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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还是我的老师。抗战初期，大姐在附近一所乡村小学教书，日本占领军横行霸道，学校内外都乱，大姐怕我荒废学业，特地把我从原先就读的小学转到她那里，跳一级插到她的年级，亲自教我。那几年我在学校里得管她叫“钱姓”，也就是“钱先生”“钱老师”，回家才能叫她大姐。在此之前我书读得稀里糊涂，直到成了大姐的学生才忽然开窍，被她调教出来。而后成绩一路上去，成了班上的尖子。
若干年后角色倒了过来，大姐的儿子亚明轮我抱着长大，从一岁直到三岁。大姐生下亚明是在抗战最后一年，当时她和姐夫还在永安。抗战胜利后她和姐夫回来了，一个肉团子一般带着股奶香的小男婴被她塞到我的手里：“澳妹你抱。”
我心甘情愿照料小外甥。大姐曾是我的全职保姆，此刻我只能算是兼职，在课余时间帮工。母亲年纪大了，不再做工，只在家里做家务。亚明是我们家头一个第三代的孩子，虽然姓吴不姓钱，却是男孩，得到母亲极大的看重和宠爱。只是她身体不好，手臂无力，已经不太抱得动孩子，通常是动嘴不动手，指挥我为亚明办这办那。抗战胜利之初大姐很忙。她是市政府雇员，而后进警备司令部穿上制服，天天要去上班，事情没完没了，早已不是当小学老师时的样子。不变的是她依然“紧性”，风风火火，说一不二。她回家后，我们家的主导权又从母亲手里转移到她手中，包括亚明的监护权。大姐总是想把他交到我的手里，不放心让母亲围着转。
“阿姆不要老是死啊活啊骂，小孩学粗了。”她说。
母亲很生气。
那一年冬天厦门特别冷，感冒大流行。亚明生病了，病相凶险，头天喉咙痛，第二天发高烧，接连三天不退，全家人急坏了。孩子送到医院住院，医生诊断是患了肺炎，狠下重手，开了最厉害的药，却未见有效，高烧稍微压下一点，转眼又冲上去，比用药前还高。小不点男孩受不了折腾，几天下来，整个人烧迷糊了，吃什么吐什么，从早到晚昏睡，奄奄一息。医生通知孩子病危，只怕不行了，家长要有心理准备。
那几天我请了假，天天守在医院里照顾小外甥。看着孩子饱受折磨，一点一点蔫下去，真是心如刀割，无法忍受。大姐更是焦虑万分，她在医院里跑来跑去，竭尽全力帮助儿子与病魔相搏，渡过难关。
有一件事让我匪夷所思：姐夫突然离开了厦门。
姐夫吴春河当时在厦门一家报馆做事，住在我们家里。姐夫有一副好脾气，他比大姐大不少岁，在家里却是个受气包。大姐什么时候不痛快了，动不动会朝他喊叫——这种秉性估计出自遗传，大姐跟我母亲最像。吴春河对大姐的喊叫从不当回事，你喊你的，他做他的，既不回嘴，也不误事，等大姐自己偃旗息鼓。姐夫这种本事让我很佩服，我思忖他要比我父亲能忍，父亲会不会是因为受不了母亲的脾气，这才离家不归？我知道大姐常对姐夫使性子，家里唯一能够管她的却还是姐夫，她其实很听姐夫的话，只不过不高兴了要吼几声而已。
亚明住院那几天，姐夫没少往医院跑，一来就摸亚明的额头，一张脸万分沉重，除此之外他帮不上什么忙。亚明病危的前一天黄昏，他匆匆赶到医院，看过孩子后，把大姐叫到外头去说话，我留在病房里。
我听到他们在外头吵了起来，隐隐约约，我听到姐夫提到了什么“任务”。大姐朝姐夫喊：“你去死！”
大姐不光脾气得自母亲，骂人也得自母亲真传。她把我吓坏了。
一会儿大姐走进病房，一言不发坐在亚明床边。姐夫跟了进来，什么话都没说，伸手摸摸亚明的额头，把他的小被子捂好，转身离开。出门前他把身上的皮衣脱下来，披在大姐身上，大姐负气一摇身子，皮衣滑落于地，他拾起来再披上去。
那天很冷。
姐夫就这么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去了台湾。
姐夫走后第二天，亚明高烧再起，昏迷不醒，身子开始抽搐，医生想尽办法，无能为力。当晚我陪大姐守在病房，大姐看着躺在床上无助的儿子，眼泪一串串落下来。她把亚明抱下床，捂在怀里，在病床边坐了一夜，不吃不喝，不说不睡，不听人劝，不让人帮，死死抱着儿子不放。
这孩子居然在她怀里挺了过来。
后来她告诉我，整整一夜她都在跟亚明说话，翻来覆去三个字：活下去。无论如何，她可以去死，亚明不能死。这么小的孩子，这么好的孩子，他应当过上好日子，决不能死在那前边。她还跟亚明讲林壮国，阿国头上挨了几大棍，肚子上被捅了一刀，死在她的怀里，那时她感觉天都塌了，她不想活了。亚明是乖孩子，千万别让她再受那个罪。亚明昏迷不醒，却与大姐心灵相通，他听到了，他很听话，终于撑住了。
次日下午亚明开始退烧，病情稳定下来。
大姐累得筋疲力尽，我让她去睡一觉，孩子由我来照顾，她同意了。离开病房前她把姐夫留下的皮衣披在我的身上。姐夫个子不高，我和大姐个头更小，他的皮衣穿在我们身上有如大衣，特别暖和。我把两手插进皮衣口袋，手指头摸到了一个小纸团。那纸团没什么特别，就是一张揉成一团的小纸头，打开来，纸头上什么都没有。
恰在那时亚明醒了，哑着嗓子喊姨，说渴。我把纸头丢在病床边小桌上，赶紧找杯子倒开水，掺点白糖给孩子喝。急切中开水洒出杯子，泼到小桌上，洇了那张纸。我看到有字迹从开水烫到的地方显露出来。
纸头上没头没脑写着一句话：夜七时太古码头麻子原暗号。
我大吃一惊。赶紧把纸头塞回口袋。
我无意中撞见了一个秘密，这张纸是密写纸，上边的文字显然是联络指令。大姐只睡了一个多钟头，匆匆回到病房。我告诉她亚明都好，脱下皮衣还给她，还指了指皮衣的口袋。我看到她顿显紧张，伸手去掏口袋，从里边拿出那张纸头。她居然看都不看，直接把纸头塞进自己的嘴里。
“没给别人看见吧？”她低声问我。
我点头。
“跟谁都不要说。”
我断定姐夫另有秘密身份，很早以来我就有所怀疑，那张小纸头让我更加确信。但我不知道大姐是跟姐夫一路，或者只是一个知情者。她从不跟我说明究竟，她一向拒绝跟我谈任何政治问题，既不说“共产共妻”那些话，也不讲腐败政府要被推翻。她一有机会就训斥我，让小孩不要管大人的事情，好好读我的书。我拿学校里学到的话跟大姐争辩，说中国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书桌。她不听，翻来覆去只是教训：“让你读书，不让你管这个！”
因此我很困惑，不知道大姐是什么人。
我从小学读到大学，靠的全是大姐。要是按照母亲的意思，女孩子最多读个初小，认得男女厕所那几个字，不会走错门，也就够了。当年大姐为了升学不惜离家出走，我的运气好多了，因为有大姐在头上罩着。大姐挣钱养家，照料每一个家人，已经取代母亲成为我们家的支柱，主导权掌握在她的手里。我在大姐手上开窍之后，读书很努力，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大姐认定我是读书的料，一心要培养我。她说我们父亲读过大学，到了我们这里，一代不如一代，都没那个命，她从小盼望自己能读大学，到头来就是一场梦。还好家里有一个澳妹能读书，无论碰上多少困难，一定要让澳妹升上去，能读到哪里去哪里，一直读到没有书读为止。
高中毕业时我自己很想升学，却不敢拖累大姐，自知应当为家人尽力，想找工作谋生。大姐把我臭骂一顿，让我什么都别想，听她的，去考厦大。我听从大姐安排，成了钱家这辈人唯一的大学生。我上大学的所有费用都出自大姐，她的薪酬不算高，养家尚且吃力，还要供一个大学生，困难可想而知。她让我不要管，一心读书，不问其他。时逢乱世，遍地烽火，国共两军在北方各战场交战，闽南一带的地下党组织非常活跃，学校里学潮不断，真是放不下一张安静书桌，姐夫自己神神秘秘，另有行为，大姐怎么还让我不问其他？难免让我不服。大姐训斥说。她是看重我这条命。一个人只有一条命，我们家只出这么一个大学生，今后前程远大，有望光宗耀祖，要是让我把命丢了，她不是白培养白费心思了？
“要让你活下去，过好日子，不让你死在那前边。”她教训我。
大姐跟母亲是冤家，但是也跟母亲最像，她管我就像早年母亲管她一样。
旧历四月二十那天上午，厦大、侨师以及全市主要中学学生联合大游行。大姐事前知道消息，交代我当天哪里都不许去，留在家里，家中做节，母亲需要帮手，她自己也要请假回家帮忙。我本想跟同学一起上街，怕大姐知道了骂我，不敢不听。当天大姐和三哥被便衣扣在巷子口，我和母亲闻讯赶去时，大姐有一个动作让我感觉异样：她叫我一起拉开母亲，于旁人不注意间，把她的挎包挂上我的肩膀。趁乱转移，手脚极快，动作很麻利，显然早是老手。我明白这只挎包不一般。里边的东西不能暴露，有如亚明住院时我在姐夫皮衣口袋里翻出的那张纸头。大姐是在准备应对危险局面，便衣特务很可能会倚仗人多，把三哥和她强行带走，她会千方百计把母亲和我留下来，因此把要紧东西转移到我这里。尽管她从不告诉我她有什么隐秘，不允许我卷入政治活动，事到临头，她还是相信我。
这个挎包在饭桌上被大哥翻查，搜出了一只真空管。我跟大哥一样，不相信三哥所谓“做生意赚点钱”的说法，这只真空管肯定另有用途，大姐与三哥在这件事上肯定是同谋。次日清晨三哥突然消失不见，我断定依然是大姐与他在暗中合谋。当晚我们家中肯定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一如既往地努力让我和母亲置身其外。
事实上他们已经将我们卷入其中。
学生大游行后，各校和外界群情激奋，政府当局加强戒备，军警宪特满城活动。我因为赶功课，有几天没回家。那天上午我抱着讲义到教室听课，一个陌生男子在楼梯口把我拦住，说有事找我。
我很惊讶：“你是谁？”
他只说事情比较急，跟我三哥有关，让我跟他到一旁去说。
这男子二十四五模样，学生打扮，看起来不像坏人。一听他提起三哥，我顿时感觉不安，当时顾不着考虑其他，跟他一起走出大楼，站在楼外一棵树下。
他告诉我一个可怕消息：三哥被特务抓了。那天清晨三哥从家中偷偷潜离，是为了躲避追捕，同时不连累家人。他并没有走远，一直躲在厦门一个朋友那里。由于情势紧张，三哥无法多留，昨日乔装从躲藏点冒险离开。不料特务防范严密，加上内部出了问题，三哥未曾走脱，在登上一条渔船前被便衣认出，秘密逮捕。
我大惊：“真的吗？”
他还说我们家也受到牵连。三哥落网后，特务于昨天深夜突然袭击我家，搜查证物，母亲被他们强行带走。整个行动非常隐秘，只有附近几家街坊邻居听到些动静。
我惊讶得大张嘴巴。
他们已经了解了一些情况。抓捕三哥和母亲的特务有来头，为首人物是保密局一个特派员，手下有一个行动组，还能调动本地的军警力量。这个特派员很冷酷，号称“血手”。他盯住我三哥并非出于偶然，从一开始他们就知道我三哥的情况，以及三哥潜入厦门要做什么事。三哥落到他手里非常危险，得设法尽快把他和母亲救出来。
“你是谁？”我问。
他是三哥的朋友，跟三哥一起做事。他们的事情眼下不宜多讲，我知道太多也未必好，不是情况非常紧急，他不会用这种方式找我。我大哥的部队已经移驻泉州，厦门的事情恐怕一时管不到，当务之急是找大姐想办法。他们已经探明情况，知道我大姐不在警备司令部，出差去了漳州，他要我立刻赶到那里找大姐报信。三哥和母亲目前关在厦门看守所里，作为共产党地下嫌疑人员，正被特务审讯。特务在母亲、三哥以及我们家都未掌握要紧东西，特务需要活口，母亲和三哥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还有时间营救，但是要快。他让我马上走，校门外有一辆三轮车送我去码头，那边有人给我准备了船票和车票。
“我们不便直接去见你大姐，只能通过你。”他说。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他还是那句话：不必多问，知道太多未必好，只需知道他们是三哥的朋友就行。除了把情况告诉大姐，他们不需要我做更多事情。
如果他们跟大姐是一路人，何必通过我去找她？但是如果大姐跟他们没关系，为什么他们还要找她？
没时间多费心，一时也不可能找到答案。我没有迟疑，听命行事，立刻动身。那天有风，我用一条头巾把自己的脑袋包了起来，坐着那辆人力三轮车离开学校，途中特意让三轮车师傅穿行一条小巷，从我家后院经过。透过石条栅栏墙，我看到我家后门紧闭，后院里安静如常，晾衣绳上空空如也。我心知不好，如果母亲在家，这个时候晾衣绳上一定有衣物在滴水。母亲已经形成习惯，她每天都要洗衣服洗东西，除非天下大雨，她总要在晾衣绳上挂点什么。
我只觉满腔悲愤。
我到码头坐船出岛，而后转乘客车到达漳州，时已下午。我直接去大舅家，大姐每到漳州都会到大舅家，所以去那里找。大舅不在家，舅妈告诉我大姐住的旅店，我转身去了旅店。在门外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晚饭时分终于等到大姐。她的上司赴宴去了，她称有事回到旅馆，恰看到我。
“澳妹！”她非常吃惊，“出什么事了？”
我们进了房间，我把情况匆匆说完，她一声不吭。我大惑不解，母亲老骂大姐是“紧性鬼”。这种时候怎么忽然变得不吭不声？
“阿姐怎么办？”我发急。
她问我报信的陌生人长什么样子。我说不出来，总之是陌生人，但是显然他认识我，还有我们家的人。
“不会上人家的圈套吧？”她问。
特务的花招很多，到处有圈套，这个我知道，但是我觉得人家没骗我。
“他们怎么会去找你？”
陌生人声称他们找大姐不方便，所以找我出面。
大姐又不吭声了。
“阿姐，三哥和阿姆会怎么样呢？”
大姐生气道：“会死。”
“阿姐！”
她改口说母亲不会有事。母亲又不是第一次坐监狱，把母亲当共产党抓，真是瞎了眼，不把母亲气死才怪。让母亲去骂特务“共产共妻”吧，母亲什么都不知道，特务从她那里问不出任何东西。大哥很快就会出面保人，母亲不要紧。
“三哥呢？”
她不吭声。
“阿姐快想办法！”
她火冒三丈：“我哪有办法！”
我呆住了。
她让我待在旅馆房间里，哪里都不要去，等她回来。
她用力关上门，离开房间。我独自坐在床上忐忑不安，心里七上八下。不到两分钟房门又开了，大姐推门朝我比画：“澳妹，跟我来。”
她不放心我一个人待在房间，让我跟着走，要我什么都别问。
我们一起出了旅馆，从大街走到小巷，七拐八拐，到了一条小街上。天色已暗，小街没有路灯，靠沿街各铺面提供一点亮度，供行人来去。小街弯弯曲曲，一些铺面还在营业，大的铺子挂起汽灯，小铺则点上煤油灯，有些人家围在煤油灯前吃饭，小孩在街面上跑来跑去，大声喊叫。
小街中间有一家花生油铺，大姐带着我从油铺边走过。油铺尚未关门，门里亮着油灯，有一个中年人站在柜台后边拨打算盘，看上去是油铺掌柜。油铺里冷冷清清，并无顾客打油，但是大门洞开，似乎在等着谁。
大姐在油铺斜对面街道上站住脚。这里有一个五香铺，铺里支着油锅炸五香卷。五香是本地小吃，像是炸春卷，馅料却不一样，有肉丁、虾仁、葱白和荸荠，加上各种配料和五香粉，炸得香喷喷，蘸上酱料好吃极了。大姐买了根五香让我抓着吃，自己跟五香铺老板娘打听一个补锅匠，说昨天看到这里有人补锅，今天怎么不见了？老板娘说补锅匠不是这条街的，昨天跑到这里补锅，今天又不来了。
“还有一个爆米花的，一直在这里摇爆机吗？”大姐问。
老板娘说爆米花的以往也没见过。
大姐低声骂了句：“该死。”
她拉着我的手走开。
我感觉稀里糊涂：“补锅匠爆米花是什么呀？”
大姐告诉我那是圈套。一出厦门她就感觉不对。
“阿姐说什么呀！”
她不解释，拉着我回到旅店。进门后她把床上的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