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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之后，卡车走了。
但几乎就在同时，一男一女——从他们拿着书这点来判断是两个大学生——准备在“雷诺”旁停下来谈话。那个女孩甚至靠在了后挡泥板上。当然，如果布迪亚回到车上时，他们会走开，但是也许不会走很远。刚才阿弗纳还希望布迪亚快一点出现，但现在他希望等那两个学生说完话之后他才出现。“快点，宝贝。”他希望他跟那个女孩之间有心灵感应。“无论那个男孩想要什么，你都说行。只是，把你的屁股移一下吧。”真的起作用了，因为那两个学生开始移步走开了。
十一点。
“爸爸”的人沿街漫步而来。
阿弗纳朝货车上斯蒂夫旁边的罗伯特看去，看他是否也看到了这个人。罗伯特点点头。阿弗纳把引擎发动起来，他知道斯蒂夫也会这样做。
布迪亚打开车门，上车，然后砰地把门关上。他几乎连发动引擎的时间都没有。阿弗纳甚至觉得他连把钥匙插进点火装置的时间都没有，但他应该有这个时问，因为车子开始移动了。
“雷诺”的门被炸开。车顶也扭曲变形。在影响范围较小、又要致人于死地这个意义上说，这颗炸弹是截止到目前为止罗伯特做得最好的。既没有伤害离车只有十英尺的人，也没有让车里的人有生还的可能。
爆炸的声音很大。几秒钟之间，街上就挤满了人。据说，在附近办公室工作的布迪亚的女朋友也听到了爆炸声，但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这位四十一岁的阿尔及利亚人眨眼之间就一命呜呼了。
知道他的背景之后——在靠近爆炸地点的“皮埃尔与玛丽·居里大楼”里，有左翼学生在化学实验室里做实验——第二天的巴黎报纸猜测，在爆炸中丧生的布迪亚可能是个无辜的受害者。由于车里看不出来连接电线的痕迹，所有这种说法也是警察最初的论断。
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待到7月的第一个星期才离开。他们跟往常一样，是一个一个离开的。虽然阿弗纳心里的压力没有缓解，但他感到很满足。即使“谨慎的卡尔”都觉得这次的任务进展顺利。在九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已经在九个恐怖组织头子身上复了仇。现在名单上只剩下三个了。如果他们再干掉两个，就跟在慕尼黑被杀害的以色列人相当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无论是阿弗纳还是卡尔——包括对这次行动感到非常自豪的罗伯特——都没有想到，他们暗杀穆罕默德·布迪亚，实际上是为欧洲的恐怖分子高层腾出了一个空间。他们为一个高级位置扫清了道路，为那个声名狼藉的恐怖分子打开了十年恐怖活动的大门。数周之内，另一个人就代替了这个被杀的阿尔及利亚人，将“东方巴黎人布迪亚突击队”重新命名。这个人是个短粗的委内瑞拉人，受洗礼时的名字是里奇·拉米雷·桑切斯。
他很快就成为众所周知的“豺狼卡洛斯”。
第十二章“赎罪日之战”
1973年10月6日下午，阿弗纳乘坐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从法兰克福飞往纽约。从特拉维夫时间当天下午两点开始，以色列与叙利亚、埃及再次展开了枪战。
在阿弗纳和他的队员们设法寻找并且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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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欧洲十一个恐怖头子的十二个月里，中东外交和军事上发生的变化使他们这次的任务，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实际意义。在犹太人的“赎罪日”这个重大节日的当天下午，阿拉伯人准备兵分两路，对以色列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南部是埃及的第二军和第三军，一共五个师，跨过苏伊士运河，对被占的西奈发起攻击。在北部，叙利亚军队的五个师，对所谓的“紫线”发起了进攻——“六日战争结束时的停火线”——从霍蒙山一直延伸到约旦边界汝库阿德河与雅姆克河的汇合处。阿拉伯人两路军队的进攻又使北约在欧洲的常备军对犹太部队的防御行动展开了反击。所以，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如果“赎罪日之战”是以阿拉伯人的胜利告终的话，那几乎就意味着以色列国家的灭亡——除非几个大国迅速干预——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在规模上将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这种情况下，阿弗纳觉得继续待在法兰克福或者日内瓦已没有多大意义，想把跟踪萨拉米或者哈达德博士的线索捡起来，但又发现在情感上无法这样去做了。因为，和其他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对这场战争几乎没有任何防备——是几乎，并不是一点防备都没有。从1973年春天他们就从线人那里得到传闻，说埃及在集结军队，准备进攻。关于这个，他们5月初甚至还在日内瓦给伊弗里姆留了一条信息。阿弗纳和卡尔都觉得应该这样做，尽管严格说来，这不是他们的任务。但是，正如“赎罪日之战”后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在阿拉伯人备战的这一年里，一些比阿弗纳的突击队重要得多的消息来源定期将情报数据送往耶路撒冷。
到10月6日下午，一切已成定局。他们已没有时间在日内瓦等待指令。形势迫使他们做出决定。阿弗纳被迫这么做了。“我回部队去。”他说。“我希望卡尔和汉斯留在欧洲守着这个摊子。斯蒂夫和罗伯特去哪里由你们自己定。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想象得到，惟一有问题的人是汉斯。他觉得卡尔一个人就可以照料这里的一切了，但阿弗纳坚持不让他一个人留下来。他觉得这样的话，这次任务就相当于流产了。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的。阿弗纳的说法最终让汉斯心悦诚服，所以他不必要对他下命令了。为安全起见，斯蒂夫和罗伯特决定取道南非回以色列，阿弗纳取道纽约。
在这种情况下，阿弗纳和伙伴们寻找其余两个恐怖头子的事也许就要中断了，尽管他们一直在紧追慢赶。自从6月份暗杀布迪亚以来，他们一直没有阿里·哈桑·萨拉米的消息，而所有的消息都是关于瓦地·哈达德的，说他一直躲在也门南部的亚丁。可情报并不可靠。
6月以后，阿弗纳——在他看来，卡尔也是这样——开始重新思考他们这次的任务，不仅仅是这次任务本身，而是这次任务背后的整个理念。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但阿弗纳总是禁不住去想它。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其他一些人也在考虑这个问题——除了斯蒂夫之外，也许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问题的麻烦之处在于，考虑这样的问题只会动摇他们的意志。阿弗纳已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危险的，非常危险。凡是有疑虑的人是绝不会去执行这项任务的。
然而，要想没有疑虑越来越难。它已不是一个同情的问题——至少，不是“同情”这个词通常的意义。阿弗纳不同情恐怖头子，他相信卡尔和其他人也是一样。拿他自己来说，尽管他不喜欢杀人，但是，要是让他把这些恐怖分子一个一个地再杀一遍，他愿意。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他有一种更为强烈的徒劳无益的感觉。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暗杀这些敢死队的头头们本来纯粹是为了报仇。一颗炸弹为约瑟夫·古特弗洛德报仇，另一颗炸弹为莫什·温伯格报仇，一打子弹为汉纳·玛隆失去的一条腿报仇。正如戈尔达·梅尔在议会里说的那样，虽然政府不能向以色列人民保证将恐怖活动全部消灭，但他们保证，要剁掉伤害过他们的人的一只手。他们要让那些杀害犹太男人、犹太女人和犹太孩子的人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是一千多年来首次提出的。阿弗纳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如果说有什么的话，他为自己能成为一把剁掉敌人的手的利剑而自豪。
但是，除了报仇之外，他们这次的任务对世界上针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会起到一个抑制作用，并不是完全阻止——那是不现实的—但至少可以使其放缓。砍掉伊弗里姆说的那些恶人的脑袋，就像他们现在正在做的那样，应该会对恶人们产生一些影响。
如果伊弗里姆正确的话。
但伊弗里姆正确吗？这确实是个问题——但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恶人头上又长出了新的脑袋，好像砍掉这些脑袋会刺激新脑袋的生长似的。自他们执行这项任务以来，恐怖头子在马德里杀害了巴鲁克·科亨，还发出了一系列书信炸弹，有些击中了目标。书信炸弹充斥于曼谷的以色列大使馆。3月，他们在塞浦路斯杀害了一名以色列商人。4月，他们在罗马杀害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名意大利雇员。贝鲁特突袭的当天，恐怖分子在几分钟之内杀害了以色列驻塞浦路斯大使及其家人。他们还企图炸毁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幸好被一名空中警官及时阻止。布迪亚死亡三天后，他们在华盛顿特区枪杀了——据“巴勒斯坦之声”电台声称，这是为布迪亚报仇——以色列军事专员约瑟夫·阿龙。大约三个星期以后，“人民阵线”和“日本红色军团”的一些人联合劫持了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飞往阿姆斯特丹的波音747飞机。途中，他们的女头领企图用手榴弹自杀。飞机被迫在中东绕了四天之后，在班加西被炸毁。不过，乘客事先被放出来了。8月5日，“阿拉伯国家青年”组织的两名杀手在雅典袭击了环球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这架飞机从特拉维夫起飞，一落地就遭到袭击。这次袭击造成五名乘客死亡，五十五名乘客受伤。一个月以后，五名“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企图在罗马用两颗苏联“地对空7”热追踪导弹，把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喷气式客机打下来。就在一个星期前，9月28日，两名来自赛夸的敢死队员和叙利亚支持的恐怖分子，在奥地利劫持了一列火车，车上全是俄裔犹太难民，以此作为人质，来逼迫奥地利布鲁诺·克莱斯基总理答应关闭为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提供的薰瑙城堡临时营地。阿弗纳认为，这个行动是叙利亚转移以色列政府注意力的一部分，让以色列政府注意不到阿拉伯人即将发起的进攻。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成功了。
克莱斯基总理的软弱激怒了戈尔达·梅尔。在战争爆发前夕，她不听部分内阁成员的建议，飞往维也纳，企图让奥地利领导人改变主意，结果无功而返。恐怖分子非常狡猾，把行动地点定在这里，是因为克莱斯基是个社会主义者，碰巧又是个犹太人。从历史上看，在所有的欧洲领导人中，他是在威胁面前最有可能屈服的。
这些只是这一年中影响较大的恐怖活动，还有一些较小的或者不太成功的恐怖活动。仔细想一下，很难说突击队的行动对恐怖主义威胁产生了什么影响——不过，阿弗纳也得承认，如果那九个恐怖头子没有被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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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的话，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也很难说。假定那些阿拉伯人还没有对他们的工作彻底失望的话——对于阿德宛、纳杰尔、布迪亚和汉姆沙里这样的人，这样的假设是合理的——他们很可能还会组织一些恐怖活动，如果他们还没有失去行为能力的话，还会同样的残酷无情。
伊弗里姆的恶人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新脑袋一个一个地长出来。有些甚至比被替代者更加穷凶极恶，卡洛斯就是一个例子。
阿弗纳的理想破灭还有一个原因。1973年夏天发生的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一直有这样的怀疑——事实上，他们第一次通报情况后卡尔就问过伊弗里姆——但一直到6月他们才确切地知道这一点。
他们不是惟一的突击队。
1973年6月，罗马的一颗汽车炸弹炸死了两个阿拉伯恐怖分子。阿弗纳和其他人碰巧接到了托尼的一个问题，让他们非常迷惑，这样他们才知道这件事。托尼想知道阿弗纳是不是觉得他的服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次没有找他们。似乎连托尼——尽管他消息非常灵通——都认为这次暗杀行动是阿弗纳的突击队干的。而他们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两个阿拉伯人是被另外一个恐怖组织，即他们的竞争对手干掉的，但阿弗纳和卡尔都对此表示怀疑。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面面相觑。阿弗纳耸起肩膀，卡尔皱起眉头。
7月21日，一个可怕的消息打消了他们所有的怀疑。那天，在挪威的旅游胜地利勒哈默尔小镇上，一个以色列突击队枪杀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以为这个阿拉伯人是阿里·哈桑·萨拉米。突击队的几个成员随即被挪威警方逮捕了。这本身已经够糟糕的了，再加上被干掉的人并不是萨拉米。这个人是个摩洛哥服务生，名叫阿莫德·布赤基。他在和已有身孕的挪威妻子平静地散步时，被枪杀了。这个阿拉伯人跟恐怖活动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个无辜的旁观者。
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非常震惊，原因有三个：首先，杀错了人，而且被捕了。他们的同事在挪威同时犯了两个最不该犯的错误。不管按什么标准，这两个错误都是灾难性的。阿弗纳及其队员对这两点尤其忌讳。在训练中，这两个错误高于一切，绝对不能犯。
使他们感到震惊的第二个原因，是利勒哈默尔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第一次深切地感到，要把一件事搞砸是多么容易。他们读着报纸上的报道，感觉就跟赛车新手第一次撞车一样。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在那些人身上——毫无疑问，那些人跟阿弗纳及其同伴们一样，也是训练有素和经过认真选拔的——那也有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这不是一个在挪威的监狱里待几年的问题——相比之下，这不算什么——而是，用卡尔的话来说，是在十分钟之内从英雄变成狗熊的问题。这太可怕了。
还有第三个原因。
就是，还有别的突击队。乍看起来，抱怨不该有别的突击队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们对这些恐怖头子没有独占权。也没有人向他们承诺，只有他们才有暗杀这些人的权利。伊弗里姆显然没有这样说。卡尔问他的时候，他只是说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战争，不是游猎，兹弗·扎米尔将军的客人都有权利把分配给自己的恶人放进自己的包里。如果阿弗纳还在部队的话，他一定会和其他部队并肩作战，不会反对毗邻的部队向同一个目标开火。不仅不反对，相反还会心存感激。
但这次行动不一样，有些特殊。一想到还有别的突击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就非常担心。谁知道为什么？这种担心无法用语言描述。不管怎么说，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听了利勒哈默尔发生的事情以后，阿弗纳就情不自禁地想，还有多少人被带进过戈尔达·梅尔的公寓？总理还搂着多少人，要他们记住这个时刻，告诉他们，他们现在已成为犹太人历史的一部分。还有多少“野客”心里装着她的声音以及跟她握手的那一幕，冒着生命危险满世界跑，以为自己在做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呢？而实际上他们跟其他人一样，只不过是个卒子而已。跟戈兰高地上那些在坦克里挥汗如雨的笨蛋一样。
但他们是士兵。士兵操心这样的事情难道不丢人吗？沉默片刻之后，汉斯说话了。他的话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得了吧，伙计们。记住，我们不是电影明星。”
虽然不是电影明星，但……
为什么那些加西里亚人要把同样的目标给挪威的突击队？难道恐怖分子不够？还是一定要让他们去杀萨拉米？也许他们给每个突击队的名单都是一样的！在特拉维夫，他们可能甚至不知道哪个恐怖头子是哪个突击队干掉的——这个想法在阿弗纳脑海里一闪而过时，他感到一阵剧痛——有没有这种可能？伊弗里姆曾经说过：“我看报纸就会知道。”罗马、巴黎和尼科西亚的工作是不是都成了别人的功劳，有没有这种可能？
不，不可能。毕竟在贝鲁特袭击之前，他们在日内瓦见过伊弗里姆。当时他们把截止到那时所做的工作都告诉他了，所以他知道。但对他也许没有关系。问题就在这里。
为什么要跟伊弗里姆有关系呢？这不是阿弗纳自己搞出来的问题吗？
当他想做个好士兵时，难道这些忧虑不能在他感到害怕时成为他感到“理想破灭”的借口吗？事实不就这么简单吗？他头脑中那些关于徒劳无益的想法，关于没有什么意义的想法，关于没有得到足够认可的想法，关于一定要分享荣誉的想法，都是为了掩盖他胸口上的压力。他之所以找这些理由，是因为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害怕了。事情的起因就在这里：懦夫总在为自己的怯懦找借口。难道不是吗？
正是这个想法让阿弗纳感到震惊。然而却是事实。不管怎么样，上战场是最好的选择。回到自己的部队里，事情就简单多了。跟其他人一样，做个士兵，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