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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十二、七千人大会讲话：自由和必然
还有一件是胡绳在推敲理论表述中的学者风度。
讲话中有一句话：“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刚好，在两年前，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我和几个搞哲学的在北戴河听了毛泽东一篇谈话。我作了详细的记录，并由我给彭真、陆定一、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的一些同志作过传达。在那篇关于哲学的谈话里，毛泽东批评了这个提法。他说：
恩格斯讲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讲得不完全，讲了一半，下面就不讲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只讲了一半。单是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理解一下就行了？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起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
我觉得对恩格斯的批评不见得公道，但是，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光从认识上讲也的确不够。所以，我在会上提出，应该按照毛泽东一九六四年的意见，把原来整理稿上的话修改一下，改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必然的改造”。我谈的这个情况，在座的都知道，也都同意这个修改建议。但是，胡绳迟疑了一阵，说：“必然的改造”这个提法不合适，客观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不能由人改造。胡绳说得也有理。怎么办好？还是胡绳提出一个方案，改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大家称善，就这样定了下来。
还有一些涉及内容的修改，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按照八届十中全会的新结论改写了原来没有说得那么重的语言，关于学习苏联问题，按照后来批评苏联修正主义升上去的调门改写了原来对苏联经验评价的语言。这些都是把后来的观点，改到先前的文献中去了，会为研究思想发展史带来某些困惑，如果研究者对于这类的修改的过程不明底细的话。所以现在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等书对这类修改的情况，都加注予以说明。
不过，关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个论断，虽然当时是根据我所听到的毛泽东一九六四年的意见，改写到毛泽东一九六二年的文稿中去的，但是，这里并不发生思想发展史的记述上把后来的思想提到前面去了的问题。因为后来知道，我在一九六四年听到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的论断，毛泽东很早以前就已讲过。至少讲过两次。
一次是一九四一年在驳斥“左”倾路线的一组文章中，明确指出：“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这样，毛泽东就把“自由是必然的认识与改造”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命题。这些话，是写出来的，与我在一九六四年听他讲的那一段话相比，意思一样，表述却清楚和准确多了，虽然“必然的改造”这个表述还需要斟酌。一九八三年纪念毛泽东九十诞辰的时候，《人民日报）把从驳斥“左”倾路线这一组文章中选取的关于“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一段文字作为单独一篇文章发表了。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建国以前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从《毛泽东选集》中选来的，但是增加了三篇原来毛选中没有的，其中一篇就是这一篇。
另外一次是在一九六○年写的《十年总结》这篇文章中，也是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改造。
在一九五九年的《党内通信》六条中，毛泽东又写过：“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可见，毛泽东的确早就有单讲“自由是必然的认识”是不够的这样的见解，但有时也仍旧沿用这样的说法。
不管是不是发生把后面产生的思想改写到前面的文献中去了的问题，一九六六年二月在东湖对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整理稿所作的修改，是应毛泽东自己的要求而进行的，修改过的稿子是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的。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送去的修改稿上批道：“彭真同志：都已看过，照此办理。”
这一天，中央加上批语，把毛泽东这篇讲话整理稿发到党内。也是这一天，中央加上批语，把《汇报提纲》发到党内。
这样两个文件，在日程上竟是这样一番平行操作！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十三、短暂的平静：“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
我用这么长的篇幅讲七千人大会讲话的修改，不但是因为有可记的内容，而且是因为在东湖那几天，大家实际上花时间做的就是这件事。大家的注意力已经不再围绕《海瑞罢官》批判，至少是许立群和胡绳这一位主任、一位主持认为，由于《二月提纲》的顺利通过和批发下去，那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回到北京以后，当然要组织传达和贯彻《二月提纲》。二月十八日，许和胡召集北京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同志开会，各说了一通意见，以后几天就是分组座谈。他们两人又随彭真去参观三线，作“逍遥游”了。我在北京参加分组会，并且汇集分组讨论的情况，编写了《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后来的《大事记》说，这个简况是“许立群同志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出的”，罪名是吹嘘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吹嘘的语言之一，是说它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
这当然是分组会上有人说的话，在简况中有名有姓，不是简况整理者自编的话。但是，我们当时的确有这样的感受。
要说清楚这一点，得先说一说《二十三条》颁布的当时，我们的感受。
现在，从“左”的指导思想发展的过程来说，《二十三条》是这个链条中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它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特别是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政治和理论纲领，它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但是，在当时的实际活动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这个政治和理论纲领，而是纠正在《二十三条》以前普遍出现的对待干部打击过宽过重的“左”的错误。
《二十三条》发表的当时，许立群正领导中宣部一大群干部在北京通县徐辛庄公社内军庄大队参加四清运动，我也参加了这个工作队。一开始也搞得挺“左”，叫做下来一看，真是一分为二，阶级斗争激烈，“合二而一”是鬼话。大队小队干部几乎都靠边站了。周围还有搞得更“左”的，由《红旗》杂志一大群干部组成的、有关锋和戚本禹参加的工作队在翟里，听说还打了人。《二十三条》出来后，许立群对于内军庄还没有出现打人的事感到自慰，很快同原来大队小队的干部结合，妥当地结束了运动，转入主要抓生产。《二十三条》里有一条：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不过，原来的大队支书还是伤了感情。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贪污和不法行为，要他继续当干部，他宁愿到大队窑厂摔砖坯，说他有的是力气，不怕干重体力活，摔坯子挣钱还多，再也不愿意当这号操心又挨斗的干部了。）
不久，许立群被派去当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队队长，代替原来的队长、中宣部另一位副部长。为什么要换工作队长？就是因为《二十三条》以前，工作队在北京大学搞社教运动，搞得太“左”了，斗得太凶了。《二十三条》出来以后，又顶着，不按《二十三条》的精神纠正缺点错误。三月三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专门讨论了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会议纪要，记得主要有三点结论：一、北京大学是办得比较好的社会主义大学，也有一些问题；二、陆平同志（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是好同志，也有某些错误；三、北大的运动，肯定有成绩，也肯定有缺点。缺点讲了几条：工作队没有同北大的干部结合；把北大看作烂掉了、要夺权的单位；斗争方式也有问题。据说，对北大的结论，是中央常委讨论过的，“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是毛主席说的。
邓小平在这次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不仅谈了北大社教运动的偏差，还谈到当时学术文化界的过火斗争造成的紧张局势。他说：现在人们不敢写文章了，不敢写剧本了，书也不敢出了。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了。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抓住人家的小辫子，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书记处会议纪要里还规定：“四清要落脚到教学”，“学术批判要落脚到繁荣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不能要求剧本、作品都完美无缺”，“今后对知名人物的批判，必须先报中央批准”。
这样，许立群以及也被派到北京大学工作队去的陈道、何静修（他们两位是中宣部理论处的）和我，就把三月三日书记处会议的纪要和精神，看作《二十三条》在北京大学和文化学术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就是说，《二十三条》被看作是纠正“左”倾、稳定局势、使运动走上“健康正轨”的文件。说《二月提纲》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多少也含有这样的理解。
《二月提纲》发出以后，局势的确出现了一个多月的表面的稳定和平静。学术批判按《二月提纲》安排的“正轨”在运行。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十四、两个“南方谈话”
这平静中也有一点波澜，都是与关锋有关的。
在北京学术界贯彻《二月提纲》座谈会的小组上，我作过一个发言，大意是说，文艺作品和学术文章是不是影射现实的问题，要很慎重地对待。我的前提，是肯定有影射，历史上有，现实中也有。按我当时的认识，认为《海瑞罢官》就是有影射。但是，我认为，随意把什么都说成是影射，是会把事情搞乱的。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听说有一篇中学教员写的讲物理知识的科普小品文，有人怀疑是影射，上纲很高，全面了解了此人的政治情况和写作情况，排除了他搞政治影射的可能。另一个例子，是一篇批评吴晗的文章，认为吴的一篇介绍李冰父子的历史短文，是影射攻击我们的大办水利。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没有根据，这样的风气不可长，动辄批评这个人那个人这篇文章那篇文章为影射，是不好的。第二天的小组会上，据说，关锋发言，说我的发言是针对他和王子野的。我没有参加这次小组会，是参加会的别的同志告诉我的。我根本没有看过王子野的文章，说不上针对王子野，不过，我没有去辩白，当然告诉了许立群，许也认为不必管它。
这是一件小事。比较大的事是，关锋仍然要求发表他批《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也就是他早就送给中宣部、许立群一直犯难、专门摘要送五人小组（并由彭真送给了中央常委）请示能否发表的文章。
先是在座谈会上，关锋提出：前一段的政治批判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请学术批判办公室的同志指出来。政治批判还让不让搞？能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三月一日，我和林涧青向许立群和胡绳汇报座谈会情况，首先就谈了关锋的质问。
许立群说：肯定不能联系庐山会议，这是主席当面点头同意了的。
胡绳说：关锋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主席上一次谈话，说吴晗要罢官，这一次谈话，重新考虑，又说吴晗不罢官了？主席这样站得高。关锋这个同志，思想太褊狭。
胡绳这话，有很大的分量，他是亲自听到毛主席两次谈话的人。第一次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的谈话。那个谈话讲到《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胡绳、关锋都参加了这次谈话，许立群投有参加。第二次就是武汉这一次，胡绳、许立群都参加了，关锋没有参加。
胡绳还说，按照武汉谈话的新精神，那四篇送审的文章，都得彻底改写。
三月三日，许立群召开座谈会的召集人会。会上，关锋批评许说的“放”不是钓鱼，许大声说：我讲的话，可能不只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如果是四六开，那就了不起。讲得不对的可以批驳。如果听到一点不同意见就蹦起来，那不就是“学阀”吗？
《汇报提纲》中提出“左派整风”，“警惕左派走上学阀的道路”，立即成为敏感的话题。许立群这样说，当然是话中有话。
三月八日，关锋又找林涧青谈话，还是发表他的文章的事。
关锋的理由是，他的文章有根据，是根据毛主席的南方谈话写的。
林涧青报告许立群。许立群有恃无恐。说：他有一个“南方谈话”，我也有一个“南方谈话”！我那个“南方谈话”还在他那个“南方谈话”的后头！
许立群还说：关锋自以为通天，自以为一贯正确。哪有什么一贯正确！你关锋一贯正确？你有个《从陈贾说起》。你邓拓一贯正确？你有个《专治健忘症》。我许立群一贯正确？我说过包产到户可以考虑。
《从陈贾说起》、《专治健忘症》，就是七个材料中关锋、邓拓的两个被认为是有影射攻击的文章。同意过包产到户，那时当然认为是错误。
所以，关锋、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这时仍未被允许发表。（我作为“方求”第二篇文章的作者，根据许立群传达的后一个“南方谈话”的精神，自然根本不会提出按原来的写法发表的要求。）
还有一件事，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请示，《汇报提纲》中讲左派要警惕，不要变成“学阀”，是否有所指。许立群向彭真汇报，彭真说，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
这个情况许同我们说过，我们觉得彭真这话说得挺幽默的。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十五、风暴的再起
平静的结束，风暴的再起，在我是进入四月才开始感觉到的。
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那篇一直没有让发表的攻要害的文章。
四月五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林杰那篇一直没有让发表的攻要害的文章。
文末署的一月的日期，显然是要表示，文章被扣押了许久。
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是根据二月汇报得到的指示精神才不让发表的吗？
许立群说他也不明白。
这两篇攻要害的文章能够发表，那么，“方求”那篇是不是也可以发表呢？
许立群同吴冷西商量，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方求”那篇攻要害的文章。但是删去了文末所署的一月的日期。这是吴冷西的意见，说是现在强调中宣部那时就写了攻要害的文章，不好。
发表“方求”文章并没有为中宣部争得多少主动。报刊上再次掀起高潮的批判运动，其部署和组织，完全把中宣部抛在了一边。还传来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道消息。
许立群十分沮丧，紧张。
不久，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林涧青和我，毛主席批评了《汇报提纲》。后来从《大事记》中知道，毛泽东在三月十七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在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的几次谈话中，已经批评了《汇报提纲》，批评了“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但是，许立群没有给我们说这么多，恐怕他自己那时也没有知道这么多。
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批评了他。说，杨耳从前的尖锐性哪里去了？
杨耳是许立群用过的笔名，当年贾霁、杨耳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两篇文章，是那场批判的发难之作，它的尖锐性大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问：在武汉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到底是怎么说的？
许立群只是说，他没有听懂毛主席的意思。
许立群还说，康生批评他，说他专整左派的材料，不整吴晗的材料，为了整关锋，还用了考据学的方法，考证“何明”就是关锋。
我们说，吴晗的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