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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否准确，这种看法——或者如阿弗纳所说的觉悟——在农场时渐渐形成，而且越来越强烈。入伍以后，他一直持这种看法。在以色列，掌权的都是加里西亚人，其他犹太人——德国人、荷兰人或者美国人——掌权的很少。如果加里西亚人想得出办法的话，东方犹太人几乎沾不上边。
阿弗纳持这种看法并不是说他感到沮丧、生气或者委屈。相反，他要跟他们竞争。他要在加里西亚人自己的游戏中打败他们。他要成为一个无可匹敌、鹤立鸡群、战无不胜的人，最终成为众人之首。也就是说，战胜加里西亚人，战胜集体农场的农民。无论他们有多么聪明、多么伟大、多么坚决、多么厚颜无耻，他都要打败他们。
也许要步父亲的后尘了。
对一个没有希望取胜的人来说，要被以色列接纳，只有一个办法。即使对一个在内心里觉得只有在法兰克福才更像在家里的“野客”来说，也是这样。这个办法就是成为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一个身处险境的哈兹翁，一个力挽狂澜的荷兰小男孩。
直到1964年，也就是阿弗纳在集体农场的最后一年，他才发现父亲是个秘密间谍。实际上没人告诉他。如果有人告诉他，那个词也不是“间谍”。他母亲也许说过，你爸爸在为政府工作。别人说的时候，很可能会不自觉地把声音降下来：噢，你知道他在给谁做事吗，给“穆萨德”。 如果翻译过来，这个希伯来词汇的意思是“学院”，可以是生化研究院，也可以是交通安全学院。但是如果单独使用，“穆萨德”这个词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指那个相对较小、严密警戒、受到高度尊重和非常秘密的组织”。它被看作是对以色列的安全绝对生死攸关的一个组织。
阿弗纳有好几个室友的父母干的都不是一般的工作。有两三个人的父母是部队里的高级官员，还有一个是以色列议会的议员，只有一个男孩的父亲在为“穆萨德”“做事”。
一天，阿弗纳正好跟这个男孩一起站在大门口。那个男孩的父亲把车停在他们面前，他是来看他的孩子的。阿弗纳也希望有朝一日他的父亲能来看他。那个人从车上下来，跟他的孩子打招呼，扶着他孩子的肩膀摇了几下，又用拳头在他的背上捶了几下。然后目光落在了阿弗纳身上。
“这是阿弗纳。”他的儿子说。
“很高兴认识你。”那个人说，几乎要把阿弗纳的手捏碎。“你是新来的？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阿弗纳告诉了他。
“那么，”那个人饶有兴趣地看着阿弗纳说，“你是他的儿子，好！见到他，请代我向他问好。”
“你认识我爸爸？”阿弗纳有点吃惊地问。
“你问我我认不认识他？”那个人说完，带着他的儿子穿过了大门。
就这些，别的什么也没说。阿弗纳的脑子里飞快转动起来。一个人说他在为“穆萨16
德”做事而且可能认识他爸爸，这跟说他父亲是间谍相差太远了，但那个人看他的情形，眼神中流露出来的似乎认识他的神情，以及仿佛在说“我们中的一员”的那一瞥都意味深长。再结合“进出口”业务、不停地四处奔波、法兰克福街道拐角处的那些人及其紧张的眼神一想，阿弗纳的第六感觉就让他坚信不疑了。但这仅仅是猜测。
为了再核实一次，阿弗纳只需要等下次和母亲单独相处时，漫不经心地问一句就行了。
“妈妈，爸爸是间谍吗？”
“你发疯了吗？”母亲边说边飞快地向四周看了一眼。
“告诉我吧，妈妈，别这样回答我。你以为我是五岁的小孩吗？集体农场里有人认识父亲。你想让我到处去打听吗？”
阿弗纳很清楚，这可能是最失礼的行为了。
“听着，这不是在电影里，”母亲说。“这里没有间谍，你爸爸是在做进出口业务，有时他也为政府干活，你明白吗？”
“当然，妈妈。”
“明白就好。”母亲呆滞地说。
那么，是真的了，阿弗纳非常激动，他听见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他之所以这么激动，并不仅仅因为他现在可以原谅父亲同意母亲把自己送走。这个原因很重要，但不是全部原因。而是从这一刻起，阿弗纳觉得自己可以跟集体农场那个块头最大的农民平起平坐了，甚至还比他优越了。一个剪鸡指甲的“野客”跟最有权势的加里西亚人平起平坐了！
但，阿弗纳绝对不能跟任何人讲。
如果他父亲来看他的话，他可能会跟父亲讲。可是在入伍之前，待在集体农场的四年中，阿弗纳只见过他两次，两次都是他放假回到雷霍沃特的时候。当时父亲也在那里。每次都是一两天，然后他就不得不飞到国外做生意。那时阿弗纳还不愿意跟他单独待在一起，母亲周围总是有人，弟弟那时只有六岁，也让他讨厌不已，总是到处跑。
但如果父亲来集体农场的话，他们就可以待在一起了，阿弗纳也许就可以跟他谈一谈了。遗憾的是，父亲从没来过。
1969年，他随时都可以见到父亲了，但父亲的身体垮了。阿弗纳现在已经二十二岁，是后备军中的一名上尉，在这之前，他在一个精锐部队中服役过四年。现在没关系了，他可以见到他了。
但还有关系。
在雷霍沃特坐了一趟公共汽车，热得难受，他渴望再洗一个澡。阿弗纳猛地推开门，父亲正好在那里，躺在花园里的一把躺椅上睡着了。他旁边有一个装着橙汁的玻璃杯，杯沿有一两只苍蝇。天气酷热难耐。父亲又长胖了一些，睡着以后呼吸很重。
“喂，爸爸。”
“嗯？”他的父亲一只、又一只地睁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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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恰恰就忘了她们的行为只能证明她们的行为跟男人一样轻率和残酷。
当然，阿弗纳在接受训练时就知道，不能低估女性恐怖分子，并不是因为这样的事发生在卡尔身上了。“穆萨德”一直认为，女人在组织能力、设置圈套和对事业的投入方面不仅跟男人一样强，而且比男人更强。她们比男人稍微逊色的地方，也许就是在使用机械的效率和受到攻击时的预见性方面更容易出错，用自己的手榴弹把自己炸死，或者陷入绝境时投降——不过，最后这点表明，跟男人比起来，女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更强。在某些情况下，女人的这个特点只能使她们更加危险。
“谁雇的她？”阿弗纳问道。
路易斯耸耸肩。
“我想只要谁能满足她的要价，”他说。“我知道南美有很多人雇她。”
“她现在在哪里？你能找到她吗？”
“失业了，还没有新工作。她住在荷兰的一个海滨小镇上。”路易斯说。“这个地方叫胡恩，离阿姆斯特丹大约三十公里。”
阿弗纳点点头。他知道胡恩在哪。“她是住在一座房子里，还是住在一套公寓里？”他问道。
“信不信由你，她住在游艇上，”路易斯大笑起来。“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同性恋，还是既是异性恋也是同性恋。她跟一个女孩住在那里。至少，在那里的时候是这样。但现在不在那里。”
“你能搞清楚她什么时候在那里吗？”阿弗纳说。“当然，这是一笔交易。”
“我试一试吧。”路易斯回答道。“如果我搞清楚了，我就告诉你。除了业务费用之外，其他免费。”
“非常感谢。”阿弗纳说。“你听到什么就跟我联系。”
随后，他飞到了法兰克福，其他人已经到那里了。把卡尔的消息告诉他的遗孀对汉斯和斯蒂夫两个人来说，都是一次让人受伤的经历。阿弗纳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只是耸耸肩。“她怎么说？”汉斯重复了一遍阿弗纳的问题。“她是不是难以接受？你希望她怎么接受？”
“更重要的是，”斯蒂夫说。“我们还要多久才能找到那个杀死他的王八蛋？”
“很容易，”阿弗纳说。“我们刚才还在谈这件事，别着急。”
他把路易斯告诉他的情况重复了一遍，说：“让我们首先假定我没有认错照片上的那个人……”
“你认错了吗？”汉斯打断他的话。
“没有，我没有认错。”阿弗纳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但你们谁都无法肯定这一点。好了，让我们假定她就是进入卡尔房间的那个人，路易斯的情报是准确的，她是契约杀手，我们在伦敦格罗夫纳酒店闲逛的时候他们就盯上我们了，然后派她来干掉我们当中的一个。她做到了。好了，我们发现她在胡恩。我们怎么办？”
“杀了她。”斯蒂夫迅速地说。“还怀疑什么？”
“我明白阿弗纳的意思，”罗伯特说。“我们有两件无法预测的事情。第一，如果阿弗纳错了怎么办？第二，如果路易斯错了怎么办？她跟恐怖组织头子不一样。关于她，我们没有别的资料来核实。如果……哦，我不知道，如果她是个妓女，卡尔不愿意给她钱才杀死他怎么办？”
“胡说，”斯蒂夫说。“你说的是卡尔吗？你以为他会跟一个妓女吵架而让这次任务面临危险？为了赶走她，他愿意付三倍的钱，甚至不惜一切。你的话站不住脚。”
在这点上，斯蒂夫非常正确。但是，“没有吵架怎么办？”汉斯问道。“她是个妓女，仅仅为了把他的钱包搞到手，开枪把他杀了。”
“对，但是什么都没有丢失，”阿弗纳说。“他的钱包恰恰还在他的夹克口袋里。钱包里有一百多镑现金。”
“你明白吗？”斯蒂夫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她是因为要搞到他的钱包才杀的他，我们就把她放掉吗？”
“有区别，”罗伯特说。“我们在执行任务。我们不要去追像‘开膛手杰克’那样的妓女而停止手头的工作。关键是，她不是妓女。如果她杀卡尔是因为钱，那么阿弗纳说得对，她应该抢才对。”
“但如果她是个设陷阱的女人怎么办？她设下陷阱之后就走了，另外一个人来把卡尔打死了。如果是这样怎么办？”
“卡尔是被另外一个人杀死的？”阿弗纳问道。“当他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的时候？卡尔睡觉时从来不裸体。我跟他在一起住过。我知道。
而且，难道不是太巧合了吗？卡尔把一个路易斯认为是雇来的枪手干了之后被另外一个人杀了？那个首先盯上我的枪手？当我在伦敦的大街上被跟踪之后？对不起，我不敢苟同。
“如果不是她杀的，也至少是她设好陷阱让别人来杀的。”
“对，”罗伯特说，“我们又回到了起点上。如果路易斯是对的，我认为就没有多少怀疑了。是她杀了卡尔——是一个人，还是跟其他人一起，关系不大，如果他是对的话。当然，如果阿弗纳也是对的话，即照片上的那个女人跟那个女孩是同一个人。”
汉斯转向阿弗纳。“呃，”他说，“你敢肯定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她吗？”
“敢。”阿弗纳说。
“你相信路易斯的话吗？”
“我正准备相信，”阿弗纳回答道。“你呢？”
他们面面相觑。到目前为止，路易斯从来没有给他们提供过错误的情报。即使在格拉如斯，无论萨拉米还是阿布·达乌德参加那个会议没有，教堂里确实有三个阿拉伯武装分子。
跟伊弗里姆核实也毫无意义。“穆萨德”绝不会允许他们在荷兰杀人，不管这个人是否杀了他们的同伴。跟他核实只能使他们陷入一种违抗命令的境地。斯蒂夫站起来。“伙计们，伙计们，”他说。“我们在等什么呢？”
事实证明，他们在等路易斯告诉他们那个金发女人回荷兰了。这个情报到得很慢——但他们在等待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执行任务。那个夏天有几个假警报——既有关于那个女孩和萨拉米的，也有关于阿布·达乌德的——直到8月中旬左右，路易斯才传来肯定的情报。那个女孩珍妮特七八天之内会到胡恩。
当天晚上，罗伯特又动身去了比利时。
这一次他不是去设计新型炸弹，在胡恩使用炸弹有几个不利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把炸弹放在金发女人的游艇上不足以让他们产生满足感。他们想亲眼看见她死。
事实是，他们都特别恨她。但跟恨其他目标，包括阿里·哈桑·萨拉米还有点不一样，后者与个人无关。虽然直到很久以后阿弗纳才把这种区别说出来，但这种感觉可以毫不费力地感觉出来。杀恐怖组织头子是为了复仇——纯粹是复仇，为慕尼黑的十一个以色列人复仇——完全不存在个人之间的仇恨。他们了解名单上那些恐怖分子的所作所为，甚至尊敬他们，就像猎人尊敬一个狡猾、坚决的猎物一样。但对那个金发女人不一样。
她杀了他们的一个朋友——一个兄弟，一个并肩战斗的同志——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屠杀自己同胞的“敌人”。但还不止这一点。阿弗纳想，如果卡尔是在街上被一个普通的恐怖分子开枪打死的，他们不会那样恨他。问题是，那个金发女人是通过欺骗的手段杀死他的，剥夺了卡尔死在一个劲敌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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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尊严。一个女人把自己的性别当作武器，利用男人一时的脆弱——孤独——剥夺了他的生命。她把庇护所变成了陷阱。在他们心里，一切习惯性的男人伤害女人后感到愧疚的心理彻底逆转了。相反，因为她的所作所为，杀死她比杀死一个男人的压力更小。他们做好了撕碎她的准备。
罗伯特计划用一截自行车架上的管子，做一个可发射一颗22口径子弹的单发手枪。此时正值夏天——事实上是一个相当炎热的夏天——在这座荷兰沿海小镇上，到处都是骑自行车的男女。他们用自行车来制造武器，就不用越境走私枪支了。罗伯特的比利时朋友制造一批简单的玩具小手枪，只需花从“爸爸”的荷兰联络人那里买四支贝雷塔手枪的一小部分钱。他们穿着短裤和T恤衫，骑自行车到游艇上不会引起丝毫怀疑。袭击之后，他们可以把管子迅速放回原来的位置，骑车到停在大约半英里以外的货车旁。谁身上都没有武器。也绝不会有人来检查他们的自行车架。这个计划十分安全。
“这些玩意精确吗？”阿弗纳问道。
“从四五英尺的地方吗？”罗伯特说。“我保证精确。”
“谁在乎呢？”斯蒂夫补充道。“让我到离她四英尺以内的地方，我要扭断她的脖子。我们只管动手得了。”
8月21号星期三，天气炎热。木板铺成的步行道上，全是骑着自行车和悠闲溜达的度假的学生。珍妮特到达之前，突击队已经对游艇监视了两天。当她乘坐的出租车在离游艇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下来时，阿弗纳立即认出来了。“就是这个人，”他对斯蒂夫说。“她要上船，让我们等一等，看看再说。”
她穿一件浅色的裙子和宽松的上衣，提一个短途旅行用的小箱子上船了。看起来非常迷人。
问题是她的女朋友——大约二十岁，白皙的皮肤，棕色的短发，两天来他们看见她一直进进出出的，总是穿着蓝色的牛仔裤，肩上挎着一个红色的背包——也在船上。她也许只有到城里去办事时才会离开。否则的话，她也许会一直待在船上。因为现在才下午三点，所以他们决定等一等。
将近晚上九点，那个背着红背包的女孩才离开。虽然天还没黑，但太阳正在落山。阿弗纳决定最好立即采取行动。他们不知道那个女孩是在外面待二十分钟，还是待一晚上。虽然两天来他们没有发现她的生活规律，但她骑自行车走了，所以很可能至少会给他们二十分钟。他们也只需要二十分钟。
罗伯特在货车上等着，货车停在离游艇不到半英里的地方。“集团”的两个荷兰联络人在另一辆货车上，这辆货车停在离游艇大约五十码的地方。他们的工作是善后。如果能够避免的话，阿弗纳还是希望那个女人的尸体不要被别人发现。如果她消失了，但由于她生活没有规律，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后，才有人觉察。到那个时候，如果幸运的话，他们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因为“穆萨德”的关系，伙伴们都赞成这个办法。如果伊弗里姆听到他们在没有结束任务之前就私下在胡恩复仇的风声的话，他的反应可能有好几种，但没有一种是让他们感到愉快的。他甚至会觉得突击队失去了控制，进而把一切取消。
阿弗纳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万一伊弗里姆知道了这次行动的话。“为了安全，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他会说，“她在伦敦看见我和卡尔在一起。她也许还看见了汉斯。她能认出我们。”最多只有一半是事实。
现在，阿弗纳手持一截短小的装有一个粗糙扳机的金属管，踏上了通往游艇的木板。这时是九点过几分。斯蒂夫手里拿着同样的武器，紧跟其后。汉斯仍然留在桥上，靠在栏杆上。他们说好了，除非阿弗纳和斯蒂夫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