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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激烈。
马丁·杜·加尔从1934年首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侯选人起，一直是竞争场上较活跃的“老手”。这一“活跃”主要是指他本人出色的文学创作成就，一直被瑞典文学院所注目。他的《提波家史》发表后，在法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的评论家将把它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相提并论，是二十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潮流中较有代表的一部力作。
马丁·杜·加尔于1881年3月25日生于巴黎西郊讷伊镇一个职业性的中产阶级家庭，少时聪颖，爱好文学，1899年考入巴黎国立文献学院求学。
《成功》是加尔的处女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马丁·杜·加尔应征入伍，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海上运输队服役，他创作的《勒路神父的遗嘱》（1914）、《如此大胆》（1928）两部笑剧，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他的代表作《提波家史》就是根据他自己的亲身体验加工而成的，这部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通过小说主人公提波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后冲突，同时又通过小说中不同宗教信仰的封达南一家的遭遇，深刻地反映了那次大战中法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冲突和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加尔后期的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德·莫特上校的日记》，动笔于1941年，但他晚年多病仍坚持写。1958年8月22日，马丁·杜·加尔病逝于贝尔，他未能完成这部著作便匆匆离开了人世。
昙花一现的“末等星”
——1938年获奖者： 〔美国〕赛珍珠（Pearls·S·Buck）
1938年，美国作家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令世人大为震惊，人们几乎从来没有把她和诺贝尔文学奖联系在一起。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曾授予了如罗曼·罗兰、泰戈尔、萧伯纳等“一等星”的话，那么，这一届的文学奖则授给了一个昙花一现的“末等星”。
赛珍珠原名珀尔·赛登斯特里克·布克，1892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希尔斯保罗一个长老会传教士的家庭里，幼年时随父母来到中国，在江苏镇江长大。赛珍珠是她模仿清末的名妓“赛金花”为自己起的中国名字。可见妓女“赛金花”在她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十七岁时，赛珍珠回美国进入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攻读心里学，毕业后在美国过了一段短期的教书生活后又来中国，后在南京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教英语和英国文学。1917年赛珍珠与传教士约翰·洛辛·布克结婚。1928年，中国爆发了举世闻名的北伐战争。赛珍珠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仇视和害怕革命战争，没等北伐军进入南京，就匆匆逃离中国。1931年，她的畅销书《大地》在美国约翰·戴公司出版。这本书的发行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畅销书作家。《大地》是描写中国社会风貌的作品，并没有反映出中国人民的命运，也没有触及中国社会的实质，仅仅是杜撰了某些个别现象而已。鲁迅在1933年致姚克书中指出：“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他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象这样一个显然脱离中国当时社会本质的小说，瑞典文学院还给了“由于她对中国农村生活所作之丰富而生动的史诗式描绘，以及她的传记性的杰作”这样的评语，显然是极不公平的。
不管怎么说，就文学奖而言，瑞典学院完全可以从三十名候选人中挑选出合适的获奖者，在这些侯选人中，有第二年就获文学奖的西伦佩，有1 944年获奖的延森，有1946年获奖的海塞及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等强手。赛珍珠的意外获奖，连她自己本人也没想过，在瑞典文学院的正式通知电报未到达赛珍珠之手的时候，记者将这一消息转告她时，赛珍珠起先也吃了一惊。她说：“在瑞典文学院的电报到达之前，我宁愿相信这是一场误会，或者是一个低级的笑话。”然而，当她得到正式通知时，马上决定前去斯德哥尔摩领奖。
赛珍珠1973年去世。
硝烟笼罩下的抗衡
——1939年获奖者： 〔芬兰〕佛朗斯·伊弥儿·西伦佩（Frans Eemil Sillanpaa）
1939年秋冬之交，世界形势急剧恶化，欧洲战争的序幕已经拉开，希特勒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奥国和捷克，同时还于不久前以武力解决了波兰。当时和纳粹德国订有互不侵犯条约的苏俄已经吞并了波罗的海三个独立的小国，而且，正准备以相同的手段对付芬兰。芬兰在1809年以前，曾有六个世纪的时间是瑞典王国的版图的一部分。如今，她正在抵抗东边的侵略国，瑞典全国上下一致同情芬兰，目前的战局对于芬兰这个偏远的小国角逐诺贝尔文学奖显得极为不利。
芬兰作家西伦佩自1930年起就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侯选人，在以后的八、九年中，他几乎每年都被提名。1939年和西兰帕同时参加角逐的还有其他五位芬兰作家和诗人。其中塔尔维欧、萨尔蜜能也常参加文学奖的角逐，这两人和西伦佩一样，都是以芬兰文写作的小说家。格里潘堡、汉摩则用瑞典文写作。最后，瑞典文学院选择了既是以芬兰文写作，又较之其他两位用芬兰文写作得更有成就的西伦佩荣获该年度文学奖之冠。西伦佩作品的报告书是由当年任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的霍尔斯陶穆起草的。他对西兰帕以描写芬兰农村生活为主的作品十分欣赏，称他继承了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小说家左拉遗风，以有利的写实主义风格叙述了人类的不幸，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韵味。最后，瑞典文学院以“由于他在描写两样相互影响的东西——他的祖国的本质，以及该国农民的生活时所表现的深刻了解与细腻艺术”而授予他1939年诺贝尔文学奖。由于战争连绵不断的发生，诺贝尔文学奖这场硝烟笼罩下的抗衡似乎给人一种草率、萧条之感。一年一度的隆重的颁奖典礼被取消了。瑞典文学院在该市的证券交易所——一座古老的王宫里设宴招待了唯一的一个客人，他就是千里迢迢从芬兰前来斯德哥尔摩领奖的西伦佩，宴会后，瑞典文学院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证书和奖金支票交给了他。
西伦佩1888年9月16日出生在芬兰南部海曼居莱地区的乡村里，中学毕业后考入赫尔辛基大学。1913年开始写作，处女作《人生和太阳》发表于1916年，作品强调人的本能驾驭一切。长篇小说《神圣的贫困》（1919）写一佃农在战争中的生活，作品标志着作者对祖国与人民命运的忧虑心情和在艺术上的成熟。他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少女西丽亚》，小说通过一名有钱人的少女西丽亚，由于父母双亡，变得穷困潦倒，后来不得不出外给别人当帮工，受尽凌斯折磨，最后也是贫困交加，悲惨地离开人世。小说以愤慨的笔触，揭露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其他重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
《夏夜里的人们》（1934）和短篇小说《靠近土地》（1924）、《小丘上的窝棚》（1925）、 《忏悔》（1928）等。
西伦佩领奖回国后，许多记者在隆隆的炮中采访了他。他和许多获奖者一样，都忘不了那句模式般的话：“这项奖不仅是颁给我个人，同时也是颁给我的祖国。”西伦佩于1964年去世。
多次被提名的语言“革新大师”
——1944年获奖者： 〔丹麦〕约翰尼斯·V·延森（Johannes V· Jensen）
1944年，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已沦为战场，混战达到了巅峰。然而，人们已经可以隐隐看出，噩恶即将结束了。在1940年到1943年，瑞典国王诏令诺贝尔奖一律停发。尽管如此，司掌各项诺贝尔奖的机构仍在继续进行它们的例行工作，它们还是不厌其烦地将所有的推荐函登记下来，列入档案。在战后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开场锣鼓声中，第一位夺魁者就是丹麦作家约翰尼斯·V·延森，诺贝委员会的院士们对延森的名字已非常熟悉了，据院计，延森是在第十八次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侯选人时获奖的。
按照诺贝尔的遗嘱规定：诺贝尔奖不得连续五年不颁发。如果超过五年不颁发的话，捐款人的法定继承人有权控告基金会破坏诺贝尔遗嘱中的规定，这样会直接威胁到基金会存在的可能性。但是，战争是诺贝尔本人也预料不及的事。那几年，由于战争而停颁诺贝尔奖。因此，1944年的侯选人，实际上积有几年的侯选人名单了。一位伟大的法国人几年来常被推荐，那便是狄哈梅。同时被推荐的还有梵乐希，以及第三度出马的克劳代尔，他于1941年为一些挪威人所推荐。此外，几位英国作家也出现在侯选人名册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布兰登、莫根。美国作家斯坦贝克，也参加了这一届的角逐，斯坦贝克后在1962年获奖。中国的林语堂也是那一年的侯选人之列，他是由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推荐的。
1944年授予延森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那富有诗意之有力而丰饶的想象，他把一种胸襟开阔的求知心和一种大胆、清新的创造性风格结合了起来。”
延森1873年1月20日诞生在丹麦中部佛斯奥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1895年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但他未能去履行他的医生职务便改变了自己的志向，他决心从事文学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丹麦人》写成于1896年。1901年发表的文集《哥特的复兴》，力图说明一切技术进步都归功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和日耳曼种族。大型系列历史小说《漫长的旅行》（六卷， 1908—1921）写人类从史前时代到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间的进化。继续阐明其种族主义观点。他的短篇小说较少种族偏见和说教意味，技术也更精湛，主要有《希默兰的故事》（三卷；1898—1910）等，他的第一部诗集于1906年问世，在丹麦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延森能驾驭各种文学样式，作品的体裁繁多，他创作过诗歌、小说、散文、历史神话故事、随笔，同时还著有艺术史方面的专著。他的诗歌、散文、小说被誉为丹麦文坛三绝，在丹麦文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被称为丹麦语言的“革新大师”。
延森获奖那年，他已是七十一岁的高龄老人了，那时他正躺在哥本哈根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幸亏那年的颁奖仪式没有举行。直到1945年战后第一次恢复传统的颁奖典礼时，他亲赴瑞典领奖。1950年12月25日，这位十八次被提名的语言“革新大师”，走完了他七十七年的人生之路。
女诗人喜交“红运”
——1945年获奖者： 〔智利〕解贝拉·米斯特拉尔（Ga briela Mistrsl）
1945年，法国诗人梵乐希的名字很可能，同时也很应该被收进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的名册里。他从1930年开始，至少被推荐了十次。1933年，他声势凌人地出马角逐，背后鼎力支持他的是十八位法兰西学院的院士。1936年，一大群比利时及荷兰的学院院士和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同地们遥相呼应，再次向瑞典学院力荐梵乐希。1940年，年迈的霍尔斯陶穆将常任秘书的职位让给了一位正当盛年的诗人兼文艺批评家奥斯特林，奥斯特林还同时出任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1945年，经过奥斯特林的一番努力，他为梵乐希打通了所有的“关节”，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唾手可得，只等开会表决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梵乐希于表决前便与世长辞了。于是，有人提出效仿1931年瑞典诗人卡尔菲费特的办法，追授梵乐希诺贝尔文学奖。可这一建议刚一提出，就遭到猛烈的反对。瑞典文学院只得放弃“追授”一法，经过一番平衡，瑞典学院将这顶“桂冠”授给了智利一位女诗人——她就是喜交红运的米斯特拉尔。
米斯特拉尔原名卢西拉·戈多伊·阿尔卡亚加，1889年4月7日出生于智利北部科金博省弗考尼亚乡镇上，祖上曾是从西班牙迁居来的移民，从小失去父爱，十四岁开始练习写诗，并在当地报刊发表。十七岁时，她与一位铁路职工恋爱，后来男方由于郁郁不得志而自杀。这给米斯特拉尔年轻的心灵投下了一团阴影。她的《死的十四行诗》（1914）以浮沉、抑郁的情调表达了这种情感，并获得了圣地亚哥花节诗歌比赛第一名。为此，她一跃而成为智利的著名诗人之一。1922年，米斯特拉尔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诗集《孤寂》，诗集融女之少恋的羞怯、追求、疑虑，妒忌于一炉，诗句朴质清新，抒发的均是诗人自己的爱情感受，不失为一部优美的抒情诗集。1930年，她发表了《艺术十条原则》，提出“美是指灵魂的美”的观点。鉴于米斯特拉尔对拉丁美洲诗歌的卓越贡献，她从1940年开始，就被南美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和大学教授所推荐。来自智利本国的推荐评论这样写道：“她那崇高而富有感召力的人格，使他成为当今南美洲最重要的道德和知识的力量。而且，不容怀疑，她是自古至今最伟大的女性诗人——也就是说，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女诗人。”
米斯特拉尔一生获得荣誉很多，既有她为国家外交事务和社会方面的功绩，也有她诗歌创作上的贡献。1945年，诗人“因为她那善于强烈地表达感情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理想的象征”而获奖。从另一角度来说，梵乐希之死，为她提供了获奖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诗人的“红运”。米斯特拉尔于1957年在美国纽约逝世。
十五载拼搏露峥嵘
——1946年获奖者：［瑞士］海曼·海塞（Hermann Hesse）
在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竞技场上，出现了“老将”与“新手”并驾齐驱，交肩角逐的场面。尽管这些“新手”具有相当雄厚的实力，其中有五位是未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有两位来自法国：纪德和莫瑞亚阿，两位来自英国：艾略特和邱吉尔，一位来自苏俄：巴斯特纳克。结果，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落入了一位十五载拼搏露峥嵘的“老将”手中，他就是瑞士诗人、小说家海曼·海塞。
海塞早在1931年就被他的一位同胞、19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豪普特曼所提名。起初，他在国际文坛上只是一个藉藉无名的作家，当时，掌管诺贝尔文学奖大权的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霍尔斯陶穆并不十分推崇他。并断言：海塞不是一个小说家，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抒情诗人——他只关怀他个人的问题。霍尔斯陶穆在他执笔起草的那份研究报告中，虽然也颂扬他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但同时又说他的小说所创造的人物与诺贝尔本人所提倡的理想主义精神相违背。就这样，海塞第一次参加角逐便出师不利。这件事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和不平。极力推荐海塞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就是一位“鸣不平”者，在海塞六十岁生日时，托马斯·曼专门在《新苏黎士日报》上发表文章，在祝贺海塞生日的同时，公开呼吁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海塞，以改变海塞“不公正地遭受忽视”的状况。在逆境中，海塞屡战屡败，然而，他从未就此罢休，在攀登文学高峰的征途上顽强拼搏。
十五载时光的苦苦追求，海塞的诗作已是现代德语文学中唯一十全十美的东西。诗人终于得到了1940年任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奥斯特林的好评。同时，奥斯特林极力主张将1941年的大奖颁给海塞，经过院士的反复考虑和挑选，海塞终于以“由于他那些灵思盎然的作品——它的一方面具有高度的创意与深刻的洞察，一方面象征古典的人道理想与高尚的风格。
海塞于1877年7月2日生于德国南部卡尔天镇，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新教的牧师，从幼年时代起，海塞就生活在一个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家庭中，接受了比较广泛的文化熏陶，少年时代的海塞就梦想成为一名诗人，但在十五岁时却不得不遵照父母的旨意进入神学院。僵化的经神教育，摧残着青少年的身心，他在十五年后发表的长篇小说《轮下》中满怀愤怒地回顾了这段经历。不到一年，他逃离了神学院。他进过工厂，当过书店伙计，一边工作一边创作，1889年出版了两部诗集《浪漫主义之歌》、《午夜后一小时》。他的成名之作是创作于1940年的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这部小说描写了青年音乐家彼得·卡门青从农村来到城市，由于他和城市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终于带着绝望心情回到了农村，最后，他在纯朴的人民和美丽的大自然中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塞积极投入和平运动，发表了著名的反战文章《啊，朋友，不要这股腔调》，战后，他写了《席特哈尔他》（ 1922），并把小说第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