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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持北京说的学者，又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清宫档案中，为这一说法找到了新的佐证。
１．清朝皇帝挑选秀女的名单。清朝从顺治时就规定，凡满族八旗人家年满十三岁至十六岁的女子，必须参加每三年一次的皇帝选秀女，选中者，留在宫里随侍皇帝成为妃嫔，或被赐给皇室子孙做福晋，未经参加选秀女者，不得嫁人。阅选时，按八旗的顺序，一般七八个人站成一排，由皇帝、皇太后们挑选。被挑选女子的名字，每排写一张单子，留宫中存档，这种名单，在档案中称为“秀女排单”。现档案中保存有咸丰五年（１８５５）挑选秀女时，慈禧的妹妹，即醇亲王的福晋、光绪皇帝的生母的记录。还有光绪十一年选秀女时，慈禧的叔伯妹妹的记录。在这些排单上，都清楚记载着：慈禧的祖辈，属满洲镶蓝旗，姓叶赫那拉，父亲名惠徵，祖父名景瑞，曾祖父名吉朗阿。惠徵最高官职做到五品道员，景瑞则做到刑部郎中，但因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没能按时退赔其父吉郎阿在户部任职时的银两亏空，被革职。吉郎阿的最后官职是刑部员外郎。慈禧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世宦之家。
２．记载惠徵任职年代和生平的有关档案，其中有清朝每三年一次考察京城各部官员的“京察册”；有给官员发放银两的“八旗官员俸银俸米册”；有任命惠徵职务的有关上谕；还有大臣奏折中对惠徵的评语等等。综合这些记载，可以得出慈禧的父亲惠徵的任官经历：道光十一年前任笔帖式，即负责文字抄写的小官；十一年至十四年，仍为笔帖式，任职吏部，并于京察后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式”；至十九年时，还在笔帖式任上，为“八品笔帖式”；三年后的道光二十三年，京察定为“吏部一等笔帖式”；二十六年，调充吏部文选司主事；二十八年，升任吏部验封司员外郎；二十九年，京察成绩又被定为一等，因此由吏部推荐面见皇帝，奉谕旨，准以道府一级的职务任用，同年闰四月初，升任该司郎中，并兼任工部宝源局监督，四月底，外任为山西归绥道道员；咸丰二年，调任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惠徵到任不久，即逢太平天国军攻克武汉，危及安徽，安徽一些官员纷纷弃城躲避，惠徵也忙把家眷护送至宁国府，自己带了印信粮饷，同总兵陈胜元等先转至南京，又移至镇江，再转到丹徒。一些官员的临阵脱逃，使咸丰皇帝大为震怒，令安徽巡抚严行查办，惠徵也在被劾被查之列。但至咸丰三年，还未待查办，惠徵即于六月初病故。
从惠徵的仕宦经历，持“北京说”的学者得出明确结论：首先在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之前，惠徵不具备充任道府一级职务的资格，因为，按清朝制度，道府级的官员，起码要五品或五品以上，而惠徵在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时，才官居八品，十年后，方被谕令准予授任道府级官职。而这年慈禧已经十五岁，所以不存在生在外地或从外地收养之说。其次按京官三年一考核的制度，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十八年至二十年、直到二十九年之前，惠徵都在北京任职，这些都有明确的档案记载，只有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的考核档案暂缺，留下三年“空档”，但是，这三年内，山西潞安知府是达镛，并且达镛一直在任，经考证，这期间惠徵也没去过浙江乍浦，所以完全可以推断：道光十五年慈禧出生时，惠徵正在北京任笔帖式。也就是说，慈禧的出生地是北京。
３．有关慈禧的祖父、外祖父的档案。如官员“履历单”、“在京官员俸银册”等，从这些档案可以看出，道光十五年，慈禧的祖父景瑞，这个时候也在刑部郎中任上，就是说，也在北京。只有慈禧的外祖父惠显，在山西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任职副都统。因归化离北京较远，再加上当时的风俗，慈禧的母亲到娘家去生孩子的可能性不大，那么慈禧的母亲当也在北京。所以可以断定：慈禧的出生地只能是北京。
４．其他宫廷生活档案。包括记载清帝后每天吃饭情况的“膳食档”、每次看戏情况的“月戏档”以及记录其生活起居的“起居注档”等。在这些档案里清楚地记载着，慈禧最爱吃的是北京的小吃，如“八珍糕”、“油炸糕”、“酥皮饽饽”、“奶油琪子”、“小窝头”，爱喝“荷叶粥”、“薏仁米粥”、“绿豆粥”等；一生酷爱看的是京戏，就在她去世前一周，还看了京剧名角谭鑫培、杨小楼等演的《金钱豹》、《艳阳楼》、《鹊桥密誓》、《伐东吴》等京剧名段。持北京说的学者认为，有人说慈禧善唱南方小曲，也有人说慈禧善唱山西民歌，并都将其作为证明慈禧出生在南方或山西的旁证，如果这也可以作为旁证的话，档案比传说可信的多，那只能说明，慈禧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可是偌大的北京城，慈禧又是生在何门何院呢？这是北京说目前尚未能做出具体解答的惟一遗憾。
根据清朝档案记载，慈禧娘家先后住过三个地方：一是咸丰五年（１８５５）慈禧的胞妹参加选秀女时的材料，写的是“住西四牌楼劈柴胡同”；二是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内务府官房租库”的呈稿，写的是咸丰皇帝将“西直门内新街口二条胡同北官房一所”，赏给惠徵家居住，即慈禧娘家由劈柴胡同搬到了新街口二条；三是同治五年十二月，慈禧以同治皇帝名义下达的上谕：将“方家圆”入官房间，赏给其胞弟照祥居住，这样其娘家再由新街口二条搬到了方家圆。显然，后两处地方不可能是慈禧的出生地。所以，持“北京说”的学者，参照慈禧胞妹参加选秀女时的材料认定：咸丰五年（１８５５）之前，慈禧的娘家“住西四牌楼劈柴胡同”，这里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出生地。
关于慈禧出生地的种种说法，乍听起来真让人无所适从，但稍一仔细推敲，还是“北京说”的论据更加充分和可信。因为口碑传说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认定历史史实，档案更具权威性，更有历史价值和意义。
经过百年巨变，虽然旧日的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已不复存在，再也找不到幼年慈禧生活的影子了，但历史将永远会承认，这里曾诞生过一个给中华民族带来过深刻影响的女人——慈禧太后。
第二部分
第40节 光绪猝死之谜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４日）傍晚，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满含悲愤地离开了人间。临终无一名亲属及大臣在身旁，及至被人发现，早已死去多时，可谓生前死后，备受冷落，孤苦凄凉至极。
就在光绪死去的第二天下午，他的母后及政敌、操纵晚清政权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在中南海仪鸾殿内，终年七十四岁。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的消息传出，中外同感震惊。人们普遍认为，年纪轻轻的光绪反而死在七十四岁的慈禧前面，而且只差一天，这不是巧合，而是处心积虑的谋害。于是，光绪被人谋害致死的种种说法便由此而产生。
晚清御史、光绪的近臣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及徐珂所编著的《清稗类钞》等书认为，慈禧在病危期间，惟恐自己死后，光绪重新执政，推翻她既定朝政及平反她一手制造的种种冤案，于是令人下毒手将光绪害死。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传》和德龄的《瀛台泣血记》等书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连英等人，平日依仗着主子慈禧的权势，经常中伤和愚弄光绪。他们深恐慈禧死后光绪重新主政，会清算他们往日的罪孽，所以就先下手为强，在慈禧将死之前，先把光绪谋毙。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谈到，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辜负了光绪的信任，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皇上。袁世凯担心一旦慈禧死去，光绪决不会轻饶了他，所以就借进药的机会，暗中下毒，将光绪毒死。
曾经是清宫御医的屈贵庭在《逸经》杂志二十九期上发表一篇文章说，在光绪临死的前三天，他最后一次进宫为皇上看病，发现光绪本已逐渐好转的病情却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便死了。这位御医认为，虽不能断定是谁害死了光绪，但却可以肯定光绪是被人暗中害死的。
但也有不少史籍或接近宫禁者对光绪之死持自然病死之说。如《德宗实录》、《光绪朝东华录》、《清史稿？德宗本纪二》等所谓正史或官修史籍内，均载光绪系正常死亡；再如《苌楚斋三笔》卷六则称：早在光绪三十四年二三月间，光绪帝久病未愈，早入膏肓，是时肝气大发，以手扭太监顶戴，以足踢翻电灯，情势日及。又光绪临终前一段时间，一直为其治病的六位名医之一杜钟骏所著《崇德请脉记》一书，对光绪之病情、诊病经过以及光绪临终前的病状，叙述颇详，证明光绪确实是正常死亡。
由于上述种种传闻，使光绪之死成为清末历史上一大疑案，众说纷纭。关于光绪之死这一疑案无论当时或在日后，虽有种种传说，但因事涉清代宫禁秘档，人们无从知其真实内幕，均缺乏真实可靠的依据。那么，光绪究竟是怎么死的？让我们且从太医院御医和皇宫医案（也称“脉案”）谈起。
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宫苑中，都设置有专门为皇帝、皇后、妃、嫔、王公大臣等诊治疾病、调养身体的太医院。在这里，集中了祖国传统医学中的国医高手，备藏了从全国各地搜集到的珍奇名贵药材。太医院有着上千年的历史，积累了许多既稳妥又有一定疗效的处方，以及许多宝贵的临床医疗经验，是祖国传统医学的精英荟萃之地。然而，皇宫医学却历来被深锁宫禁，秘而不宣；究竟皇帝及其后、妃等怎样看病，御医又如何为他们把脉治病、施药护理，等等，一向令人神秘莫测。
清太医院沿袭明制，其官署最初设在正阳门内东交民巷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屈服西方列强的压力，被迫与之签订不平等的丧权辱国《辛丑条约》。依据条约第七款，将这一地区划为各国驻华使馆区。太医院只得另在地安门外建立新署，现在遗址尚存，但已是面目全非。太医院在紫禁城内东墙下，上驷院之北，设有待诊、休息的处所，旧称“他坦”，岁月流失，现已倾毁无存。
清太医院为五品衙门，其最高行政长官为院使。副职二人，称为左院判、右院判，官居六品。太医院有御医十三人官居八品；医士二十人、医生三十人（皆没有品级），享有从九品的待遇，统称御医。清初按医科分为：大方脉、小方脉、妇人、疮疡、针灸、眼、口齿、接骨、伤寒、咽喉、豆疹十一科。光绪时期，合并为五科，即大方脉、小方脉、外科、眼科、口齿科。平日，有太医院院使、院判及其属员在宫中当班。每当皇帝驻跸园庭，或出巡各地，太医院御医也随之前往。
太医院御医在从事医疗活动中，皆建有详细的病历，即所谓“医案”（又称“脉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大量的清代皇宫医案。其中包括皇帝、皇后、妃嫔、皇子、公主、太监、宫女以及王公大臣的原始诊病记录、内务府抄件、帝后用药底簿、配方秘本、御药房、御膳房和御茶房的各项记录，以及皇帝及个别皇后的起居注、皇帝有关医药的朱批、宫中敬事房的档案，等等。特别是乾隆以后诸帝及其后、妃等的脉案保存得较为完整，其中尤以光绪的脉案为最多。清代皇宫的医案总数约有四万件。在这些医案史料中，其诊治处方大都出自太医院御医之手。但也有少数非太医院的官方处方，如施焕、吕用宾、陈秉钧等地方名医为光绪诊病的处方，便是其例。这些人都是懂得医道的大小官员，或在京城，接近宫廷，或在地方，而由地方总督、巡抚奉诏保举来京入宫为光绪看病的。
二、记载光绪直接死因的秘档
在清宫医案中，既有当年御医为光绪诊病用药的原始病历，也有光绪本人口述或亲书病史病状的“病原”，尤其是光绪临死前半年的“脉案”保存得相当完整。这些珍贵的原始记录，应是解开光绪生前病状及其死因的重要而可靠的直接依据。根据这些珍贵的诊病原始记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史档案专家会同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学专家，对光绪病案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揭开光绪的死因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
光绪之所以会在壮年夭亡，首先，这与他一贯体质积弱，自幼失于调养有关。从光绪早年的医案及其自述的“病原”得知，他自幼体弱多病，且有长期遗精病史。光绪三十七岁时，在亲书的“病原”中说：遗精已经将近二十年，前几年每月遗精十几次，近几年每月二三次，经常是无梦不举就自行遗泄，冬天较为严重。腰腿肩背经常感觉酸沉，稍遇风寒必定头疼，耳鸣现象也近十年。可见，光绪体质一直不好。另据光绪十年、十二年（１８８４、１８８６年）的脉案，知其经常患感冒及脾胃病，汤药、丸药很少有不用的时候。这时光绪年仅十五六岁，即已弱不禁风，失去抵抗病菌之力而多灾多难。这些档案记载与民间的传闻以及一些文献中所记述的情景颇为相似。
其次，成年以后的光绪，体质虽未见好转，遗精及腰背酸沉等病仍在继续。但从医案记录来看，在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四年之间，其诊病吃药的次数却相对有所减少，到光绪二十四年末及二十五年以后他的病情却突然加重，体质直线下降。据当时医案记载，其病状纷纭，甚为复杂。如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正月初八日的医案是这样记载的：朱j、门定鳌、庄守和、张仲元请得皇上脉息左寸关沉滑稍数，人迎见浮，右寸关沉滑而数，两尺细弱，沉取尤甚。头痛恶寒，身肢酸痛。面色青黄而滞。……头觉眩晕，坐久则痛。左边颊颐发木，耳后项筋酸疼。腭间偏左粟泡呛破，漱口时或带血丝，咽喉觉挡，左边似欲起泡，右边微疼。……舌苔中灰边黄。左牙疼痛较甚，唇焦起皮，口渴思饮，喉痒呛刻，气不舒畅，心烦而悸，不耐事扰，时作太息。目中白睛红丝未净，视物眯朦，左眼尤甚，眼泡时觉发胀。耳内觉聋，时作烘声。胸中发堵，呼吸言语丹田气觉不足，胸中窄狭，小腹时见气厥，下部觉空，推揉按摩稍觉舒畅，气短懒言。两肩坠痛。夜寐少眠，醒后筋脉觉僵，难以转侧。梦闻金声偶或滑精，……心中无因自觉发笑。进膳不香，消化不快。……下部潮湿寒凉。大便燥结。小水频数时或艰涩不利等症。本由禀赋素弱，心脾久虚，肝阴不足，虚火上浮，腠理不密，感受风寒使然。今仅暂用疏风寒之中，仍寓养心扶脾润肺生津滋养肝肾之剂。尚宜节劳静养调理。所开出的药方是：防风二钱，川芎一钱五分，薄荷八分，羌活一钱五分，云茯神苓各二钱，元参三钱，干地黄三钱，霜桑叶二钱，花粉二钱，桔梗二钱，干草八分，建曲二钱，引用甘菊二钱，生姜三斤。此日脉案可谓详尽，而自此以后二三年脉案，大都与此相近，且病情逐渐加剧。到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光绪皇帝的疾病不断恶化，从未好转，从脉案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其病已入五脏，气血双亏，病情日趋严重。
第三部分
第41节 突然性暴亡
到了光绪三十四年春，也就是光绪临终前半年，其病势已十分严重，宫中御医已均无良方可施，眼看光绪就要不行了，清廷这才急忙征召江苏名医陈秉钧、曹元恒来京入宫诊视。紧接着又向直隶、两江、湖广、山东、河南、山西等督抚发出电旨：入春以来，皇上欠安。在京各医，诊治无效。希各处精选名医，迅速来京，恭候传诊。各省接此电旨，很快就保举吕用宾、周景涛、杜仲骏、施焕、张鹏年等名医来京。并分别致电直隶、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督抚，告知速送川续断、苏芡实、北沙参、苡米、广陈皮、桑寄生、杭白菊、茯苓、甘枸杞等御用上品药材。可为时已晚。此后，主要由以上诸人为光绪诊脉开方，如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三月初九日，江苏名医曹元恒在医案中写道：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十分严重，在治疗上不论是寒凉药还是温燥药都不能用，处于无药可对症的严重病状。只得开些平安药：鳖甲心三钱，水灸；新会皮七分、云茯苓三钱、飞辰砂三分、拌；石决明四钱，盐水煅；盐半夏一钱五分、粉罴榭三钱、杭菊瓣一钱、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