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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她又回头重复了一次地址，才放心走开。
台湾怎能不富，连路上不相干的路人也会指点别人怎么做外销，其实，那种东西厂商也许早就做外销了，但那女人的热心，真是可爱得紧。
暑假里到中部乡下去，弯入一个叉道，在一棵大榕树底下看到一个身架特别小的孩子，把几根绳索吊在大树上，他自己站在一张小板凳上，结着简单的结，要把那几根绳索编成一个网花盆的吊篮。
他的母亲对着他坐在大门口，一边照顾着杂货店，一边也编着美丽的结，蝉声满树，我停焉为褡讪着和那妇人说话，问她卖不卖，她告诉我不能卖，因为厂方签好契约是要外销的，带路的当地朋友说他们全是不露声色的财主。
我想起那年在美国逛梅西公司，问柜台小姐那架录音机是不是台湾做的，她回了一句：“当然，反正什么都是日本跟台湾来的。”
我一直怀念那条乡下无名的小路，路旁那一对富足的母子，以及他们怎样在满地绿荫里相对坐编那织满了蝉声的吊篮。
我习惯请一位姓赖的油漆工人，他是客家人，哥哥做木工，一家人彼此生意都有照顾。有一年我打电话找他们，居然不在，因为到关岛去做工程了。
过了一年才回来。
“你们也是要三年出师吧。”有一次我没话找话跟他们闲聊。
“不用，现在二年就行。”
“怎么短了？”
“当然，现代人比较聪明！”
听他说得一本正经，顿时对人类前途都觉得乐观起来，现代的学徒不用生炉子，不用倒马桶，不用替老板狼抱孩子，当然二年就行了。
我一直记得他们一口咬定现代人比较聪明时脸上那份尊严的笑容。学校下面是一所大医院，黄昏的时候，病人出来散步，有些探病的人也三三两两的散步。
那天，我在山径上便遇见了几个这样的人。
习惯上，我喜欢走慢些去偷听别人说话。
其中有一个人，抱怨钱不经用，抱怨着抱怨着，像所有的中老年人一样，话题忽然就回到四十年前一块钱能买几百个鸡蛋的老故事上去了。
忽然，有一个人憋不住地叫了起来：“你知道吗，抗战前，我念初中，有一次在街上捡到一张钱，哎呀，后来我等了一个礼拜天，拿着那张钱进城去，又吃了馆子，又吃了冰淇淋，又买了球鞋，又买了字典，又看了电影，哎呀，钱居然还没有花完呐… ”
山径渐高，黄昏渐冷。
我驻下脚，看他们渐渐走远，不知为什么，心中涌满对黄昏时分霜鬓的陌生客的关爱，四十年前的一个小男孩，曾被突来的好运弄得多么愉快，四十年后山径上薄凉的黄昏，他仍然不能忘记… 不知为什么，我忽然觉得那人只是一个小男孩，如果可能，我愿意自己是那掉钱的人，让人世中平白多出一段传奇故事…
无论如何，能去细味另一个人的惆怅也是一件好事。
元旦的清晨，天气异样的好，不是风和日丽的那种好，是清朗见底毫无渣滓的一种澄澈，我坐在计程车上赶赴一个会，路遇红灯时，车龙全停了下来，我无聊地探头窗外，只见两个年轻人骑着机车，其中一个说了几句话忽然兴奋地大叫起来：“真是个好主意啊！”我不知他们想出了什么好主意，但看他们阳光下无邪的笑意，也忍不住跟着高兴起来，不知道他们的主意是什么主意，但能在偶然的红灯前遇见一个以前没见过以后也不会见到的人真是一个奇异的机缘。他们的脸我是记不住的，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记得他们石破天惊的欢呼，他们或许去郊游，或许去野餐，或许去访问一个美丽的笑面如花的女孩，他们有没有得到他们预期的喜悦，我不知道，但我至少得到了，我惊喜于我能分享一个陌路的未曾成形的喜悦。
有一次，路过香港，有事要和乔宏的太太联络，习惯上我喜欢凌晨或午夜打电话——因为那时候忙绿的人才可能在家。
“你是早起的还是晚睡的？”
她愣了一下。
“我是既早起又晚睡的，孩子要上学，所以要早起，丈夫要拍戏，所以晚睡——随你多早多晚打来都行。”
这次轮到我愣了，她真厉害，可是厉害的不止她一个人。其实，所有为人妻为人母的大概都有这份本事——只是她们看起来又那样平凡，平凡得自己都弄不懂自己竟有那么大的本领。
女人，真是一种奇怪的人，她可以没有籍贯、没有职业，甚至没有名字地跟着丈夫活着，她什么都给了人，她年老的时候拿不到一文退休金，但她却活得那么有劲头，她可以早起可以晚睡，可以吃得极少可以永无休假地做下去。她一辈子并不清楚自己是在付出还是在拥有。
资深方妇真是一种既可爱又可敬的角色。
文艺会谈结束的那天中午，我因为要赶回宿舍找东西，午餐会迟到了三分钟，慌慌张排地钻迸餐厅，席次都坐好了，大家已经开始吃了，忽然有人招呼我过去坐，那里刚好空着一个座位，我不加考虑地就走过去了。
等走到面前，我才呆了，那是谢东闵主席右首的位子，刚才显然是由于大家谦虚而变成了空位，此刻却变成了我这个冒失鬼的位子，我浑身不自在起来，跟“大官”一起总是件令人手足无措的事。
忽然，谢主席转过头来向我道歉：“我该给你挟菜的，可是，你看，我的右手不方便，真对不起，不能替你服务了，你自己要多吃点。”
我一时傻眼望着他，以及他的手，不知该说什么，那只伤痕犹在的手忽然美丽起来，炸得掉的是手指，炸不掉的是一个人的风格和气度，我拼命忍住眼泪，我知道，此刻，我不是坐在一个“大官”旁边，而是一个温煦的“人”的旁边。
经过火车站的时候，我总忍不住要去看留言牌。
那些粉笔字不知道铁路局允许它保留半天或一天，它们不是宣纸上的书法，不是金石上的篆刻，不是小笺上的墨痕，它们注定立刻便要消逝——但它们存在的时候，它是多好的一根丝涤，就那样绾住了人间种种的牵牵绊绊。
我竟把那些句子抄了下来：缎：久候未遇，已返，请来龙泉见。
春花：等你不见，我走了（我二点再来）。荣。
展：我与姨妈往内埔姐家，晚上九时不来等你。
每次看到那样的字总觉得好，觉得那些不遇、焦灼、愚痴中也自有一份可爱，一份人间的必要的温度。
还有一个人，也不署名，也没称谓，只扎手扎脚地写了“吾走矣”三个大字，板黑字白，气势好像要突破挂板飞去的样子。也不知道究竟是写给某一个人看的，还是写给过往来客的一句诗偈，总之，令人看得心头一震！
《红楼梦》里麻鞋鹑衣的痕道人可以一路唱着“好了歌”，告诉世人万般“好”都是因为“了断”尘缘，但为什么要了断呢？每次我望着大小驿站中的留言牌，总觉万般的好都是因为不了不断、不能割舍而来的。
天地也无非是风雨中的一座驿亭，人生也无非是种种羁心绊意的事和情，能题诗在壁总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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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妃
梅妃，姓江名采苹，莆田人，婉丽能文，开元初，高力士使闽越选归，大见宠幸，性爱梅，帝因名曰梅妃，造杨妃入，失宠，逼近上阳宫，帝每念之。会夷使贡珠，乃命封一斛以赐妃，不受，谢以诗，词旨凄惋，帝命入乐府，谱入管弦，名曰一斛珠。
梅妃，我总是在想，你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当三千白头官女闲坐说天宝年的时候，当一场大劫扼死了杨玉环，老衰了唐明皇，而当教坊乐工李龟年（那曾经以音乐摇漾了沉香亭繁红艳紫的牡丹的啊！）流落在江南的落花时节里，那时候，你曾怎样冷眼看长安。
梅妃，江采苹，你是中国人心中渴想得发疼的一个愿望，你是痛苦中的美丽，绝望中的微焰，你是庙堂中的一只鼎，鼎上的一缕烟，无可凭依，却又那样真实，那样天恒地久的成为信仰的中心。
曾经，唐明皇是你的。
曾经，唐明皇是属于“天宝”年号的好皇帝。
曾经，满园的梅花连成芳香的云。
但，曾几何时，杨玉环恃宠入宫，七月七日长生殿，信誓旦档的轻言蜜语，原来是可以戏赠给任何一只耳膜的，春风里牡丹腾腾烈烈煽火一般的开着，你迁到上阳宫去了，那里的荒苔凝碧，那里的垂帘寂寂。再也没有宦宫奔走传讯，再也没有宫娥把盏侍宴，就这样忽然一转身，检点万古乾坤，百年身世，唯一那样真实而存在的是你自己，是你心中那一点对生命的执着。
士为知己者死，知己者若不可得，士岂能不是士？
女为悦己者容，悦己者若不可遇，美丽仍自美丽。
是王右氐的诗，“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宇宙中总有亿万种美在生发，在辉灿，在完成，在永恒中镌下他们自己的名字。不管别人知道或不知道，别人承认或不承认。
日复一日，小鬟热心地走告：那边，杨玉环为了掩饰身为寿王妃的事实，暂时出家做女道士去了，法名是太真。
那边，太真妃赐浴华清池了。
那边，杨贵妃编了霓裳羽衣舞了。
那边，他们在春日庭园小宴中对酌。
那边，贵妃的哥哥做了丞相。
那边，贵妃的姐姐封了虢国夫人，她骑马直穿宫门。
那边，盛传着民间的一句话：“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
那边，男贪女爱。
那边，……
而梅妃，我总是在想，你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那些故事就那样传着，传着，你漠然的听着，两眼冷澈灿霜如梅花，你隐隐感到大劫即将来到，天宝年的荣华美丽倾刻即将结束，如一团从锦缎上拆剪下来的绣坏了的绣线。
终有一天，那酡颜会萎落在尘泥间，孽缘一开头便注定是悲剧。
有一天，明皇命人送来一斛明珠，你把珠子倾出，漠然地望着那一堆滴溜溜的浑圆透亮的东西，忽然觉得好笑。
你曾哭过，在刚来上阳宫的日子，那些泪，何止一斛明珠呢？情不可依，色不可恃，现在，你不再哭了，人总得活下去，人总得自己撑起自己来，你真的笑了。拿走吧，你吩咐来人，布衣女子，也可以学会拒绝皇帝的，我们曾经真诚过，正如每颗珍珠都曾莹洁闪烁过，但也正如珠一样，它是会发黄黯淡的，拿回去吧，我恨一切会发黄的东西。
拿走吧，梅花一开，千堆香雪中自有万斛明珠，拿走怠，后宫佳丽三千，谁不想分一粒耀眼生辉的东西。
而小鬟，仍热心的走告。
那过……
事情终于发生了。
渔阳鼙鼓动地而来，唐明皇成了落荒而逃的皇帝，故事仍被絮絮叨叨地传来：六军不发，明皇束手了。
杨国忠死了。
杨贵妃也死了——以一匹白练——在掩面无言的皇帝之前。
杨贵妃埋了，有个老太婆捡了她的袜子，并且靠着收观客的钱而发了财，（多荒谬离奇的尾声）
唐明皇回来了，他不再是皇帝，而是一个神经质的老人。
天空的光荣全被乱马踏成稀泥了。
而冬来时，梅妃，那些攘千臂以擎住一方寒空的梅枝，肃然站在风里，恭敬地等侯白色的祝福。
谢尽了牡丹，闹罢了笠歌，梅妃，你的梅花终于开了，把冰雪都感动得为之含香凝芬的梅花。
在春天的二十四番花信风之后，在夏荷秋菊之后，像是为争最后一口气，它傲然地开在那里——可是它又并不跟谁争一口气，它只是那样自自然然地开着，仿佛天地山川一样怡然，你于是觉得它就是该在那里的，大地上没有梅花才反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邀风、邀雪、邀月，它开着，梅妃，天宝年和天宝年的悲剧会过去了，唯有梅花，将天恒地久地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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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行去
把电话挂断，挂不断的泪一径流了下来，我咬牙往关口走去。
也不知是第十几次走出那关口了，但从来没有这样割心的疼，孩子倒是洒脱，电话那端是他们愉悦的童音，两人都答应要乖，要做好孩子，我也装做快乐地和他们说再见，从来不知道做一个母亲是可以一面流那样热烫的泪，一面仍可勉强拼出那样温甜的声音。
队伍是十一个人，没有组织，没有经费，只凭一声吆喝，就这样各人请了假，硬挤出十七天的时间上路，十一人分三组，我们这组是四个人，主要安排访问的路线是美国传播机构、教会领袖和中国留学生。那一晚，丈夫守着电话打，一下子就打了十几通越洋电话，钱？管他，访问的路线就这样定了，钱，该来的时候就会来的。
扣好安全带，我把幻灯片从上皮包里抽出来，有一张还是朋友刚才赶着送到机场来的。幻灯片全是临时赶的，做我们的朋友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我们自己专去拣些别人不做的事来做，扰得我们的朋友也跟着忙得人仰马翻，他们都是在学业事业上有成就的人，却每每为了帮我们的忙不吃不睡的——不能想，这些事一想起来就心酸眼热，五仙如翻岩涌浆，无法平复。
“我们要组织一个基督教友好访问团到美国去，”那天我嗫噜嚅嚅地打电话给秀治，“我想要送些礼物给那些美国教会领袖，我希望那种礼物可以一直保存着，天天看，就会想起台湾，这样看来，当然是送画最好——我想要你几幅绣画，我出不起钱，可是布和绣线那些成本我总该出… ”
“不要，不要，”她叫了起来，“真的不要，我也不会做什么，能为国家做一件事也是应该的。”
秀治是一个质朴的人，从来不懂得宣传自己，也只有她那样纯的人才能有那么醇的作品，她从来舍不得卖画，每次卖，都是为了教会的慈善活动，她那样千针万线绣出来的啊…
她捐了三幅画，我棒着那样的画，觉得天地都为之庄严肃穆起来，同时捐出的还有王蓝跟许坤成。王蓝并且把他的画袋借给我，所有框好的画都放在那里面，我生平没有提过那么殷实沉重的东西。
配合幻灯片放的录音带是“解大哥”帮的忙，临行的前一夜，我们还磨在录音室里，一遍一遍的修正着，他一会儿钻到唱片库里去，一会儿又钻到控制室里来，声音也是琢磨了又琢磨，总想做得最好，走出录音室已经是次日凌晨了，他送我回去，北安路上夜静静地平展着，我们走到路口，他叫了车给我，跟我辩说：“张姐姐，对你们夫妇，我真的可以说：”我很爱你们。‘“
我跳上车，一句话也没说——不知该说什么，上天为鉴，所有的朋友都对我太好，我永远不能偿还，多甜美的欠负！不是“常恨此身非吾有”，而是“常喜此身非吾有”，全是朋友们的恩情缀成的。
我把录音机打开，开到最小声，一面摹拟着要怎样配合幻灯画面——在二万多尺的高空，时空？没有时间去管时差了，我一下飞机就得去工作，我也许会累，累就累，我得去放映，去谈，去辩论，去指责，去跟人聊通宵，在冰天雪地里把自己走成一介苦行僧侣，连孩子都横下心交给爷爷奶奶。这十七天我们如果不拼命就对不起自己。
跟孩子一起交给人的是学生，一开学就请假，让我觉得歉疚，但黄答应来代课使我喜出望外，他要跟学生讲中国诗的欣赏，每次跟他通电话，都使我迷惑，似乎仍是大一那年，似乎仍同坐在中文系的第一教室里上课，似乎凭栏望去仍是涨绿的双溪，以及有若长虹的桥柱的青山。但二十年过去了，他已是文学院院长，他答应来演讲，我自豪，因为有一位才华过人，以十几年的时间把自己从“大一学生”变成了“学者”的朋友，但我更自豪的是这个我所身处的社会，这个社会允许一个肯上进的穷苦大一学生，在十几年间成为文学院院长。
丈夫的大箱子里带的是一百七十张展览用的图片，照的是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那些苍凉的画面时而是一片西北的屋脊，时而是一片江南的烟波。为了省钱，那些照片全是他杂志社里的同仁自己冲洗的，没有暗房，他们就把洗手间围上黑布装成暗房，每次要冲洗照片的时候就前前后后的宣告：“谁要上一号？谁要上一号，要去的快去，关上了门就一个钟头不准进来！”
他们没日没夜的洗，那一百七十张大挂图就是这样洗出来的。感谢上帝没有赐我们亿万家产，如果我们有钱，我们可以购买每一份劳力，但我们没有，我们只有朋友，我们是真正富有的人。
除了图片，我们还印六万张贴纸，大型的可以贴在车子的后杠上，小的像五元镍市，可以随便贴，上面印着中国的“主佑中华”，要多少钱？不知道，我不管钱的事，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