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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城墙及宫内的守卫而言，城门的守卫是一个薄弱环节，因为宫内衣食日用、常朝事务、引见进贡、工程修缮等等都得通过门口这一关，这时门禁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一般王公大臣等在朝当班的官员按品级出入规定的宫门，并按其等第严格限制入宫时随从仆役的人数，应走到宫里的什么地方停止。午门右掖门只有王公才能通行，午门左掖门准许在朝各衙门官吏通行。但不论是官员还是办事人员凡从禁门通行者，均将本人姓名及所属旗分、佐领及内管领的名字等造册登记，送到景运门备案，还要在经由之门存放名册备份，待有关人员通行时质查。宫内太监及工匠、杂役等凭腰牌出入。如有企图混入以及私自领入者要交刑部议处，凡是名册上没有姓名或不带腰牌者不准放行。在禁城四门设有红杖两棒，由护军两人手持红杖坐于城门之下，亲王以下官员从此经过均不用起立。若不报姓名擅自闯入，无论官民用棒挞之，再交刑部议处。
禁城之门白日查验就非常严格，晚上更是仔细。宫门每天晚上都必须按时关门上锁，宫中设有值宿的司钥长，应锁的宫门到时由该门的护军参领负责上锁，然后派护军校将钥匙统一交到景运门司钥长那儿，再由司钥长率领护军依次验看扃~（音ｊｉōｎｇ ｊｕé，门上的锁具），然后司钥长还要将钥匙复查一番，检查完后统一装进匣子里再加锁藏好，第二天天亮的时候由各门护军校来司钥长那儿领取钥匙开启大门。城垣的午门、东华门、西华门、神武门的扃~分别由隆宗门、苍震门、启祥门、吉祥门的护军参领验查，查验完毕后同样委派护军校将门钥送到司钥长那儿收存，这就是禁城的门钥制度。
如果在夜间城门关闭后有急要事务需要出宫门怎么办呢？合符制度有明确规定：必须持有合符方可开门放行。合符，清书中载为铜质（现存实物也见有木质的），外涂金色，分阴阳两扇，里侧分别铸有严丝合缝的阴阳文“圣旨”两字，平时阳文一扇藏于大内并要装匣上锁，阴文一扇存放在景运、隆宗、东华、西华、神武门等处。如果夜间奉旨差遣或遇有紧急军务急需出门者，必须从大内取出阳文一半到经由之门，由该门护军统领、参领取出阴文一半两者合对，验证无误才可以放行并须在次日奏报皇帝。
欲了解宫廷禁卫，传筹制度不可不知。“传筹”就是夜间值班护军之间相互传递筹棒，以督察各汛（哨卡）值班情况，又相互传递平安信息的一种禁卫措施，形式类似于今日竞技体育中的接力赛。紫禁城传筹有内、外之分。紫禁城内，五筹递传，每天晚上自景运门发筹，西行过乾清门，出隆宗门，往北过启祥门，往西过凝华门，再往北过中正殿后门，又往北至西北隅，往东过顺贞门、吉祥门至东北隅，往南过苍震门至东南隅，往西仍至景运门，传筹一周总共经由十二汛。紫禁城外围每夜传递八筹，自阙左门起绕城一周再回阙左门止。
有关宫禁的制度还有许多，在皇帝言出法随的封建社会，任何一个惊动皇帝的案例的处理结果，任何一种让皇帝有感触且开口评述的现象，或者是对王宫大臣奏报的批示等等，都将成为新的法例。
第四部分
第77节 事故频发的紫禁城
禁城坚如磐石又防守严密，宫禁面面俱到又处罚严厉，按理说就不该有什么破禁之事发生。但事情总是比想像的复杂，禁城破禁之事屡禁不绝，宫廷违例情形时有发生。
清朝建立之初，宫禁严明、护军骁勇，禁城也较为安然，其原因是清政权早期对文人名士的招抚，对广大百姓的安抚，当然还有对八旗人等的爱抚以及刑罚和牢狱的慑压，可以说清朝前期基本上是政治稳定、吏制清明、社会发展、国势日盛，历史上所谓“康（雍）乾盛世”就是注脚。在这一时期破禁之事也少有发生，至少从清代宫廷现存档案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好景不长，乾隆朝后期社会秩序就大不如前，社会问题大量滋生；到了嘉庆皇帝当政的时候问题变得严重，甚至可以说嘉庆朝是个多事之秋。各种组织如雨后春笋，稀奇古怪的会道门迅速蔓延，教民闹事此起彼伏，各种怪事也层出不穷，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代表清朝最高统治权力的紫禁城也失去了往日神圣的光环，破禁之事也就频繁发生。
１．馒头小贩、僧人偷入禁城
先说件有趣的事儿。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三月二十三日这天，在靠近皇帝起居的养心殿的隆宗门外，一个正在卖馒头的小贩王库儿被巡守人员捉住。这是怎么回事呢？宫廷禁地岂能容商贩叫卖？事情是这样的——王库儿，顺天府宛平县一个以做小买卖为生的民人，咸丰元年（１８５１）九月间，王库儿在做生意时偶然捡到一块宫里用的腰牌，见利忘“义”的他随即就戴上了这块腰牌。从此以后王库儿就成为紫禁城的常客，大大方方地出入宫廷大门，俨然宫中一役，在宫廷之中售卖馒头饽饽等竟也平安无事，日子一久还与宫中不少人混得挺熟。就这样冒用腰牌的他一直无人查问，直到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四月间，王库儿出继的哥哥张贵林听说此事后又惊又喜，琢磨着这紫禁城警卫林立、水泄不通的，老百姓平时谁能进去？谁敢进去？做梦也不敢想——这等好机会怎能错过？张贵林把自己想去大内做做这独家买卖，瞅瞅那神秘皇宫的想法告诉了弟弟王库儿。王库儿倒也干脆，当即就答应了，随后将腰牌上原来的姓名“袁士栋”刮去改写成张贵林。自此张贵林就接替王库儿，开始了他原来做梦都不敢想的“大内摆摊”的生意。再说王库儿本人也没闲着，因为他在宫中售卖已有时日，出入禁门很有经验又混得脸熟，还结识了不少宫中之人，所以仍然在宫中找到了活计。有一个叫张春成的宫内厨师，让王库儿帮他一起做饭并住在他那儿。就这样，张贵林和王库儿竟然在戒备森严的宫廷里“非法”找到了工作，而且兄弟俩都平安无事。过了一段时间，宫中稽查又严了起来，王库儿就在咸丰三年（１８５３）三月初六日辞去工作向其兄张贵林要回腰牌想重操旧业。三月二十三日这天已在宫中混迹近两年的王库儿露馅了……这块腰牌原是什么人的？随身佩戴的证件怎么会丢呢？原来，这块腰牌是銮仪卫一个负责厨房事务的校尉袁士栋的，咸丰元年（１８５１）九月间，同在一处服役的翟二套出去买菜，拿错了腰牌又不慎丢失，因怕受责罚不敢呈报，于是乎上文中的事情就发生了。
无独有偶，嘉庆九年（１８０４）发生了一件僧人混进神武门的案件。这位和尚法号了友，安徽宁国府泾县人。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了友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相继死去，了友悲痛欲绝但回天无术，心无所系的他决定出家，就在梵觉寺受戒并领有度牒（僧人执照），随后就四处游募化缘。嘉庆九年（１８０４）正月间，了友在浙江参拜完普陀山后忽然心窍一开想进京求见皇上，想着皇上能赏给他主持再赏脸应请南巡。想入非非的了友就从江南、山东一带一路募化往北而来。三月二十五日抵京后在各处寺庙住歇，因他有度牒就常进皇城内游募，并屡至东华门外跪拜想趁机进宫，但因“稽查严密”没能进去。虽然如此了友晋见之心不死，他继续一边募化一边等待时机。春去冬来，一转眼多半年过去了，十一月二十四日这天寒风朔朔，了友又到东华门外观望，被守门护军赶走，但执著的他并没有离去，而是来到景山东门外忍饥挨冻一直呆到深夜约五更时分。了友见有几个人打着灯挑着食盒往这边走来，凭他的经验判定八成是往宫里送食的人。于是，他就悄悄的跟在后面轻松混入神武门内，走进右东夹道。但大内宫深、墙高、夜黑、灯稀，一心想见皇帝的了友也不免紧张无措，就顺着墙往南走，可这次没走多远就被巡夜的护军拿获。皇上当然很快得知此事，他既怒于一个僧人竟敢破禁入宫，又怒于宫闱重地竟能如此轻入，谕令严惩。最后了友被勒令还俗，依擅入神武门者本律上加一等杖责六十，流放一年，再枷号两个月示众，期满后送交安徽巡抚衙门折责充徒。当晚神武门值班的护军官三达色等被从重杖一百，照例革职；护军明通等也被革退差使、从重杖一百，先行枷号一个月，满日鞭责后交本旗管束；神武门至东夹道失察的护军交护军统领鞭八十免其革退；职官咨送兵部照例议处。一场痴人说梦般的故事在相关人员挨打受刑之后化为泡影，禁城门禁也显漏破绽。
２．大内失窃案
除了“小贩卖馍”和“僧人朝圣”这些偶然事件之外，禁廷之内还常有盗案发生。
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十二月初十日这天，在紫禁城中靠近皇帝办公生活的内廷，负责宫禁的领侍卫内大臣值班的景运门内，当班的内阁中书屈廷镇的海龙皮褂后襟被小偷割开了一道口子，幸发现及时贼人没能得手，屈大人也无太大损失，但在宫廷大内皇帝的眼皮底下、有成千上万护军的防卫，朝廷大员竟被割破皮褂差点失窃，显而易见大清的面子已先丢一份。这一事件惊动了当朝的嘉庆皇帝，在查无结果的情况下立即颁发上谕加强门禁。真可谓：贼胆包天，太岁头上动土；禁城行窃，大臣囊中取物。
銮仪卫是清宫廷掌管车驾仪仗的机关，在紫禁城东华门内有一座銮仪卫的库房——銮驾内库，里边存放着卤簿、法驾等帝后典礼仪仗所需的器物，多为精选的金、银、珠、宝和精美的丝织品特制而成。内库平常大门紧锁封条把门，日夜有人看守，即使给皇帝准备卤簿、后妃们准备仪仗也得严格履行手续，并且还有专人监督。但问题还是出现了。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年）二月初十日一大早，在銮驾内库值班的官员惊恐地发现，銮驾内库门上封条被撕坏，锁头被撬落，库门被打开。赶紧进库点查，发现库里纯金器物八件不胫而走，金提炉、金香盒、金瓶盖等也不翼而飞。皇上随即下谕严查，但时过两月，二百多人受审后也未查出个什么结果来。道光皇帝只好下旨严惩有关官员，结果当日带班和值班的官员德凌阿等降二级调用并罚俸二年，管库官等也被降一级调用并罚俸一年。一场大内失窃案就如此草草收场不了了之。
人们常说“船里漏不了针”，但有意思的是大内这条针扎不进的“船”里却把金条给“漏”了，说来属于“家丑外扬”。宫中延春阁有名太监名叫王进禄，河北怀来县人，时年二十六岁，咸丰三年（１８５３）二月初四日，王进禄的弟弟王牛子从老家稍信给王进禄说父亲病重急需钱来治疗，王进禄非常着急，但身边没有积攒干着急没办法。一筹莫展的他忽然“急中生智”，心想身边随处都是珍奇异宝随便拿点什么不就是钱吗？说来也巧，大概是“天公作美”吧，第二天一早他像往常一样正在兰畹殿内打扫卫生，忽然眼前一亮，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走上前去定睛一看，不错是金条。王进禄已顾不上别的了，伸手就将八仙桌上的一根金条揣进怀中……。宫廷毕竟是宫廷，“王法”到底是“王法”，小民终归是小民。王进禄偷鸡不成反蚀米，父亲的病没救着，却把自己“救”成了囚犯，后被依照监守自盗钱粮一百两至三百三十两例从重发往黑龙江，并重杖一百拨给官兵为奴。
实际上，要说监守自盗护军偷窃才可谓名副其实。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六月初三日，总管太监苏得奏报了慎刑司查获的，宫中兆祥所木库被盗的经过。贼犯常有，正黄旗满洲护军，时年二十六岁。二月十八日常有在大内值班，正好与本旗的护军扎朗阿一班，俩人聊天时无意中都说到自己家庭拮据、生活贫苦，这时扎朗阿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两人结伙偷窃兆祥所木库的东西变钱糊口，常有满口答应，两人一拍即合。当天晚上，常、扎二人潜至木库东边跳墙进去，将木库东厢房后檐原来堵砌的一座门刨出一个窟窿钻进去，再将西隔扇插销拨开跳进库中。一时不知拿什么好，他们就拿出小刀将大柜上的铜饰品撬下了几块，又顺手拿了十多个小物件急忙离去。第一次得手对他们“鼓励”很大，第二天晚上又接着去了，还是平安无事。以后他们俩就常常光顾这所库房，顺走的东西也由小物件变成了硬木炕桌、紫檀帽镜等等，目标太大拿不出去的他们就地拆坏。三月的一天，常有携带已裹藏好的紫檀木边框出门时不慎泄露，被护军盘问并押送到景运门，他谎称是捡拾到的，还央求护军校至山为他求情作保，因他本人也是护军所以很快被释放，但其不思改悔仍继续作案，后被慎刑司抓获。常有被革去护军、销除旗档，面刺“盗官物”三字，流放黑龙江；扎朗阿已病故“毋庸议”；说情者至山也被革去护军杖一百鞭责发落，但常有偷窃所得银两却因为他家中赤贫、花用殆尽只好免于追回。
如果说下层小民“太岁头上动土，大臣囊中取物”是教化不到或生活所迫铤而走险咎由自取的话，那么，家私万金又受乾隆皇帝宠幸的权臣和｜知法犯法就匪夷所思了。原来，和｜家住西直门内，发迹后私欲膨胀，想在什刹海附近建一座豪华奢丽的深宅大院，由于清庭有制，他不敢明目张胆地盖成王府式的建筑，只好在内装修上动脑筋，“欲与王府试比美”。恰好这时乾隆皇帝重修宁寿宫，和｜看到许多殿宇建筑设计非常别致，又非常舒适，心里便有了主意——仿建。于是，他派心腹太监呼什图潜入宫内，偷偷地取回宁寿宫的烫样（模型，既有外观，又有内装修布置等）。后来和｜府中用楠木装修的“锡晋斋”就是依照大内宁寿宫中乐寿堂的式样修置的。那么呼什图是如何通过警戒森严的宫廷之门的呢？又是如何在偌大的宫廷中探囊取物般的捧走了烫样呢？这一点其实并非秘密，只要人们了解了和｜既是军机大臣又兼内务府大臣，宫门守卫等侍卫、宫中总管太监等只不过是他麾下一名小卒就够了。此事对“戒备森严”的宫廷警卫状况无疑是有力的嘲讽。
祸起萧墙，监守自盗本该从重处罚以示警戒，可事情出在当朝皇帝的宠臣身上，违规私建都不了了之，至于入宫窃走烫样就不值一提了。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后来宫中发生的事虽也惊心动魄，但已不足为奇了。
第四部分
第78节 禁城行刺案
这里说说发生在紫禁城中的几桩暴力事件。一是嘉庆八年（１８０３）的“陈德行刺嘉庆案”。陈德，镶黄旗人，家奴出身，曾于内务府服役，熟悉宫廷门禁、宫内路设及日常护卫情况。因生活窘迫不满于现状，闰二月二十日这天，他混进大内，伏于神武门内顺贞门前，待嘉庆皇帝御辇经过时持刀行刺，在场众侍卫、护军章京、护军校、护军等一时竟都惊惶失措目瞪口呆，后才有一御前大臣迎前拦挡，侍卫门才缓过劲来蜂拥而上，陈德力竭被俘，后桀刑而死。嘉庆皇帝虽幸免于难，但当朝皇上目睹一场御前血战恐其至死难忘，宫廷门禁疏漏又可见一斑。
无独有偶，嘉庆十年（１８０５）二月二十日这天九点左右，一中年男子肩扛一杆用袍子裹着枪头的铁枪，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神武门外，看见门口有护军把守也不避让就要硬行闯入。这时值班护军图塔布上前拦挡，此人不但毫不畏惧，且用枪直冲图塔布扎去，图塔布一闪身，衣服已被戳破。这时在神武门当班的其他护军听到声音过来围捕，这位中年男子毫不示弱，一看长枪不能发挥作用就抽出藏在腰间杀猪用的两把短刀，冲着护军们劈头盖脸一阵狂砍。鏖战中，砍破守门章京舒当阿帽檐，捋伤了护军莫尔根的手指头，砍伤护军校八十四的头脸，伤势严重。后来行刺人被围上来的护军用乱棍打倒，带至东值房审问，但该人仅供他叫萨弥文，山西五台王家庄人，因盟兄支使来京，其余问话坚不吐露，没过一会儿刺客因为伤势过重当即毙命。嘉庆皇帝马上下谕速查急奏，后来查知：萨弥文原名叫刘士兴，居住在直隶省正定府藁城县岗上镇杜村，山西五台县西王家庄人，出事前两年已拜把结盟很少回家，在外边干些什么家人也不得而知。大动肝火的嘉庆皇帝兴师动众派人访查，但无果而终，最后只能将刘士兴“戳尸枭示”警慑良民，自己解解气而已。
这件事发生后，嘉庆皇帝觉得值班护军精勉骁勇功不可没，马上发出上谕奖励有功人员。但有趣的是此案经仔细审理以后皇上了解到，当萨弥文冲进禁门时当班的护军竟然都没有佩戴武器，有些当班的护军擅离职守甚至在屋内闲坐聊天。是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