跟你说阿爸了？”
“你啊。”
黑暗中，大姐不吭声，末了摸摸我说：“睡吧。大人的事要长大才懂。”
后来我听说，日本特务被暗杀那天，吴春河就在咖啡馆外，他没穿白衬衫，也没穿黄色咔叽裤，那是中学生打扮，于他不合适。吴先生与拿枪打死日本人的刺客是一伙的，他躲在街角望风，日本特务出来时有人一声咳嗽，发出暗号，拿枪的那人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