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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重回木屋不久，有一封信从香港寄来，是父亲的信，他还活着。一年多后风声稍平，父亲从香港悄悄回家，秘密藏匿在木屋里，不时召集秘密会议。很快我们家受到注意，父亲接报再次匆匆离开，大哥用自行车把他送到码头，看着他上船去上海，这是我们家人与他见的最后一面。许多年后我们才知道，父亲去上海不久就于英租界被捕，引渡回故乡台湾，第二次进入日本人的监狱，后来就在那里失去踪迹。
这是我们家的故事。有这样一个父亲，才会有我们这些儿女，我们家的人相继走上同一条道路，可以从父亲那里找到根源。但是我本该是个例外，我在家人的呵护下长大，是兄弟姐妹里唯一一个大学生，母亲出于自家惨痛过往和对女儿的关爱，禁止我参与政治活动。我的兄长大姐都要我好好读书，不问其它，他们自己可以赴汤蹈火，却不愿意自家澳妹去经历他们的危险。作为家中的小女儿，我从小爱哭，心软，他们不想看我哭泣，我应当笑靥如花。
我为什么终究走上这一条路？因为大势所趋，或者因为出自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我自己生于国民党的监狱，一落地就是小囚犯，如此便与生俱来，注定了我将何去何从？家人对我的限制禁止一直让我不服气，凭什么他们可以做的，我却不行？是不是正因为这种阻拦和不服气，让我走上了这条路？
想来好像也不尽是。
我自己作了选择。大一时我们住新生院，在鼓浪屿。班上有一位女生跟我谈得来，我们一起出墙报，参加学生集会，谈论时政，针砭弊端，无话不说。有一天这位女生塞了一本书给我，交代别让人看到，是一本《新民主主义论》。
她问我，书上的道理对不对？我表示拥护。她想带着我去见一个人，是“那边”的人，问我愿意吗？我顿时想起我们家那些故事。
我说：“我愿意。”
她领我见了老江，一段时间后我被发展入党。
地下工作情况特殊，一些党的上级组织分别派员开辟白区工作，形成了不同的地下组织系统，由各自上级领导。老江本是厦门侨师老师，侨师学生运动活跃，地下党力量很强，老江通过一些渠道，把组织发展到我们学校，把我吸收进去。我们与三哥他们各归一支，分属不同系统，按照地下工作要求，不能有横向的关系。但是大家同属一个党，有着共同的目标，面对共同的敌人，关键时刻，应当互相协助与支持。
我把孙力的小册子退还给他，却依然会与他们共涉危险，义无反顾。
老江给我们的任务是隐蔽，我却给自己找了另外的任务。
第四章 笑靥如花
小妹。21岁。厦门大学学生，厦门要塞司令部勤务兵。
“血手”出现
出发之前我告诉孙力：“我得跟阿姆说一声。”
孙力反对：“危险。只怕万一。”
我坚持冒险回家。我是母亲的小女儿，我要是一声不吭突然不见了，母亲会为我提心吊胆，会非常伤心。我的兄长大姐可以不辞而别，我做不来，不忍心。
孙力很生气：“你这样搞什么革命？”
“难道我反革命？”
他没办法。严格说他不能命令我，我不是他的下级，我是在帮助他们。
我让三轮车停在巷口，让孙力在车上等，自己下车步行，步子不快，眼睛左看右看，没有发现异常。我们家的木屋大门紧闭，五脚距空空荡荡，几个邻居小男孩在坑洼不平的小巷里跑来跑去，尖声叫唤。我不知道这是平安无事，或者只因为自己失察。我心里很紧张，几乎没有经验，不像那些老资格地下党员能够及时发现可疑迹象。
我鼓起勇气打门。
“谁啊？”
是小男孩细细的嗓音。亚明比我强，能牢记外婆教导，必先问再开门。
“是我，亚明。”
他飞快开门，扭头往里屋跑：“阿婆，小姨回家了！”
我走进家门，有人在厅里问：“是澳妹？”
竟是颜俊杰。
几天前宪兵和便衣搜查我们家，柯子炎提到颜俊杰当了联络官，从台北来到厦门，住在要塞司令部。柯子炎走后，母亲要我找个时间去看看颜俊杰，却不料我还没去，颜哥自己上门来了，恰在我回家要跟母亲告辞的时候。
他一身便衣，独自前来，带了大包食物，其中有罐头、美国炼乳和牛肉干。
“东西备着，到时候恐怕得用。”他说。
“到时候”是什么意思？我们都很明白。战局发展迅速，解放军势如破竹，前锋已经进入闽北。如此下去不要多久，战火就将在厦门燃起，到时候生活物资肯定紧张，颜俊杰是为我们未雨绸缪。
我问：“颜哥怎么又回厦门？”
“不喜欢我回来？”
我笑：“颜哥回来当然好。”
他说他不喜欢待在台北。知道厦门这里会有一仗，他不放心。
“阿勇托我关照你们。”他说，“要是失约，九泉之下他会怨我。”
母亲眼泪落了下来。
颜俊杰问我近来如何，我告诉他学校提前放假，我们忙着准备考试。他让我赶紧考，考完后回家守着母亲和亚明，不要到外边去，很危险。
“会吗？”
母亲骂：“澳妹掉了魂啦。”
颜俊杰住在要塞司令部，要塞司令是他老友，那里方便，他向老友要了个房子，设他的联络官办公处。他要我到要塞司令部找他，他带我去军官食堂吃饭，那里伙食不错，不像学校寡油少盐。眼下好东西都给弄到兵营里了，没事的话，我可以天天到他那里吃饭，也给母亲和亚明带吃的回来。
“还能拿呀？”
母亲看着我，满腹狐疑。
颜俊杰有公干，不一会儿起身离开。还好他走了，他如果没事继续坐下去说话岂不糟糕，孙力他们还在外头等我呢。
颜俊杰一走，母亲就盯着我：“鬼打着了？”
她起疑心，因为我跟颜哥说话时心不在焉。她追问我不在学校读书，跑回家做什么。我告诉她是回家拿件衣服，班里同学要到野外采集，晚上住同安，只怕凉。
“不是要考试吗？”
“我们生物学系考笔试，也考采集。”
母亲不识字，不知道大学怎么回事，但是她本能地不放心。
“厦门没有虫子抓吗？”她问。
“是生物采集，不是抓虫子。”
我上楼拿衣服，母亲追着我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顺利的话一两天就回来了，如果没回来，那就是没考完，阿姆不必操心，迟几天考完了，立刻就会回家。
她脸色一下子变了，跑过去“哐”地关上房间门：“你到底为什么！”
我急了，在屋子里跳脚：“阿姆！”
母亲逼我说实话。眼下兵荒马乱，厦门岛上到处大兵，都说共军还没有到，岛外已经遍地“土共”。这种时候为什么离开厦门？找死吗？有什么事不许瞒她，乖乖说，她绝对不让我不明不白离开家门。
我急得失声哭泣：“阿姆害我啊！”
“到底为什么？”
我咬定没有其它，就是野外采集，考试。
母亲说：“骗不了我。”
“阿姆怕我去投共？”
“你敢！”
我说我们家的人都敢，只有我不敢。如果我想投共，在厦门就做得到，不必跑到外边。如果真要到外边投共，我拔腿就走，绝不回家跟阿姆费舌头。如果我要投共，哪怕阿姆把我关起来，一天两天，十天八天，不可能关我一辈子，哪一天放我出去，我还照样跑去投共。
“你找死啊！”
大门突然被人砰砰打响：“钱玉凤！钱玉凤迟到了！”
母亲放下我，走过去打开大门，外边站着一个同学，肩上扛着一支采集杆。这个人不是我的同学，是孙力他们系的，膳食委员会学生代表，负责监督采买。他从伙房借一辆拉米拉菜的三轮车，送我和孙力离校。我回家看母亲，拖了这么长时间，迟迟不出门，孙力坐立不安，他不能出面，因为母亲认识他，于是派这位同学前来察看究竟。为保险起见，孙力让他把采集杆扛过来，这把采集杆放在三轮车上，是我们离开学校的掩护物。
母亲看到采集杆，愣了一下：“真是去抓虫子？”
我大叫：“不是！我们去投……”
母亲大喝：“乱说！”
她怕我的嚷嚷让人听到，惹出麻烦。其实我只是吓她，哪里会公然宣布自己去“投共”。我被那支采集杆救了，母亲终于不再阻挠，放我离开家门。我做气呼呼状，头也不回快步而去，母亲在我身后喊了一句：“澳妹早点回家！阿姆等你！”
她语音里充满了焦虑、不安与无奈，我的眼泪哗啦一下落了下来。
我不知道此刻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母亲。
我们上了那辆三轮车，同学拉着我和孙力，匆匆赶往码头。三轮车上有我们的简单行李，以及一个藤箱子，箱子是细藤条编织，结实坚固，闪着桐油的光泽。
这个藤箱挺沉，里边装着我们外出采集、化验需要的仪器。所谓的仪器其实就是孙力从我们家水井里钩出来的电台，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带出厦门。这部电台穿越海峡波浪，从台湾来到厦门，三哥为它历险，大姐因它牺牲，大哥追查其下落，姐夫破解其谜团，现在要由我把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
几天前孙力跑到我家，下井找到电台，宪兵突然上门，孙力把电台又藏回井下。前天清晨母亲出门买菜，孙力和一个同伴按事先约定早早守在我们家近侧，母亲一走，我就把孙力放进家门，自己站在大门口给他看风放哨。转眼间孙力从水井里把电台再钩出来，装进一只竹筐搬出我家，放在门外三轮车上，跟我道别，匆匆离去。
那时孙力交代：“你三哥让你一起走。”
“去哪里？”
“你想去的地方。等我通知。”
我满心忐忑，又满心期待。我知道他说的是去哪里。
今天上午我们终于出发，有一批同学同行，大家各自行动，分头离校，于码头会合，上了开往海澄的小客轮。有位女生坐在我的座位边，她给我递来一把花伞，还有一个包，包里有一件花衣服和一双高跟鞋。
我很诧异。
孙力小声道：“穿上。”
“为什么？”
“包里有证件。”
那只藤箱被塞在我的座位底下。
客轮开航前，水警进船舱检查，查证件，也查可疑行李。水警走到面前时，我吓得手脚冰凉。我装作看报纸，强忍着紧张，从包里取出一个信封式套子，头也不抬就递过去。那套子里装着他们为我准备的证件，是一本护照，国民政府驻印度尼西亚总领事馆发给的归国华侨护照，护照照片里的姑娘跟我有点像。水警从套子里抽出证件，只抽一半，看了看就递还给我。
“侨生？”
我点点头。水警没有查我座位下的藤箱。
客轮开航，中午靠岸海澄码头，这个码头盘查很严，警察把守在出口处，查旅客也查行李。有几个挑夫跳上船抢搬行李，孙力指指藤箱，一个挑夫扛上就走，我追在后边连叫小心。挑夫在我前边大步往前跑，警察拦住他，他朝后边一指，说是“番客妹”的“对象”，也就是海外归侨姑娘的东西。警察转眼看我，挑夫趁机钻出门去。
东西躲过检查，我们顺利出了码头。
当时已经过午，大家都饿了，孙力领我们进了街边一家小饭馆，让店主给大家各煮一碗面。孙力交代我们赶紧吃，等他，自己转身离开。他是负责人，得先去接头。
他一走就出事了。
我们埋头吃面。坐了一上午船，一路紧张，感觉特别饿，店家把面端上来，大家一人一碗只顾吃。我的座位靠里，面对窗子，窗外就是街道，吃着吃着感觉热，我停了筷子，抬头看了一眼，突然就呆住了。
窗子边站着个人，目不转睛看着我。
这是个矮胖子，着便衣，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他是特务组长刘树木。
我知道大事不好，当时整个人慌了。
刘树木离开窗子，抬脚从门口走进小饭馆。他一进门我更慌了：原来不止他一个，后边还跟着一个人，这人我没见过，可能是本地警察，穿黑色警服，瘦高个儿，小脸，一顶帽子几乎盖住半个头，看上去还很年轻。
“都是什么人？干什么？”刘树木看着我发问。
桌边的同学一起放下碗，大家面面相觑。
“说。”刘树木追问。
瘦警察站在他身后，手按在腰间枪套上，木偶般一声不响。
一个男生回答：“我们从厦门来。”
“你住嘴。”
刘树木不让别人回答，指着要我说。我强压紧张回答，说这屋里都是厦大学生，到海澄没什么事，找同学玩。
“假话。”
他命令我们站起来。我们互相看看，一起站起身。
我们的行李有的放在地上，有的放在邻桌椅子上。藤条箱比较显眼，我们把它藏在饭桌下，大家围着饭桌，十几条腿一遮，谁也看不见。
现在他们看见了。
“桌子下是什么？”
“东西。”我说。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一个劲想哭。这时候哭不顶用，不哭又能怎么办？身边几个同学跟我差不多，都不知如何是好。
街道上突然响起枪声，就在近处，砰砰两枪，然后又是两枪。熙熙攘攘的街道顿时大乱，有人尖叫，有人没命狂奔。一个挑担汉子把担子丢在路旁，一头撞进小饭馆躲避。里边的刘树木和年轻警察也慌了手脚，暂时丢开我们，一起拔枪窜出大门。
我们几个同学抓起自己的行李，走也不得，不走也不得。突然而来的枪声和混乱给我们提供了摆脱特务的机会，我们应当抓住机会逃出小饭馆。但是孙力还没有回来，离开时他交代我们在这里等，我们不能和他失散。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接头，不等到他我们无处落脚，无处可去。
猛然地，砰砰又是两枪，然后乒乒乓乓响成一串，枪声震耳欲聋，在我们身边持续轰响。我们都没见过这种场面，几个同学浑身发颤，像是被子弹击中一般。突然有一个人冲进小饭馆，大喝一声：“快走！”
是孙力。
男生们抓起行李，抬起藤箱跑出小饭馆。我和另一个女生没拿东西，跟着跑了出去。我在小饭馆外突然吓了一跳，脑子里“轰”的一下，不禁停住脚步，呆立不动。
地上躺着那个瘦高个年轻警察，他的帽子丢在一旁，喉咙中了一枪，血从伤口喷出，流淌一地，看模样已经死了。刘树木则跑得不知去向。
我见过死人，却没像眼下这么突然，活生生一个人，转眼躺在地上，乍一看到，只觉毛骨悚然。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惊讶，还有不忍。我在死者身边呆立几秒钟，死者大睁两眼，翻着眼白，好像是盯着我。我下意识地俯下身，抬手在他眼皮上摸了一下，他合上了眼睛。
一个人从旁边窜出来，一把将我揪住。
“傻瓜！”
我一脸茫然：“三哥？”
“快走！”
他拉着我钻进旁边一条巷子。我们进了巷子后部一幢两层民居，穿过民居的厅堂天井直到后门，再从那里窜进另一条小巷。几分钟后我们到了江边，那儿靠着条小船。三哥把我推上船，我们迅即离开。
“孙力呢？”这时我才回过神来。
三哥说：“死了。”
“什么！”
“骗你的。”
他告诉我孙力他们在另一条船上，已经先走了。他问我，刚才是不是特别害怕？大家都拼命往前跑，怎么我会站着不动，看地上的死人？太危险了。他们冒险开枪引开敌人，让我们可以趁机逃脱，时间非常紧张，稍迟一点，大队警察和特务会马上包抄过来，我在那里发呆简直就是自己送死。
我不知如何回答，眼泪忽然掉了下来。
“算了算了。”他学我，“呜呜。”
“臭三哥！”
他不再责备，转而安慰，说我让死警察吓住也不奇怪，“乖女流鼻水”，女孩子头一回嘛，没什么。他们有个新兵，也是大学生，头一次上阵，枪一响还尿裤子呢。经过几场就不一样，人家现在已经是个班长。
“我不是！”我抗议。
他笑：“不是‘流鼻水’，是‘善又水’。”
他夸奖我把电台找到，带出来，立了大功劳。我说不是我，是孙力他们干的。
三哥让我不要不好意思，这里边有我一份。解放军已经打到福建，此刻把电合送上山正是时候，有如雪中送炭。
我没有感到轻松，心里还在为刚才的情形后怕。我问三哥，特务刘树木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他们从厦门尾随而来？柯子炎是不是也跟着我们？要抓我？
三哥说：“他们是跟我。”
三哥的敌工队与柯子炎的行动组打来打去，柯子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