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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当她是开玩笑。
易太太还问我一个问题：“你们打算收编我的自卫队吗？”
我如实回答：“我不知道，领导没说。”
她说收编不要紧，给个番号，她愿意当解放军。如果她当团长，她会要求不派别人，就让我这个小姑娘做政委。不要把她的队伍拆散，这些人都是子弟兵，只听她的，合在一起能打仗，分到别地方会出事。解放军来了，要她打哪里，她就去打哪里，打完了还让她的人回黄狮坑，这就行了。她和她手下都是故土难离。
我能感觉到她的惶惑，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到来，她心里并不踏实。
我在黄狮坑的一个任务就是帮助易太太学习。领导给了我一书包学习材料，都属中共的基础知识，ABC，其中一些书籍文件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读到，但是我还得充当小导师，辅导易太太学习，解疑释惑。这个工作挺困难，易太太粗通文墨，能识几个字，她对政治理论的兴趣很低，远逊于对腰间两把手枪的兴趣。或许也因为我讲不出名堂，她一学习就打哈欠，只嫌那些政治名词拗口，不好记。学不了几分钟她就不想学，要跟我聊天，她打听厦门马路上的汽车什么样子，大学生读什么书，还打听我的事情，家里几口人，都干些什么事。
我讲了大哥和大姐。她感叹：“难怪啊。”
我不知其意。她解释：共产党怎么会成气候？就是因为有这些人。
但是她对我当共产党却不理解，问我为什么。厦门多好，马路上跑汽车，有书读有饭吃，为什么要钻到山沟里来顶枪子？当土匪是当土匪的人，造反是造反的人，我这样又嫩又软的小女孩不像是做这个的，为什么就做上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
易太太给我们两个姑娘配枪，各一支驳壳。她领我们到村后山间练枪，让我们看她拿双手射击。她说一个女人要掌握住手下弟兄不容易，横下一条心，该狠要狠，枪要拿得起放得下，这才镇得住。心太软，爱流鼻水，那可不成。
那一天我们从村后山练枪回来，从大门走进庄园，一声凄厉的惨叫突然从一旁屋子传出，叫声非常痛苦，我听得毛骨悚然。
易太太沉下脸：“什么鬼叫？”
跟在易太太身后的一个随从赶紧上前了解。回到后堂议事厅，林家团跑了过来。
“阿妗，没啥事。”他说。
林家团是易镇坤的外甥，管易太太叫阿妗，也就是舅妈。林家团很得舅妈信任，是她手下一个分队长。今天林家团带人巡查，在山口看到两个可疑人员，喝令接受检查时，其中一个拔腿逃跑，钻人林间走脱，另一个被逮住。逮住的人身上有支手枪，林家团亲自审讯，想搞清来龙去脉，此人问东说西，没有一句实话，所以上了刑。
“说了吗？”易太太问。
“快了。”
易太太摆手，不再过问。
当天易太太要问共产主义，那是个啥？怎么回事？谁发明的？她听来听去总不明白。我找了本小册子念给她听，她不让我念，要我说。我绞尽脑汁，尽我所能，把小册子上的文字翻译成本地话，尽量说得通俗一点。例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解释说那是大家都努力干活，然后想吃肉就割肉，想吃菜就到菜园里摘。
“我要是想吃人呢？”她找碴子，“开枪就杀吗？”
“那肯定不行。”
我说那时候的人跟现在的人已经不一样了，那里个个都是好人。
“好成什么样？”她问。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捉襟见肘之际情不自禁求助于母亲。我告诉易太太那里的好人应当“善又水”，里外都好，里边好心肠，心地善良，外头好模样，看着很美好。
她笑：“像小钱姑娘？”
我发窘：“我学习学习再跟易太太讲吧。”
她摆摆手让我走。
我从易太太房间出来，没有回我们住的房间，直接走向庄园前厅。
刚才给易太太讲共产主义没讲好，除了因为我自己研究不够，说不出所以然，还因为我心不在焉，精神没集中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前厅不住传出叫唤。林家团在前厅审嫌犯，上刑，打得挺凶，惨叫声一阵阵传来。易太太的庄园很大，四边长度都近百米，前厅与后厅相距很远，前厅的嘈杂声响通常传不到后头，有动静的话，得非常留意才能听到一点。今天不一样，坐在易太太身边，我的耳朵里不时听到前厅声响，若有若无，一阵一阵，持续不绝。也不知道今天受审的人特别会叫，或者是我心里不安，耳朵特别尖，听来听去总是那个惨叫。易太太庄园前厅一侧有几间审问室，他们审人是常有的事，当初我姐夫吴春河被他们误为保安团探子，刑讯中几乎被打死，就发生在那几间审讯室里。在那里受审的有时是外边抓到的可疑分子，有时是出了岔子的内部人员，无论内外，不老实说都要讨打，鬼哭狼嚎不稀罕，听来让人恐怖。我这人心软，看不得别人受罪，受刑者的惨叫让我听来非常难受。但是我无法多管，因为那是他们自卫队里的家务事。
这天我到底没有忍住，离开易太太那里，直接就往前厅走。走到半路，我确认不是自己不对，确实是今天这个犯人异常，他叫得特别凄惨。
我闯进审讯室，那里的场面惨不忍睹。犯人已经给林家团和他的两个手下打得不成人形，变成一团血肉吊在屋梁下，聋拉着脑袋，像是毫无知觉，看得我几乎昏倒。
林家团对我很客气：“钱姑娘什么事？”
我转眼不看犯人，免得自己控制不住。我问林家团这个人怎么了？死活不说？刚才不是说他快招了吗？
“阿妗让你来问吗？”林家团追问。
我不明确回答。
林家团看出究竟，他笑笑，让我出去，这里不好看，女孩子受不了的。犯人的事不必我操心，无论什么情况，他会直接向他阿妗禀报。
犯人忽然叫唤起来。
“让我见易太太。”他呻吟。
林家团大喝：“找死！”
两个审讯队员一起大喊：“打！”
我掉头走出来，没有片刻拖延，立刻跑到后厅求见易太太。
易太太很奇怪：“小钱姑娘什么事？”
“他们快把他打死了！”
“谁打谁啊？”
我说了审讯室里的犯人。易太太不以为然。
“这家伙不是恶棍就是小偷。”她断言，“好人什么不能说？”
我说好人坏人都是人，人都只有一条命，打死就没有了。
“不老实说，打死也活该。”
我说不能这样。打死人不是共产主义。
“你们那个主义还没到嘛。”
我情不自禁喊：“易太太，这里有鬼！”
她吃了一惊。
我提到审讯室里那个人叫唤要见易太太，他怎么会知道易太太呢？林家团为什么不向易太太报告，一个劲让人往死里打？这里有问题。
易太太笑：“瞎说什么？我家外甥搞鬼？”
她让我不要嫌弃她外甥，人家林家团对我可是很有意思，当初就是林家团一再鼓动她向游击队要我来，她想给我做的媒就是做给她这个外甥。
“易太太先别说这个，那边人快死了！”
“死就死了，急什么。”
我不知怎么说通她，心里一急，眼泪就掉了下来。
“易太太你不能这样！”
她看着我大笑：“果然爱哭。”
她站起身打算走掉，我禁不住放声大哭。
“哭什么！”她笑，“去看看。”
她带着我去了前厅。
犯人只剩下一口气，易太太看了那团血肉，并不显得吃惊。
“问出个啥？”她问林家团。
林家团看了我一眼：“还是不说。”
我非常惊讶，我只离开几分钟，犯人已经像个死人。他们真是往死里打。易太太命令把犯人的魂弄回来。林家团从墙边水桶里舀一勺水，泼到犯人的脸上。
犯人醒了。用尽浑身力气说了句话：“我找易太太。”
易太太问：“你是谁？”
他动着嘴唇，费尽力气说话。他自称陈平，来自台湾，有人交代他到黄狮坑找易太太，见了易太太才能说。
“这位就是易太太。”我说，“谁交代你找她？”
那人姓吴，老吴。
我一听愣了，当即追问：“吴春河吗？”
陈平看着我喘气，满眼疑问。
既然要到黄狮坑见易太太，为什么碰上自卫队就跑？他说跑的那个人他并不认识，是进山路上才碰上的。他向人家问路，那人领他走，遇到自卫队阻拦，那人拔腿逃跑，可能因为害怕。
林家团大喝：“假话！”
我不管林家团，当即转身对易太太说：“这可能是我们的人，情况要搞清楚，请易太太保证他安全。”
易太太问：“你担保？”
我说我可以担保。我马上通知上级派人前来核实。
林家团说：“钱姑娘不要上他的当！”
我不理他，只跟易太太说：“易太太，不能再像吴春河那次了。”
一提姐夫，易太太不再犹豫，即喝道：“放他下来。”
我让驻在黄狮坑的另一位姑娘立刻进山向上级报告，请易太太派两个人护送她。我自己留在庄园，守在陈平身边。陈平被抬出审讯室后昏迷不醒，易太太喊来一个土医生给他上药，我在一旁寸步不离。我感觉蹊跷：陈平身上带着支手枪，跟他一起进山的人跑了，两件事都不算太特别，为什么林家团要把他往死里打？我有疑问，只怕他们还不放过他，我守在这里他们做不了手脚。
半夜里陈平醒了。他说的情况让我大吃一惊。
原来他不仅带了一支手枪，还带了金条和大洋，都是他的祖产，带在身上以备急用。家人把财宝缝进一条腰带，让他扎在腰间，腰带被林家团搜身时搜走了。林家团向易太太报告时，没有半句提到腰带，他把陈平往死里打，显然不是为了从他嘴里问出什么，只为了把他打死。陈平一死，腰带里边的财物就是林家团的。我追问老吴是谁？吴春河吗？陈平反问：“你是谁？”
“我是游击队联络员。”我说，“吴春河是我姐夫。”
他眼泪掉了下来：“命不该绝啊。”
他原本很疑惑，为什么他一提老吴，我就知道是吴春河？我告诉他其实我不知道，只因为吴春河失去音信，我们很着急，一直在找他，因此一听陈平从台湾来，由一位老吴介绍找易太太，不禁联想，试着一问，没想到对上了。
“他到底怎么样了？”我问。
“我也不知道。”陈平说。
陈平讲了他们从台南撤离的情况。姐夫吴春河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经验非常丰富，一向小心谨慎，从来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少不了应急计划。从台南出发前，姐夫交代，此行如果顺利，到大陆后一起进山，如果出了意外，大家自行上山，通过黄狮坑易太太联络地下党游击队。易太太误抓过吴春河，知道吴先生怎么回事，对他介绍过来的人会认真帮助。上船时姐夫让陈平跟他分开，各乘一条渔船，以防一起遇险。渔船队在澎湖遭遇巡逻艇时分散躲避，巡逻艇舍弃其它船只，追赶吴春河所乘渔船，方位靠北。陈平听到北侧海上的炮声，看到火光在远处闪耀成一片，心知不好。
陈平那条船逃过了灾祸，次日靠岸于晋江围头，他在那里下了船，等候了两天，吴春河无影无踪，无声无息。陈平知道一定是出事了，否则吴春河不会不按约定会合上山。陈平按应急方案单独行动，辗转来到黄狮坑。回想这一次撤退，陈平非常懊悔，如果他们没在台南多停留，按照原先的撤离计划及早离开，可能就躲过了海上的意外灾祸，姐夫可能已经跟他一起安抵游击区了。
“为什么临时改变计划？”我问。
“我跟老吴提起阿榕伯，老吴放不下，只怕从此错过。”
“阿榕伯是谁？”
“老吴说很可能是他岳父。”
我一时傻了：“不会吧！”
“我也说不会那么巧。”
“他俩在一条船上？”
不是，吴春河、陈平和老人三人各乘一条渔船，老人坐的船殿后。那条渔船的船老大是金门人，如果逃过巡逻艇追击，很可能驶到金门避险躲风头。
我大张嘴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次日下午，三哥带着一小队人，还有游击队的医生匆匆赶到黄狮坑。他们询问了陈平的情况，给他作了检查包扎，拿棉被把他包起来，放上一辆牛车送进内山。
三哥没有走，留在黄狮坑易太太的庄园里。
他夸奖：“亏得澳妹会流鼻水，这么聪明，陈平捡了条命。”
我顾不得跟他开玩笑，迫不及待，把姐夫和“阿榕伯”的情况告诉他。三哥跟我的最初反应几乎一模一样：“不会吧？”
“陈平乱说吗？”
三哥凝神静气，思忖许久。他不相信姐夫会出事，这么多年里，姐夫历过多少险？死过多少回？这次应当也一样。也许因为什么意外耽搁了，不要急，不要丧失希望。
“这个阿榕伯，我们阿爸呢？”我问。
要是真像陈平所言，我们失踪多年的父亲又有了踪迹，如柯子炎所言“觉醒”了，再一次死而复生现身于人间，可能就在金门，与我们近在咫尺。
三哥问：“天下事有这么巧吗？”
“不是说‘凡事皆有可能’？”
以三哥的感觉，凡事皆有可能，这事恐怕不那么简单。父亲真的还活着？姐夫在台南找到的人真是他？他坐的渔船真的没出事到了金门？这都有待证实。
我宁愿相信这些都是真的，因此我非常担心，要是特务知道父亲藏在金门，那可怎么办？柯子炎卖力追踪，声称要把父亲刻的印章拿大锤砸碎，冷酷“血手”于父亲似有私仇，恨恨不休，让他听到风声就坏了。
三哥说：“这个得防，任何人都不要说。”
三哥也让我平心静气，不抱幻想，免得日后失望。姐夫从台南带回一个老人，如果没有丧生大海，老人有可能落到金门，事情就这样，不必联想太多。
“他不是别人，是阿爸！”
三哥认为不一定。哪怕是又如何？我们的父亲早就似有若无，无论是死是活，销声匿迹这么多年，对家人来说早是不存在了，作为父亲倒是不要也罢。
“三哥不能这样。”我生气，“为了阿姆也该去找他。”
“没听阿姆骂他死鬼？”
母亲谁不骂呢？我们这些孩子哪个没让她死骂？难道她真让我们去死？她骂父亲难道不一样？骂他也许是因为想他。父亲毕竟是父亲，没有他就不会有我们，有了他我们家才算完整。这么多年他受难无数，胜利的时候不能忘记他，不能没有他。
三哥说：“乖女要流鼻水了。”
说服不了他，我心里一着急，眼泪真的掉了下来。他不当回事，问我哭什么？回头他去刻一个木偶给我玩，我可以管它叫阿爸。
门外突然传出报告声，敌工队里的战士跑来汇报：林家团跑了。
林家团从陈平的腰带里搜出财宝，刑讯中把陈平往死里打，实属谋财害命。但是他是易太太自己人，易太太把他臭骂一顿，却也没给他更大处罚。三哥他们一到，他做贼心虚，不辞而别，跑得不知去向。
三哥说：“迟早要找他算账。”
三哥还有重要任务，当晚住在易太太的庄园里。第二天，一位地下党领导带着一队游击队员从山里赶到了黄狮坑，大家表情严肃，脸上却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
我偷偷问三哥：“领导来干什么？”
“帮你找阿爸。”
我不高兴。三哥笑一笑，让我快活一点，好事。
那天下午游击队员整队出发，三哥叫我跟上队伍。我们到了山口，队员们在山口附近布岗警戒，领导则守在一棵大柏树下，拿望远镜张望远方。大约半小时后，前方山脚有了动静，一队人马闪出山道拐弯处，迅速向山上前进。太阳西垂，阳光照亮山间，山下那队人马穿越山谷，他们的钢盔、枪管在阳光下闪耀：
我大吃一惊：“这是谁？”
“解放军。”
“他们到了！”
“澳妹有一份功劳。”
解放福建的战役正在迅速展开，解放大军一支侦察小分队先行南下，穿插敌后进入我们游击区，今天进山与游击队会师。我护送的电台进山后发挥了作用，通过上级与解放军部队建立直接联络，为侦察小分队南下穿插提供了保障。
我们心情激动，在村头等了半个多钟头，解放军小分队到达山口，走在前边的是游击队派去的向导，以及部队的领导。队伍里的战士个个年轻精干，脸盘晒得黝黑，军装洗得发白，钢盔上挂着树枝树叶编成的伪装环，背着背包和枪支，在山道上快步行进，山谷里传响着持续不绝的脚步声，偶尔还有轻微的枪械撞击声。
我站在山坡上，看着部队潮水一样涌上山口，泪水忽然涌出了我的眼眶。
不是哭，是欢笑，笑靥如花。我们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第四章 笑靥如花
小妹。21岁。厦门大学学生，厦门要塞司令部勤务兵。
阿姐的替身
我回到厦门家中，母亲看到我，脱口就骂：“死崽！回来做啥！”
我笑：“阿姆咒我死？”
母亲再骂：“臭澳妹找死啊！”
“好好活着嘛。”
母亲把家门关紧，摸着胸口喘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