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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阿弗纳考虑过这个问题，考虑过很长时间，苦苦地考虑过，整个夏天都在考虑。一方面，他认为像“爸爸”、路易斯和托尼——安德雷斯就不用说了——这样的人背叛他们也有道理。如果路易斯所说的“集团”的理念是真的，那么各路人马互相残杀他们只会感到高兴。在那个崭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建立起来之前，无论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对路易斯来说，他越早开始自己清白的历史越好。从经济上来讲也有道理。毕竟，“爸爸”可以从恐怖分子那里得到陷害卡尔的钱，然后又从阿弗纳那里得到处理尸体的钱。然后又从寻找那个荷兰女人和处理她的尸体得到更多的钱，然后还可以通过设置陷阱让阿拉伯人害死罗伯特而得到钱——无论是无意还是有意。还可以通过处理阿弗纳的尸体得到更多的钱，等等。
很有可能，很聪明的伎俩。“爸爸”这样做甚至还会让方方面面的人把他当作朋友呢。每个人都大大方方地给他提供情报，他拿着这些情报又会卖给他们的对手。这是一个安全、永不枯竭的收入来源。
最后，阿弗纳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原因是他不相信他会这样做。
“‘爸爸’要是出卖我们的话，早就出卖了。”他说。“当我们都在一起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把我们在塞浦路斯卖掉？”
“也许那时没有人买，”汉斯说。“也许他还不想把这只会下金蛋的母鸡杀掉。”
“你相信是这么回事吗？”阿弗纳问道。
“我不知道相信什么，”汉斯回答道。“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太相信他的人了。毕竟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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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伙惟利是图的人。没有他们这样的人，或者说没有他们这样的组织，恐怖分子们寸步难行。他们不仅仅只替我们干活，还替欧洲一半的‘红色军团’干活。就我们知道的而言，他们也替黑手党干活。”
这是事实，阿弗纳只好耸了耸肩。
“甚至还有可能，”汉斯继续说，“这些组织是俄国人设立并资助的。你想到过这一点吗？克格勃可以设立一个私人组织来支持恐怖分子。这样想并不愚蠢，也许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背后是谁，也许只有‘爸爸’知道。如果是那样怎么办？”
汉斯说得太离谱了。事实上，阿弗纳觉得他说话的口气听起来有点像“爸爸”了。突然，他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特工的妄想症发作了。这是由于在地下待得太久的结果。在地下待得太久会让已经疲惫不堪的一线特工经常怀疑自己的同伙。虽然这种妄想症不像临床上的妄想症那样完全脱离现实，但是它把恐惧和怀疑无限夸大，或者把它们附着在另外的对象上。“爸爸”自己也许就是这样的。
“是的，‘爸爸’有可能泄密，或者通过他组织里的人泄密，”阿弗纳对汉斯说，“我们自己的线人也有可能泄密。我们每隔一个城市就有一个阿莫德或者亚瑟尔，有时候他们也知道在哪里找到我们。他们当中肯定有人知道卡尔被杀的时候我们在伦敦。是的，可能是‘爸爸’，他为了挣更多的钱，为了成为所有人的朋友，为了逃脱罪责。谁知道呢？但关键是，‘爸爸’也在给我们提供恐怖分子。他一个接一个地给我们找恐怖分子的时候，我们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
“所以，也许这就是代价。他给我们，也给其他人。有这种可能。这样的话，你就不让他们寻找恐怖分子了？我说不。不管他给我们什么，我们都收下。只要时刻警惕就行了。比以前更加小心。如果他想出卖我们，那他必须先给我们才行。对，这有点冒险。难道不值得吗？”
汉斯想了想。“该死的冒险，”他终于说。“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不是，”阿弗纳坚定地回答道。“我不是这样认为的。也许我疯了，但我相信‘爸爸’，相信路易斯和托尼。但我无法证明这一点。你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对的。怀疑也是明智的。但我们何去何从？因为怀疑而断绝跟他们来往就意味着我们丢掉了最好的来源。信息的来源，支持的来源，一切来源。没有他们，我们可以干掉多少恐怖分子？
“为什么不可以假定他们把我们出卖了。当然可以。那我们在利用他们时，就要加倍小心。稍微误导他们一下，在最后关头改变线路。难道这不是一种最明智的办法吗？”
汉斯开始笑起来。“你疯了，你知道，”他对阿弗纳说。“我是说，我们都疯了，但你是我们当中最疯的一个。”
“不过，他是对的，”斯蒂夫说。“只有这个办法了。”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不过，阿弗纳心里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确实相信“集团”。如果他不是真的相信他们，那不管他对汉斯说过什么，他都可能跟他们断绝联系。他还不是那么疯狂。他只是相信他的第六感觉。
也许错了。
事实证明，华盛顿的事比阿弗纳预想的更艰难。佩佩有些歇斯底里。不知什么原因，她把矛头集中在斯蒂夫身上，用拳头捶打他的胸脯，对他大喊大叫，说是他杀了罗伯特。斯蒂夫只是一个劲地朝后退，眼睛盯着地上，阿弗纳从佩佩后面抓住她，握住她的胳膊。后来她哭了。她的叔叔知道会这样，在斯蒂夫和阿弗纳到达之前，就把孩子们带到了外面。
他们从自己账户上取了些钱，带给佩佩，就像他们对卡尔的遗孀那样。不过，这次他们每个人只给了五千元，加起来总共一万五千元。他们都为自己会被别人看作不大度而有些羞愧——虽然他们并没有说出来——但很显然他们开始为自己的家人着想了。如果他们被一个一个地干掉，而每干掉一个都要给遗孀四万块的话，那么，活到最后的那个人就几乎没有钱留给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了。虽然家人们会得到一笔固定的抚恤金，但毕竟不多。
阿弗纳在纽约待了一两天之后才飞回欧洲。肖莎娜在纽约住了一年半，逐渐习惯了。阿弗纳觉得，她比以前更精神了，对自己能够——完全独立地——征服这座陌生、让人恐惧、与自己熟悉的以色列的城市截然不同的大都市感到非常自豪。葛拉呢，也从一个奇丑无比的婴儿，长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蹒跚学步的孩子。还有查理，一看见阿弗纳就非常兴奋，竟跳起来去咬主人的鼻子。然后又非常害羞，在沙发后面躲了几个小时，哄都哄不出来。
阿弗纳想，抛开一切，忘记任务、忘记欧洲、忘记恐怖组织头子甚至以色列的感觉真好。写一封辞职信，丢进邮箱里，然后跟肖莎娜、孩子和那只狗一起在布鲁克林住下来，享受非常平静、繁荣的美国生活。为什么不呢？他参加过两次战役，冒着相当大的风险与他人一起，干掉了九个恐怖组织头子。一个国家还希望一个人做什么？也许他的母亲都会同意，他已经为以色列尽了义务。
然而第二天，他就在肯尼迪机场搭上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跟往常一样，他不让肖莎娜去机场送他。“虽然我不能保证，”临走的时候他对她说。“但下一次我也许会永远留下来。”
此时已是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离他们1972年开始这项任务的那天快两年了。阿弗纳觉得在这段时间里，他从一个二十五岁的男孩变成了一个二十七岁的中年男人。如果他们不立刻完成这次任务的话，他想他会不会变成一个二十八岁的老人。众所周知，特工就是这样的，但直到现在阿弗纳才相信。
阿弗纳发现，自从卡尔被害以来，他在床上睡不着了。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但是现在总是睡不着，尤其是独自住在法兰克福的安全屋里或者旅行期间住在酒店里时更是这样。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不久，他想到了一个办法，睡在壁橱里。他把枕头和毛毯铺在壁橱里，从里面把门锁上睡觉。从安全角度来说，这是有道理的：床上有可能藏炸弹，夜间闯进来的人也会首先到床上找他——他是个容易惊醒的人，等别人到床上找他时他很可能就醒了，开始对付他们了。虽然他可以为自己睡在壁橱里找到理由，但主要还是因为紧张。不管理由多么充足，他的伙伴们会这样看这件事。结果，只要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就睡在壁橱里，但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阿弗纳和斯蒂夫回到法兰克福时，汉斯已经查了日内瓦的保险箱。里面有伊弗里姆的一条信息：突击队关于罗伯特死亡的消息已收到。接下来是一条指令，单独一行：
立即停止。
但是，业务费用账户上的钱没有冻结或者收回。汉斯一看见伊弗里姆留的信息就查了这个账户，所以他知道。这不奇怪。伊弗里姆希望他们慢慢地、谨慎地放松下来，把欠线人的钱支付给他们等等。虽然很可能不会再往账户上存钱了——除非他们说明理由，要求追加资金——但还有一个过渡期，还有二十五万多元供他们使用。为安全起见，汉斯立即把大部分钱转到了任务开始时卡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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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几个首都城市开设的账户上。
“伊弗里姆的信息你是怎么处理的？”阿弗纳问汉斯。
“我留在保险箱里了。”汉斯回答道。
这是一个小小的保护。只要这条信息还在保险箱里，“穆萨德”就会断定突击队还没有看到。总部没有规定他们过多久要到日内瓦去查看信息，也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他们。但如果伊弗里姆真要查的话，他很快就会发现他们看过保险箱，他们每次开箱时必须在有日期的记录表上签字。把信息留在那里可以给他们赢得一点时间。
这点时间很重要，因为阿弗纳及其伙伴决定不服从“穆萨德”终止这次任务的命令。至少，不愿意立即终止。要终止也要等钱用完之后才终止，等他们有机会把名单上剩下的几个恐怖分子干掉之后才终止。
他们认为，不服从命令并不是因为虚荣心、倔强或者不理智。他们为自己找的理由叫做“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1973年末，他们发现，九个恐怖组织头目被消灭之后给恐怖势力造成了混乱。正是由于他们很难从经常联系的阿拉伯人那里得到情报这个原因，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恐怖分子们所遭受的损失迫使剩下的几个恐怖组织头子从中东或者东欧的藏匿处出来，到欧洲重组他们的网络。迟早，多则几个月，少则几个星期，萨拉米、阿布·达乌德或哈达德博士会亲自来欧洲的。因为突击队在战场上，所以比特拉维夫总部里的任何人都看得更加清楚。以色列有这样一个传统，如果战场上的指挥官发现敌人快要溃不成军时，他可以继续追击，或放弃追击。如果他确实发现总部的命令是在不了解当地条件的情况下发出来的，那么他就不能盲从总部的命令。
在一般情况下是这样，至于这次任务是不是这样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阿弗纳及其同伴们都相信是这样。
“假定，”阿弗纳说，“我们今晚有一次很好的行动机会。难道因为伊弗里姆给我们留了条子就放弃吗？”
这个观点很好，问题是这时没有机会。好的或者不好的，都没有。哪天晚上都没有。
整个10月份，他们都在从当地的线人那里寻找线索。关于阿里·哈桑·萨拉米、阿布·达乌德，或者两个人一起将于近期参加高层会议的谣言不断传来。有两次——一次在米兰，一次在西柏林——汉斯作后援，阿弗纳和斯蒂夫在恐怖组织头子应该会来的公寓周围布下了监视哨。两次他们都在汽车的后备箱里放了冲锋枪，准备一看到目标就对他们进行正面袭击。他们确实看见阿拉伯人在公寓里进进出出。但他们——仍然记得格拉如斯那一幕——没有行动。没有真正看到萨拉米、阿布·达乌德或者哈达德博士，或者没有确认他们的身份，他们是不会行动的。
在米兰或者西柏林，他们也不能行动。
11月初，从路易斯那里传来消息，阿里·哈桑·萨拉米据说会到西班牙塔里法小镇。这个小镇位于大西洋边、直布罗陀与葡萄牙的交界处。
据说从阿尔及尔来。
11月8日，三个人飞到马德里。他们检查了“爸爸”的联络人给他们准备的武器：三支22口径的贝雷塔，三支乌兹冲锋枪（欧式，经以色列许可后生产的，弹仓和枪管都比原来的稍大），然后开着租来的汽车，向南开到海岸边。为谨慎起见，他们没有随身携带这些武器，而是让“爸爸”的联络人搭便车送到塔里法。
塔里法在安大路西亚的最南端，从摩洛哥跨过直布罗陀海峡之后只有八英里，在地理位置上仍然属于欧洲。但是看起来却跟北非任何一座阿拉伯人的小镇无异，其建筑仍然完全是摩尔人的风格，某些地方还带有罗马早期圆形剧场和沟渠的层理特点。
阿弗纳及其同伴们住进了小镇外的一家酒店，等待“爸爸”的人来。他们不仅需要他带枪来，还需要他来指出阿拉伯恐怖分子们开会的那座别墅。这是一栋很大而且相当偏僻的房子，位于海滩边上的绝壁之上。岩壁并不高。房子属于一个殷实的西班牙家族，几乎从来没有人在这里住过。在这个家族里有一个女儿，在法国一所大学里学政治。很显然是她把房子借给恐怖分子的。
阿弗纳计划悄无声息地突袭进去。房子可能有人把守，但也许并不严密。无论如何，侦察员可以搞清楚这一点，也可以搞清楚恐怖分子是否在里面。只有突击队亲眼看见他们在里面，他们才能进攻。如果房子把守得太严，三个人无法突袭成功，阿弗纳不排除通过紧急渠道与“穆萨德”联系，请求支援或指导。他觉得行动就要十拿九稳。即使萨拉米或者阿布·达乌德在里面，也不要鲁莽行事。除非有相当的胜算，否则，突击队断然不会采取行动。
11月10号，“爸爸”的人到达塔里法，他把武器送给他们之后，开车带着突击队员离开沿海高速公路，上了一条碎石路。碎石路大约一英里，汽车沿着悬崖边蜿蜒而上。这里有三栋房子，虽然这条路不是私人的，但周围大块地盘都是私人的。“爸爸”的人说：最后面那栋房子就是。它位于路的尽头，前面有一扇很大的带格栅的铁门。不会错。
第二天晚上十点，阿弗纳、斯蒂夫和汉斯开着车，沿这条路走了一半。11月11号那天晚上，天气潮湿，风很大。从东南部直布罗陀海峡吹来的风把地上的枯叶卷起来，在空中打着转。在这样的晚上不容易听到脚步声。刚刚爬上山头的月亮完全被乌云遮住了。道路两边的树木和灌木丛浓密、幽暗、扭曲、不成形。这个地形最理想，这样的晚上也最适合侦察。
斯蒂夫在快到最后一个弯道时把车停下来，这里离大门约四分之一英里。他猛地转了个弯，让车头对着来的方向，在路肩上停下来。这里跟一个浅沟差不多，弯道和路边的灌木丛把它半遮半掩起来。为谨慎起见，他把刹车灯断开了。如果有人追他们的话，司机踩刹车时就不会把自己暴露。他跟着阿弗纳走进了靠海这边的灌木丛。汉斯带着一把乌兹冲锋枪，留在车上。
阿弗纳和斯蒂夫把他们的冲锋枪留在后备箱里。他们现在的目的是侦察，不是突袭。如果他们看见萨拉米或阿布·达乌德的话——如果他们决定三个人也可以进行突袭的话——会有足够的时间回来取乌兹枪的。现在，他们只带了一支小小的贝雷塔。他们计划避开大门，从灌木丛中穿过去，从后面靠近房子。由于这座别墅背对着大海，所以沿着悬崖边就能到达后花园。
虽然灌木丛很密，但并不是不能从中间走。阿弗纳和斯蒂夫穿着黑衣黑裤，小心谨慎地走着，时不时地停下来看一看，听一听。这段路花了大约二十分钟。房子及其周围的情形很容易看清，差不多每扇窗户里都有灯光。他们没有发现花园里有卫兵巡逻。尽管阿弗纳和斯蒂夫对恐怖分子略有所知，但他们还是怀疑卫兵们可能驻扎在离房子较远的地方。阿拉伯人大体上跟非洲人差不多，不习惯夜间作战，总是避开晚上。所以如果有卫兵的话，他们会尽可能地靠近明亮的窗户。但也要看这些阿拉伯游击队员接受的是什么样的训练，如果接受的是俄国人或者其他某国的训练，那他们在黑暗中的战斗力不亚于其他人。
阿弗纳和斯蒂夫来到房子的转角处，听到有几个人在说阿拉伯语。说话声好像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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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房子里传出来的，倒像是从一个铺着石板的院子里传出来的。院子位于一扇通向游泳池的落地长窗外面。游泳池里除了落叶和深水区几指深的令人恶心的污水之外，别无其他。阿弗纳和斯蒂夫紧贴着墙壁，转过墙角之后，他们仍然看不见是谁在说话，但他们的说话声更清晰了。
“为什么不告诉他我们还需要钱？”一个人说。“你不敢说吗？”
“我们需要一些水果，就这些。”另一个声音回答道。
毫无疑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