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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阎王爷那里找。”
柯子炎说人家阎罗王不要那种东西。实话说他找那两个章子就是要送给阎王爷的，要是它们终于到了他手里，他会让人找把大锤，把它们砸成一堆石碎。
他转头问我：“钱小姐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吧？”
我一概不记得。
他要我好好回忆。他跟我姐夫吴春河不是外人，当年吴春河跟他讲过“山本太郎”的故事，立志反抗日本鬼，打倒卖国贼，让他很钦佩，至今经常想念。这些年吴春河在大陆、台湾两地活动，涉嫌叛乱，犯的是杀头罪。他是保密局里有名的“血手”，一向冷酷无情，面对故人吴先生却是心存不忍，如果能做到他还是想帮点忙。
“把你们知道的都跟我说，这样大家都好。”他说。
母亲说：“死了最好。”
柯子炎问：“阿婶爱找死？”
母亲变脸：“你拿枪来。”
柯子炎笑笑：“我好用匕首。”
他还有一言相劝，如果吴春河回家，或者我们有机会见到，记得帮助转告，让吴春河跟他联系。即使吴春河不愿露面，也请提醒千万不要到处乱窜，否则非常危险。他是为吴春河的安全着想，如果出了意外，家人非常痛苦，他也不会好受。吴春河是他故人，眼下有要事需借助相帮，不能让吴先生如钱勇般惹祸杀身。
我大惊：“我大哥怎么了！”
“钱勇勾结共党图谋叛乱，密捕送台湾审讯，已经给枪毙了。”
母亲跳起来：“死你全家！”
我紧紧抱住她，不让她跟柯子炎拼命。柯子炎指着我要我留心，他今天不想大动干戈，否则他一招手，立马可以把我们家老小三口全部捕进监狱。
“你去死！”母亲大骂。
柯子炎不理她，还对我说话：“钱小姐记住我的话。当年我只有一个妹妹，现在你这里有三个老小，不信谁抵挡得住。”
他们推门离去。
我感觉手脚冰凉，对大哥的情况充满忧虑，只怕他真的大事不好，否则柯子炎不会这般放肆。柯子炎声称经常拿犯人的亲人下手，他曾经把我和母亲抓去关过，如果大哥再也无法保护家人，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母亲浑身发抖，为大哥忧心忡忡。
“他是讲真的？”
“他胡说八道。”
我一口咬定柯子炎是故意撒谎，这种人敢杀人放火，肯定更敢乱讲，无论什么话都不能相信。我说得非常坚决，不管自己心里多么惶恐，我必须先稳住母亲。
“为什么阿勇一点音信都没有？”
“早几年不是一样没有音信？”我说，“如今到处打仗，军队调来调去。”
“走哪里也该有个信啊！”
“说不定明天就有了。”
亚明跑过来，问阿婆和小姨说什么呢？母亲一看孩子穿得少，赶紧抓起一件衣服往他头上套，忙外孙的事去了。此刻只有这个小不点可以让母亲的紧张有所转移。
第二天下午，孙力在图书馆外把我叫住，塞了一张纸条给我。
“晚饭后老地方。”他说。
孙力是化学系的，与我同级不同系。我们在学生会活动中搭过话，互相认识，却没打过交道。他突然跟我说话，给我塞纸条，吓我一大跳。打开纸条，这一吓更厉害——纸条上没头没脑就两个字：“是我”。
我认得这个字体，是三哥钱世康。
傍晚我在食堂喝了碗粥，匆匆去了南普陀后山。
这是“老地方”，早些时候我曾经与三哥在这里见过一次面，事后三哥他们游击队劫了囚车，解救了四位同学，还差点收拾了柯子炎。
三哥果然在这里等我，一见我就咧嘴笑：“澳妹慌什么。”
“我没慌。”
他还是笑：“脸都吓白了。”
我可没心思跟他开玩笑，我一把抓住他：“三哥你快想个办法！”
我把柯子炎的事情告诉他，特务不知从哪里知道姐夫回家，还说大哥被秘密枪毙。母亲急坏了，三哥无论如何想办法打听一下大哥的消息，让母亲安心。
三哥闷声道：“是真的。”
“大哥死了？”
“这个仇一定要报。”三哥说，“事情先别跟阿姆讲。”
我“哇”一下哭出声来。
“澳妹，忍住。”
我拿手堵住嘴，拼命压住哭声。
“这就对了。”他咬牙，“天塌下来都要顶住。”
三哥潜回厦门找我，居然也是为了姐夫，特务追踪姐夫，三哥他们不甘其后。
他们都知道姐夫从台湾回厦门，曾经回过家，然后离开厦门，忽然失踪不见。三哥说姐夫本来要去接头，他们一直等着，姐夫没到，也没发现落在特务手里。
我抽泣着告诉他，柯子炎到家里追查姐夫，他肯定不在特务手里。姐夫回家时我不在，面都没见到。姐夫把亚明送回家，除安慰母亲外，只拉了点家常。
“出大事了。”三哥说，“需要赶紧找到他。”
像上回一样，他给我带了一包乡下花生糖。他交代我稳住情绪，好好活着，陪伴母亲，安慰母亲，替哥哥姐姐尽孝。
我泪眼迷蒙。
三哥告诉我，他们以牙还牙，也在想办法收拾柯子炎。上一次泉州城外没有抓住柯，他们继续寻找机会。几天前柯子炎在南安一带活动，三哥得到情报，知道他要回厦门，便带人在沿途一处险要地带伏击他的汽车，双方发生枪战，柯子炎在枪战中挂了花，当了“死不剩”的。按照当时情况，本可以击毙他，三哥却留了他一条命，要活的，宁可先放过。大姐牺牲前有交代，要抓住这个人，把事情搞清楚。
原来柯子炎所说“头皮被鹧鸪啄了一下”，讲的就是三哥。
我把大舅到厦门的事情告诉三哥。他听了很吃惊。
“印章在哪里？”他问。
“阿姆收着呢。”
他交代一定要收好，事情非同寻常。
三哥离去，我没有马上走，独自在夜幕里垂泪。心里除了大哥大姐留给我的悲伤，还有对姐夫的担忧。我不知道姐夫出什么事了，此刻究竟是死是活。亚明已经失去母亲，他不能再没有父亲。
后来我才知道，柯子炎到我们家追踪姐夫之前，已经与姐夫打过照面，姐夫差一点就落到他们手里，他们没有得手，无奈才跑到我们家追讨。
姐夫离开厦门那天，从轮船一上岸就遇到了危险。
交通员小张带姐夫他们两人进山，下船后他们走上码头，穿过集镇街道中的集市摊点，走向镇街后部一家酱油铺，那是他们要落脚的交通站。姐夫很谨慎，让交通员小张走前，自己随后，隔了相当距离，另一个同伴又隔了一段距离。
小张走进酱油铺时，姐夫顿了一下，站在街边一棵龙眼树旁观察，意外在那一刻突然发生：小张突然从酱油铺里冲出来，向街道另一头狂奔，有两个人跟在后边追赶，一边追一边大叫：“站住！”骚动忽起，集镇街道上做买卖的大小摊主顿时慌乱，目瞪口呆。
小张没能脱身：有一个卖鱼的汉子在他跑近时猛地把鱼担子推倒在路中央，年轻人猝不及防，长衫被鱼担子绊住，人被拉倒于地。卖鱼汉子一个猛虎扑食压到他身上，把他按倒在路中间。原来是早已经布下的埋伏，小张进了人家的圈套。
姐夫吴春河趁乱转身，返回码头，只走几步，前边又有情况：几个便衣迎面快步而来，是特务，都背着短枪。姐夫一眼看住便衣里的一个人，那人睁大眼睛也看着他。
姐夫一侧身，拐进街旁的一家剃头店。。电子书下载
这剃头店生意冷清，两张竹椅都空着，两个剃头匠袖着手等客上门。姐夫往朝里的一张竹椅上一坐，师傅即殷勤凑上，把一张油腻腻的土布褂披在他身上。
“怎么剪？”师傅问。
姐夫说：“剃光。”
剃头店门口发出响声，姐夫抬眼一看，一个便衣晃到门边，目不转睛看着他。
是柯子炎。所谓冤家路窄，一点不假。
自抗战初期各走一路，他们已经有逾十年没打过照面了。去年大姐出事，柯子炎带人到台南姐夫任教的中学抓他，姐夫曾远远地见过他；后来姐夫从新加坡被遣送回厦门，柯子炎到水警临时监狱把姐夫认出来，那时柯子炎坐在吉普车上，并没有露面。直到今天，在剃头店，两人才狭路相逢碰到了一起。
姐夫转回头不看柯子炎，一声不吭做不认识状，让师傅理发。从墙上的镜子里，他看到柯子炎从门外晃了过去。
姐夫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银元放上台面。
“店里有后门吗？”他悄声问。
师傅指了一下店后的门帘。
姐夫扯下脖子上的剃头布，顺手抓过地上一顶斗笠，盖住刚剃出几道发沟的脑袋，掀开布帘从剃头店后门走了出去。后门外是一条河沟，姐夫跳下河游到对岸。
对岸下游泊着几条小船，姐夫看看周边无人，赶紧翻身上船，躺在船舱里，同时把斗笠往河下游用力一抛，让它顺水快速流走。
这斗笠当地人称“大笠”，与普通斗笠有别，细竹篾编为上下两层，中间夹有竹叶，有一个尖顶，比普通斗笠面积大，更结实，戴在头上可抵挡中到大雨，漂在河面上格外显眼。姐夫刚把自己藏好，就听岸上一阵枪响，有人朝下游开枪，还有喊话，显然是被他抛下河的斗笠引开了注意。
河边的闹腾声响渐渐归于平静。无论外边闹腾还是平静，姐夫都不吭不声，虫子一般蛰伏在船舱里，直到天黑。
他借夜色掩护爬下小船，悄悄上岸离开小镇。夜幕中的小镇惊魂初定，有狗吠声阵阵，姐夫吴春河孤身一人，不再有交通员领路，也没有同伴相随。
他再次陷入困局：酱油铺交通站显然已为敌破获，导致交通员小张被捕，小张的任务是带领姐夫一行进入山地游击区，与地下党机关接头，这个任务小张已经无法完成。姐夫怎么办？放弃这一次接头，返回厦门，或者直接返回台湾？
姐夫非常谨慎，他作了另外的选择，决定独自上山。
这是因为柯子炎。柯子炎号称“血手”，他没在剃头店动手抓人，绝对不是手软，很大可能是他对剃头店没有数，担心仓促行事中了圈套。他布置好他的人，转身就会扑进来实施抓捕，所以姐夫没有丝毫耽搁，转身就跑。落入敌手的交通员小张不被突破便罢，一旦被迫说出底细，柯子炎会知道姐夫他们去黄狮坑接关系。出于对姐夫谨慎性格的了解，柯子炎会断定他将放弃前往黄狮坑，因为姐夫失去交通员后无法与地下党联络，到黄狮坑没有意义，还可能自投罗网。柯子炎会判断姐夫最可能返回厦门，或者返回台湾，他的特务一定是在守株待兔，藏匿于那几个关键通道口上。
姐夫必须反其道而行。
他心里还有一重忧虑：交通员带着他前往交通站接头，这个站被破坏，交通员被捕获，他却得以幸免逃脱，旁人可能生疑，如果他不吭不声一躲了之，更会令人怀疑，给他的任务和使命带来不利，他与此间地下党的联络可能再也无法建立。比较而言，尽快找到本地地下党领导机关，报警，说明情况，建立联系，更可能消除怀疑。
但是离了交通员和交通站，他怎么上山？到哪里接头？如果他自己就能解决问题，何必还要交通员？姐夫考虑自己并不是盲目行动，上级已有通知，本地地下党领导派了交通员带他进山。早几年去台前，他本人也曾秘密进山，游击队里还会有人知道他的底细，只要能遇到游击队员，请他们报告上级领导，仍然有望接上关系。
这里边当然大有变数，极具风险，他能做到吗？
姐夫从小镇沿江上行，趁夜走到海澄。在那里稍歇，第二天清晨继续前进。这里是平原水网地带，远远可见山岭横在天边，有一种载客自行车在黄土道路村头街角边穿行，多的一辆车能搭载三四个人。姐夫雇了一辆自行车前进，于次日黄昏到达黄狮坑。这是一个村落，四周群山环抱，有一条通往内山的道路经过村边，村子建于山坡，坡下有条溪流，进村的道路从溪岸蜿蜒而上，从村头两株巨大的古柏中间穿过。
姐夫在古柏树旁受到四个人拦截。四个人都持步枪，穿便衣，左臂上挂有黄布袖章，袖章上用墨水写有“自卫队”字样。
“哪里来的探子？”他们问姐夫。
姐夫称自己不是探子，是路过的教书先生，经黄狮坑，到漳平永福找熟人求职。
“为什么走这条路？”他们怀疑。
是因为听说其他路不好走，姐夫绕了点路。
姐夫向他们打听村里有没有借居的地方，天快要暗了，山里夜路难走，得歇一歇，找人要口饭吃，找堆破棉絮眯一眯。
为首的一个下令：“带他去见易太太。”
他们把姐夫押进村，进了一座大宅。这是本村唯一一座楼房，建得有如巨大的方形堡垒。四边墙体均为青石垒起，异常坚固，下层无窗，却留有枪眼。二层以上开有石窗，屋顶是个平台，像城墙一样建有一个个枪垛。
姐夫被押进大宅，关进一间黑屋子。他们给姐夫两块地瓜充饥，地瓜是热的，黑屋子的地上铺有稻草，可供睡觉。
“这是什么地方？”姐夫问。
“牢房。”
“我是好人。”
“易太太回来再说。”
这些人不是军警特务，也不像共产党游击队，会是些什么人呢？黄狮坑不是姐夫此行的目的地，只是他要经过的一个站，按照计划，小张把他送到这里，再由另一个交通员把他送进山里去见游击队领导。现在他给关进大宅私牢，到哪里去找交通员？
天黑时分村外突然响起密集枪声，大宅里扑通扑通，脚步声杂沓。透过门缝，姐夫听到有人在大声吆喝，命令机枪队到大柏树下，其余人员到各自阵地布防。
几分钟后机枪声炒豆子般响起，时起时落，打了半个来钟头。待到枪声平息之后，大宅里又是轰隆轰隆，到处都是人声。
姐夫听到一个吆喝：“把探子带过来。”
他被押出囚室，拖到大厅。大厅挂着两盏煤气灯，气打得很足，照得厅堂亮如白昼。厅堂正中太师椅上坐着个女子，看模样四十上下，圆脸，浓眉大眼，表情威严，椅边大桌上摆着两支驳壳枪。
“就是这个探子？”她问。
姐夫申辩：“我不是探子。”
女子不听：“拖出去砍了。”
几个自卫队员过来拖姐夫。姐夫发觉情形不对，当即大声喊叫：“易太太不能草菅人命，冤杀好人！”
“好人个屁，保安团是谁领来的？”女子骂，“嘴硬！”
“保安团没关系！”姐夫喊，“我不是！”
女子问：“你不是保安团探子，难道是‘土共’？”
姐夫说：“我是好人。”
女子让姐夫老实招供，到底是干什么的，别拿什么教书先生糊弄。如果承认是“土共”，那么不砍，明天让人拖去交保安团讨赏，让保安团去砍。如果不承认“土共”，那么就是替保安团进山探路的探子，马上拖出去砍了。
“行，我说实话。”
姐夫承认自己不是教书先生，不是探子，也不是“土共”。他是闽南人民自治同盟的人，他要到漳平找陈永吉，陈手上有一支队伍，百余人枪，是他们自治同盟的武装。他们准备收编其他武装，组织一支自治军，如果易太太愿意，可以一起干。
“你去‘同盟’啥？教写字？”
姐夫说是去修一架机器，电台。他会修机器。
“你们还有电台？”
姐夫说有一部电台，但是出了问题，联络不正常，要他去看一看，修理好。
“自治同盟是什么鬼？国民党？共产党？土匪？”
姐夫说：“自治同盟就是自治同盟。”
易太太改变主意，决定暂不杀此人，交给手下审问，会不会修电台不须管，来龙去脉务必查实。如果还是什么“自治同盟”，那么只管狠狠打，打到不同盟为止。搞清情况，该杀该砍不迟。
姐夫又被关进牢房。
几天后，有一张纸条辗转来到厦门，由一位中年人送到了我们家。
“周掌柜：速筹钱，款送西北黄狮坑易太处。老吴。”
字是姐夫亲笔写的，他的字有点扁，笔画向右上方倾斜，我能认他的字体，因为我看过他给大姐写的信，信封上的字就是这个样子。
母亲在家，她不识字，我把信读给她听。我们俩面面相觑，对信里的意思全然不知。这封信对我们的唯一意义就是姐夫还在，并未消失。
把纸条送到我们家的中年人自称就是周掌柜，我没让周掌柜在家里多留，即把他送出家门，到了门外才问话。这些话不能当着母亲问，只怕她着急。
“怎么会把纸条送到这里？”我问。
他说纸条里有一个“筹钱”。这是老吴交代的暗号，指的不是金钱，是钱家。
“他是不是给土匪绑票？人家派了黑单？”
不像。如果是土匪派黑单，通常会写明要多少大洋，到哪里交钱赎人。
“‘西北黄狮坑易太处’是什么意思？”
他也很疑惑，不知究竟。
“纸条怎么到你手里的？”
是通过邮局寄到事先安排的一个取信点上。从纸条内容看，姐夫含糊其辞，不把事情说明白，显然处境不安全，担心纸条落到他人手里。
“你是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