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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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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悄悄躬下身。

枪声忽然响彻海湾。散在空地边、巷子内、港湾处,四下里远远围观的人们如雀群惊起,顿时四散,眨眼间跑得精光。

两辆兵车冲进巷子口,一辆军用吉普紧跟着一辆运兵卡车,卡车上站着几排荷枪实弹的士兵,驾驶棚上架着机枪。有人从卡车上开枪示警,枪口对着天空,让枪声弹压巷子口的骚乱。军车停在空地上,十几个大兵从车上跳了下来。

大姐手心冰凉。对方援兵到了,无力回天。

吉普车上下来一个上校军官,个头不高,威风凛凛走到巷子口,后边跟着两个随从。

他忽然把大盖帽一摘,对着母亲喊:“阿姆!”

母亲大骇。

居然是母亲的大儿子,钱家老大钱勇。一见是自家大哥,老三大笑,举起手铐高喊:“大哥救命!”大姐则在一旁大声抱怨:“吓死人了!怎么不早点到!”

“这是干什么?演的哪一出?”钱勇追问。

形势骤然逆转,场上便衣面面相觑,脸色俱变。便衣头头试图稳住阵脚,抓起枪大声威胁,称这几人涉嫌乱党活动,需缉捕归案,任何人不得阻扰,否则涉嫌同谋。

钱勇回头,对身后两个军官下令:“你们处置。”

他伸手扶母亲,示意大家跟他走。便衣头头大叫:“不能走!”

钱勇指着便衣头头发话,说本部官兵“剿共”来到厦门,弟兄们军务在身,任何人不得妨碍,扰乱滋事者统统拿下。

大兵们把便衣头头及其手下团团围住,不由分说,强行缴械。

便衣头头大叫:“钱上校!我有话说!”

大哥不听,带着家人迅速离开巷口。

他们穿过巷子,走进巷中一幢木屋。两个头戴钢盔、背着美式卡宾枪的卫兵即于大门两侧布岗,勤务兵提着一个竹编礼盒跟进家门,礼盒沿粘着一圈红纸。一家人忽然历险,意外获得转机,看似偶然,实有缘故,其中缘由正与这个礼盒相关。所谓“今天日子不对”,其实不是不对,是非常对,事情如果不是出在今天,实不知结果如何。

大哥钱勇带着一团兵于昨日抵达厦门。大哥所部原驻防上海,日前全师奉命移防闽南,大哥是副师长兼团长,率本团打前站乘轮船先到厦门,临时驻扎于市郊乡下。他记起今天是旧历四月二十,特地赶回家来。听说学生游行,军警如临大敌,他有意带了些大兵,开着军车回家,摆开架势制造动静,不为衣锦还乡,是想驱鬼——一队大兵无疑具有相当威慑力,足以让人有所顾忌。没想到未进家门,大兵就派上了用场。

小巷中这座木屋有两层,却很局促,楼下是厅堂、厨房和偏房,楼上有几间卧室,狭窄陡峻的木阶梯紧挨墙边,从楼下斜架到二楼梯口,楼下后部厨房有一个后门通向后院,后院里有一口井。木屋里弥漫着一股香火味,从前厅靠墙的供桌上飘出来,那儿有一只香炉,香炉上插着成束燃尽的香。

家门一关,大哥厉声发问:“你们都干些啥了?”

母亲也开口:“谁是‘土共’?”

大姐替大家回答,说全家都是好人,没有“土共”。母亲问为什么便衣抓着不放?大姐说时局混乱,军警、特务都在抓人,不免经常搞错,他们警备司令部也常搞错。

“早跟你们说过,千万不要去沾这种事!”母亲着急。

澳妹傻呵呵掺和:“‘土共’怎么了?青面獠牙,共产共妻?”

母亲大声:“知道就好!”

澳妹问:“大哥,真的共妻吗?”

大哥生气:“胡说什么!”

大姐也训斥澳妹:“好好读你的书,别跟大人嚼舌头。”

老三阿康在一旁打趣:“今天全家团聚,随大哥一起‘剿共’去。”

大哥瞪眼睛:“老三这话有‘土共’味。”

阿康坚决否认,他不是“土共”,便衣搞错了,大哥不要怀疑。

大姐制止:“别吵,不早了。”

今天这个日子比较特别,除了学生游行,还有钱家做节。学生游行不是每年都有,钱家做节却是一年一度。旧历四月二十于别人家不太有意义,只有钱家人把它当个日子,其中原因很模糊。钱家儿女从小都知道这一天家中做节,母亲会想办法给大家弄一桌好吃的,召唤家人团聚,有如除夕。每到这一天,母亲都要从柜子下取出香炉摆上供桌,从早到晚烧香,吃饭前还依例烧纸钱,用一个旧搪瓷面盆,把纸钱放在盆里,置于厅中烧化。闽南人家多迷信神鬼,到处有庙,遍地神明,初一十五烧香拜佛,大节小节诸灵保佑。母亲跟别人家不同,一年中只有几个日子要做功课,四月二十是其中之一。烧香烧纸通常是祭奠亡灵,在死者忌日进行,钱家有谁死于四月二十?为什么要拿这一天烧纸?儿女们都猜这个忌日与父亲相关,母亲却含糊其辞,从不明说。母亲自有母亲的理由,久而久之,一家大小都习惯了,知道这一天是让全家聚一聚吃一吃,让母亲烧一炉香化一盆纸的日子,如此而已,无须多问其他。

今天这个日子尤为特别,离家多年的老大老三两个儿子不约而同相继归来。他们赶在今天回家,无疑是想让母亲高兴,不料老三归来引发了一场巷口风波,一家人一起历险,还好老大也为同一个日子赶回家中,恰巧把风波强行压下。

傍晚时分一桌菜做好,大姐澳妹招呼大家上桌。大姐拉出塞在木柜底下的旧脸盆,让母亲烧纸,随手把柜面上的杂物整理一下。柜面一角丢着一个挎包,是大姐从司令部带回家的挎包,它一路不离大姐肩膀,只在遭遇便衣,眼看要出麻烦之际,被大姐偷偷转挂到自家澳妹的肩上。

大姐对着挎包向老三钱世康使了个眼色,老三点头表示明白。

他们看着母亲烧完纸,端着一盆纸灰去了后院。该仪式历来由母亲自己操办,从不让儿女插手。待母亲走出厅堂,大哥钱勇忽然发话。

“包里有什么?”他问。

大哥眼光锐利,居然注意到大姐刚才使的眼色。

大姐笑:“大哥比我们司令管得还宽。”

“别打岔。什么东西?”

老三也笑:“大哥还是不看为好。”

“给我。”

大哥不由分说,抓过挎包,打开。挎包里并无生仁糕,却有一个小木盒子。打开小木盒,里边垫着棉絮,棉絮中包着一只玻璃管,是一只真空管。

为什么这个挎包让大姐那般用心?原因在这里。真空管亦称电子管,是无线电通讯的关键零件,此刻属于军事物资,受到严格管制。刚才在巷子口,大姐实不应带着这个物件踏进险地,从安全考虑,应当不管不顾,掉头离开,三十六计走为上,哪怕眼睁睁看着自家老三落在便衣手里。大姐没有躲开,反而铤而走险凑上前去,飞蛾扑火一般,实是以命相搏,如果她的警备司令部军官身份未起作用,这个挎包以及包里的真空管落到便衣手里,大姐难逃罗网,足以送掉性命。

现在她还是暴露了,在自家大哥眼前。

“这是什么?”大哥追问。

老三笑了一声,出面解释,说明这不是什么玻璃管子,是钱。眼下这种东西尽由军方掌握,外头有人用得着,却很难拿到,所以很值钱。

“骗我?”

门口突然传来叩门声,卫兵在门外大声叫唤:“报告长官!”

“干什么?”

“客人求见。”

大姐眼疾手快,把桌上的小盒子重新塞回挎包。母亲听到敲门声,急忙从后院回到厅里。大哥安慰她:“阿姆放心,没事。”

他喝令把人带进来。

求见者进门,家人个个吃惊:竟是刚才那个便衣头头和他的矮胖手下。

这个人执着,本地土话称之为“死绵”,巷子口没有得手,被大兵下了武器驱走,只过一两个钟头,居然转身打门闯到家里来了。与刚才的杀气腾腾不一样,此人上门时变得客客气气。他拱手,称刚才急于公务,有所冒犯,过后一打听,心里很不安,请多多包涵。他听说今天是个特别日子,这里一家人团聚,因而不顾冒昧,登门致歉。同时道喜,表达一点心意,今后大家好见面。

他们带来了一瓶酒做礼物,是美国威士忌。

大哥问:“你们什么人?”

矮胖子介绍说,中年便衣头头名叫柯子炎,是保密局特派员。矮胖子本人叫刘树木,带省政府调查室一个行动小组听柯特派员调遣。

“特务啊。”大哥说,“不打不相识。”

柯子炎笑笑:“其实有些渊源。”

他声称与大哥确实只是初见,与大姐却不是。巷子口忽然相遇,觉得面熟,后来才想起来,当年在漳州见过。他记得看过钱参谋演戏,当时她还是师范学校学生。

“吴先生可好?”他问。

“你认识?”大姐问。

“是故人。怎么没见他?”

大姐说:“他在台湾。”

“我也从台湾过来。”

“特派员过海抓人?”

柯子炎不作解释。

他提到的吴先生叫吴春河,是大姐的丈夫。吴春河在台南一所中学教书,大姐和他有一个儿子,三岁多了,从小随大姐住在厦门,前些时候送去惠安洛阳大姐的婆家。

柯子炎坐在椅子上东张西望,看厅墙上的镜框,镜框没什么特别,里边就是十来张家人旧照片,多已泛白,镜框蒙着灰尘,都是陈年旧物。镜框边有一张春牛图,也就是本地年画,年画不是新物,亦属陈年老旧物品。

大姐问:“柯先生找什么?”

柯子炎说:“这里总该有几方印章吧?”

没有谁回答他,屋子里一片寂静。柯子炎自己作答,称他读过若干钱先生手刻之印,觉得功力不凡,很喜欢。今天意外来到钱先生家,情不自禁想找一找,也许可以在这里哪一张字画上见着。

“令尊大人好吧?”他问。

大姐说:“柯先生不知道今天给谁做忌?”

柯子炎笑笑:“钱参谋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

“柯先生像是知道些什么?”

“世上隐姓埋名、改名换姓者很多。”

母亲忽然张口骂人:“去死吧!”

柯子炎问了不该问的,惹恼了母亲。大哥借机发话赶人,说今晚家人相聚有事,另找时日再与柯先生叙旧吧。柯子炎倒也知趣,即起身:“不好意思,失礼了。”两个便衣离开。大姐把人送走,关上门回到屋里,不等大哥发问即抢先说话:“阿姆在上,大哥做主,今天日子不一样,菜要凉了,大家先吃饭。”

大哥一声不吭。

大姐是先发制人,防止大哥穷追不舍。她话外有音,提醒大哥这么多年了,今天全家团聚很不容易,这个时候该说的好说,不该问的别问。大哥不要一心“剿共”,老三不必解释生意,也不要急着讲这个柯子炎,免得母亲不放心。母亲被大姐拿出来当挡箭牌,大哥没有办法,只能把小木盒里的真空管放在一边,先吃饭,以免惊动母亲。

这顿饭没能安静吃完,只过了半个小时,门外卫兵又大声报告有事,这一次不再是便衣特务骚扰,是师座到了团部,派传令兵要大哥速往。

老三钱世康在饭桌上打趣:“大哥如今是党国要人啊。”

大哥恼火:“你找死!”

他让老三放筷子,擦嘴巴,别再吃了,跟他走。

“干什么?抓我吗?”

“我不抓,让特务抓?”

老三叫屈,称自己真是良民,做点小生意赚点小钱而已,党国大员把江山社稷都拿去倒卖,他折腾一两个玻璃管算什么?自家大哥不要怀疑。

“这话听来就像‘土共’!”大哥训斥。

母亲即刻生疑:“什么玻璃管?”

大姐赶紧帮着掩饰:“老三瞎扯呢。”

大哥向母亲告罪,身上有事,匆匆回来,又得匆匆走人,回头另找个空闲时间再回家看母亲,好好说说话。他坚持要带上老三一起走,一来他要搞清楚老三到底倒卖些啥,二来免得特务回头找母亲和家人麻烦,他估计那个柯子炎不会善罢甘休。

老三还开玩笑:“大哥把我带走,不怕特务找你讨要‘土共’?”

大哥教训:“你要真是‘土共’,我亲自收拾。”

大姐在一旁打岔:“大哥听我说一句。”

她说今天要不是大哥赶到,真不知如何收场。此刻大哥让老三一起离开,其实是想保护老三,老三跟大哥走,别人奈何不得,确实比较安全。只是两个儿子刚进家门,饭都没有吃饱,一起掉头离开,母亲怎么舍得?不如让老三今晚吃个饱饭,住上一夜,跟母亲说说话,讲一讲他的生意,安全由她负责,明天她再把老三送到大哥那里,交大哥审问。特务虽然厉害,一时还有顾忌,他们已经知道老三后边有个大哥,身居国军要职,担负“剿共”要务,她自己在警备司令部谋职,也能有点用。即使对方确实想抓老三,暂时不会贸然行事。老三离家多年,不让他陪陪母亲,尽尽孝道,也说不过去。

“是你和阿康要鼓捣什么吧?”大哥怀疑。

“生意可做就做。”老三笑道,“我听阿姐的。”

“这里谁大谁小?”

大姐不服:“大哥你大,这个家谁在照料?”

老三说:“这些年都靠阿姐,阿姐照料全家。”

大哥呵斥:“死到临头,搬什么舌头?”

母亲出面制止,让他们都不要吵。于是大家住嘴,听母亲发话。

“你怎么咒阿康死啊?”母亲问大哥。

大哥担心柯子炎。这个特务不一般,刚才巷子口上见一个抓一个,没一丝手软。被一车大兵驱逐,居然还敢拎一瓶酒上门,说是致歉道喜,实际是刺探虚实,张牙舞爪。此人号称保密局特派员,矮胖子自称归省政府调查室,保密局和调查室是什么东西?就是军统。抗战胜利后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保密局辖下的省站对外称省政府调查室。这个特派员有来头,知道金凤的过去、父亲的篆刻,对钱家相当了解。他们抓捕老三不像偶然而为,来者不善,不能不防。

母亲骂:“死特务还要进门抓人?”

大哥承认:“今晚也许还不至于。”

母亲生气:“你们当大哥大姐有什么用?不给我一个晚上?”

她要大哥和大姐保证老三的安全。今晚老三哪里都不要去,留在家里,有她两只眼睛看着,她比较放心。

大哥无法强行带走老三,悻悻离去。

老三钱世康留在家中住了一夜,由大姐负责保护,当晚并无特务上门。第二天清晨,母亲与大姐早早起身,一起到厨房为家人生火做饭,一锅稀饭烧好,大姐去招呼老三澳妹两个小的起床吃饭,这才发现老三钱世康不在房间,已经不知去向。

母亲呆若木鸡。

“死金凤!”她痛骂大姐,“你还我阿康!”

第一章 步步深陷

大姐。30岁。厦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参谋,上尉军官。

身份之谜

这里讲的是我们家的故事。我是故事里的澳妹,家中老幺,母亲的小女儿钱玉凤。我在故事开始的这个时间刚满二十岁,是厦大生物学系二年级学生。我在母亲和哥哥姐姐眼里总是长不大,从我拖两条鼻涕时起,他们就管我叫“澳妹”,闽南土话里“澳”就是“沃”,也就是臭,所谓“澳妹”就是“臭妹”,这个称谓让我备觉羞辱,却无可奈何。我的家人们并不是嫌我味道不好,如此称呼只表示亲昵。依照本地风俗,名字叫得越差,可能活得更好,我对此耿耿于怀,屡屡抗辩,永远无效。

有一段时间里,我很对大姐犯疑。我们家所有人里,除了母亲,我跟大姐相处最多,但是她也最让我困惑,因为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这话说来奇怪,她是我大姐,母亲的大女儿,吴春河的妻子,吴亚明的妈妈,每一个身份都确切无误。大姐一回家就忙个不停,照看家中每一个人,出门上班她穿军服,领章一杠三花,人们管她叫钱参谋或者钱上尉,其身份同样确切无误,但是恍惚之际,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

我们家与其他人家一样有男有女,母亲按照闽南人源远流长的习俗,极度重男轻女。我们家非常骄傲,不算还属幼童的外甥吴亚明,一家有五个男子:大哥钱勇,二哥钱海宁,三哥钱世康,姐夫吴春河,父亲钱以未。然而这五个男子其实似有实无。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一直是一个女人国,主要人物是母亲、大姐和我。

我对父亲基本没有印象,据母亲说我出世后曾见过他一次,当时我才一岁多,而后父亲出门远遁,失去踪迹,早如死人。父亲是一家之主,但是我们从不在母亲面前提及他,以免母亲发火,因为妻子儿女被他弃之不顾。我大哥钱勇眼下当了上校,年轻时并不风光,他在我四岁那年离家,当时什么都不是,之后曾经两度短暂归来,又匆匆离开,直到我们家人于巷子口历险那天,才带着大兵突然回到厦门。二哥钱海宁算是最安分守己的,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时间——他不幸早夭,刚刚活满十岁,于下海捞鱼虾时丧生潮水。三哥钱世康跟大哥可有一比,年纪轻轻离家外出,一去七八年,直到四月二十这一天才穿着一件长衫、戴着一顶礼帽出现在厦门,被一群便衣特务死按在巷子口五脚距墙边。大姐的丈夫吴春河跟我们家其他男子一样飘忽不定,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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