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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畏难情绪，怕担风险，不愿在陕南扎根。他们的理由是：陕南是山区，地盘小而且穷，红军补给困难；陕西的敌人是盘踞多年的国民党王牌军，实力雄厚；经过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干部伤亡较大，以红二十五军的力量决不可能单独创建根据地。因此，他们极力主张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合，并声称：“红四方面军是老大哥部队”、“会合力量大”、“我们可以吃现成饭”等等，以此来动摇省委的决心。到了一九三五年初，随着敌人进攻的开始，特别是春荒的到来，这种思想的影响逐步扩大，直接妨碍了省委关于在豫西北、鄂东北、陕南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统一行动。为此，省委召开会议，就“红二十五军能否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根据地”问题，展开了一场重大的思想斗争。会上，作为红二十五军军长的徐海东同志，针对一部分人的右倾逃跑主义思想，给予有力的驳斥。他指出，红军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动员和组织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需要，我们离开了鄂豫皖苏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必须在这里扎下根来，建立人民政权，以牵制敌人“围剿”中央红军的兵力。他说，陕南山区艰苦，这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困难；盘踞陕西的敌人虽然实力雄厚，但他们的统治很不牢固，缺乏山区作战的经验，这正有利于我军发扬长处，击敌短处；陕西军阀与蒋介石有较深的矛盾，有利于我们多做统战工作；群众长期受国民党宣传的欺骗，觉悟不高，但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宣传和教育群众，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政权，就能使我们站稳脚跟，扩大红军的影响。自此，红二十五军在陕南主动出击，打土豪，分田地，大灭敌人锐气，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并健全了地方基层党组织。边区广大群众欢欣鼓舞，革命情绪不断高涨，青壮年勇跃参军，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红二十五军迅速壮大，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为粉碎敌人“围剿”，牵制和歼灭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徐海东同志以党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他手中虽握有兵权，但从不自以为是。他对党中央、毛主席历来十分尊重。说话、做事都要想到有利于党的团结，有利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记得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为了迎接毛主席和中央红军的到来，红十五军团与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联合攻打敌人重耍据点张村驿。由于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沿途连续与敌作战，加之生活条件艰苦，战士的体质很差，战斗力受到一定的影响。当时，他们有一个连参加了红二十五军二二三团的战斗。战斗中，该团政委十分傲慢地说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徐海东同志得知后，立即把他找来，严厉地批评了他不注意团结，不尊重毛主席直接领导的老大哥部队的错误言行，并当即宣布给他以撤职处分。徐海东同志利用这一典型，教育红二十五军克服当时普遍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加强与兄弟部队的团结。他对大家说，革命队伍只有团结一致，才有力量，只有时刻记着党中央，我们的行动才有方向，才能打胜仗。任何违背党中央、有损于团结的言行都是不能容忍的。
徐海东同志具有坚强的党性，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中任劳任怨，积极负责。从一九三二年底重建红二十五军以后，他几次由任军长到任副军长，又由副军长改任军长。担任军团长后，又去担任八路军的旅长。他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和地位，勤勤恳恳做好党交给他的工作。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央委派程子华同志到红二十五军工作，经省委研究由程任军长，徐海东同志改任副军长，他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决定，热情地介绍情况，积极协助于华同志做好工作。他说：“只要能为革命作出贡献，叫我干啥都行。”确实，徐海东同志就是怀着对党的无限信赖，从事革命工作几十年如一日，而在名利面前，却从不向党伸手。一九六○年，他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之命，负责红二十五军战史的编写工作，他给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规定：“一定要写党，写毛主席，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我，突出个人。”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和高贵的品质！一九六三年二月我在北京开会期间，前去看望卧病多年的徐海东同志。他深情地对我说：“象我这样九次负伤、又得了重病的人，之所以仍然能够活在人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我心情舒畅。”
身经百战 屡建奇功
徐海东同志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充分发挥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机智灵活，威震敌胆。早在一九三二年，“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反动派就惊恐地多次悬赏捉拿徐海东同志。自红二十五军重建后，我们几乎天天打仗。尽管当时的环境十分艰苦，敌我力量悬殊很大，但是，无论是在苏区还是在白区作战，以及长征途中和会师以后，在与敌人的无数次作战中，从来没有吃过大亏，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这与徐海东同志的卓越指挥才能是分不开的。
徐海东同志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里，屡建奇功，闻名于众，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学习和运用毛主席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必然结果。我同徐海东同志一起战斗过多年，对此有切身感受。他从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认真分析当时的形势，根据敌、我、民情这些客观条件，制定出合理的作战方案，正确指挥战斗。一九三四年七月初，“围剿”根据地的敌军大肆向我侵犯，并声称在三个月内将我军“彻底肃清”。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徐海东同志率红二十五军与敌周旋，寻机歼敌。途经罗山县长岭岗时，侦察了解到号称“王牌”的敌一一五师在此设防。他们乍从东北调来，地形不熟，戒备甚疏。当我隐蔽地进至敌阵地前沿时，敌人仍未发觉。徐海东同志经过实地勘察，认为，长岭岗是一条孤岭，地形狭窄，虽然敌人守兵众多，但难以展开，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因此，他果断地定下了歼灭该敌的决心。由于徐海东同志指挥得当，在我总兵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合理调整部署，巧妙地造成了局部的优势。广大指战员发扬了我军山地战的特长，战斗动作隐蔽、迅速、勇猛，仅用三个钟头，就结束了战斗。装备精良的一一五师几乎全军覆没。缴获敌人轻机枪二百余挺、长短枪八百余支以及其他许多军用物资。战后，徐海东同志高兴地对我说：“希才同志，我们打了这么漂亮的一仗，部队情绪高了，你这个党委书记的政治思想工作就好做多啦！”他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笑着继续说：“这一仗打得真过瘾，敌人整整五个营，连一个勤务（兵）和马（亻夫）都没跑掉。”长岭岗一战，给了敌人“三个月‘围剿’计划”当头一棒。我根据地军民受到很大鼓舞。这一仗，不仅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更重要的是缴获了大批精良的武器，大大改善了我军的装备，许多连队配齐了九挺轻机枪，好几个营换上了一式的“奉天造”马步枪。这对当时武器装备十分落后的红军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并为以后的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同年八月底，省委为扩大我军影响，决定攻打英山县城。徐海东同志带领部队进至城下，发现敌人设防工事坚固，且守敌众多。如我军强攻，必然造成重大伤亡。经过仔细侦察和反复研究后，他向省委、军党委提出建议，放弃攻打英山的计划，改为奔袭太湖县城。他的理由是：太湖敌人防守薄弱，我远距离奔袭，能出其不意，胜利的把握较大；太湖距安徽省会安庆较近，攻克后政治影响更大；它又是敌人后方，物资丰富，对我们解决部队物资供应困难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省委和军党委同意了徐海东同志的意见。于是，我军于九月三日傍晚出发，利用两个夜晚，急行军二百三十里，于四日半夜时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攻克了太湖县城，歼灭了该城守敌，缴获了许多马匹和大批药品及其它军需物资。我们在清理和分配战利品时，给全军每人发了一把雨伞。当时，部队经常露宿，雨伞就派上了大用场。战士们高兴地说：“一把雨伞就是一间房啊！”
徐海东同志指挥了许多重大的战斗，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作战，能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并使我军由弱到强，这与他机智灵活的指挥艺术是密切相关的。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程子华同志到鄂豫皖根据地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由皖西北赶往鄂东北听取中央指示。敌人四个师十六个团在后面紧追，在前方又布置了五个师的兵力重重封锁，妄图前后夹攻，阻我西进。怎么办？为了摆脱敌人，迅速到达鄂东北，徐海东同志与政委吴焕先同志研究决定：选择当面敌人的薄弱部位，以出其不意的行动，突破敌人封锁线，十一月六日，我军从商城出发，两天一夜连续行军二百余里，以急袭战术全歼汤池守敌一○九师工兵营，击溃一○七师两个团，打垮敌一○八师一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其中就有敌人经营已久、并吹嘘是无法越过的潢（川）麻（城）公路封锁线。因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干部、战士十分疲劳，部队在斛山寨稍事休息。突然，尾追之敌集中十个团的兵力向我扑来，我军被敌人分割成几部分，处境十分危险。徐海东立即收拢部队，首先粉碎敌人分割包围的阴谋。他与吴政委一起分析了敌情，认为，几天的行军和作战，我军体力消耗很大，要以“走”来摆脱敌人是困难的。必须打垮敌人的进攻，尔后才能突出重围，继续西进。于是，马上调出一部兵力迂回到敌人侧后，来了个前后夹攻，先歼敌一部，再集中兵力歼灭另一部敌人。这样，我军便巧妙地由防御转为进攻，变被动为主动。全军指战员发扬了不怕疲劳、机智灵活的战斗作风，有力地打破了敌人的包围。趁敌溃逃之际，徐海东同志又令部队发起反冲击，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纷纷逃窜。这一仗，敌人不仅没能包围我们，反而被我军击毙和俘虏三、四千人，他们还丢下了大批武器弹药而备自逃命去了。我则大踏步地继续向鄂东北挺进，顺利地完成了接应程子华同志的任务。广大指战员高兴地称颂这是一次神奇的战斗。确实，在徐海东同志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的战例中，诸如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些神奇的战斗，真是数不胜数的。一九三五年六月的荆紫关战斗也是打得很出色的。当时，我军于长征北上途中，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连战连捷，造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局面，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蒋介石调集了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向根据地发动“围剿”。省委听取了程子华同志介绍的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战法，及时采纳了徐海东同志的合理建议：游击队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主力部队撤至外围寻机歼敌。敌人发觉我军战略企图后，立即尾追。我虽与敌人几次交战，终未取得重大战果。当我军进至商南县东南时，敌人追兵接题而来。徐海东、吴焕先等领导同志研究决定，以一个团阻击尾追的敌军，而主力部队则远程奔袭敌人后方荆紫关，以解决我军被服供应困难。荆紫关是鄂豫陕三省边界的重地，敌人在此设有临时后方补给点，并有一个营把守。我军以手枪团为先头部队，化装成敌军，经一百三十余里急行军，于六月十六日上午到达荆紫关。敌人外围警戒分队以为是自己的部队，组织了列队迎接。我军未耗一枪一弹就解除了该敌武装，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警戒线，迅速逼近城下。城中守敌知道上了当，立即关闭城门，向我军开火，密集的子弹一齐射来，手枪团没有重兵器，连一支长枪都没有，无法组织还击，被敌人火力压在城下。正在危急关头，徐海东同志亲率主力部队跑步赶到城下，搭人梯强行登城，仅用一个多钟头，就歼灭该城守敌大部，活捉了敌军需处长，缴获了大批物资，单是上等布料就有三千多匹，堆满了我们供给部的住房，门前还放了许多。这时，徐海东同志来找我们，笑着对我说：“怎么样，这下不愁没有军装了吧？”接着，他又问我这么多布怎么处理。因为我们全军只有一个随军被服厂，三十多名工人，把这些布都做成军装显然是来不及的。于是，我提出建议，把布拉成料子，发给干部战士带着。他点点头表示同意。这样，一人发了七套衣料，为后来我军冬季服装解决了大问题。
徐海东同志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充分表现了他那作为优秀指挥员所具有的沉着、勇敢的胆略。他虽然多次身临险境并负了重伤，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那高昂的战斗情绪。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红二十五军转移北上。十一月二十六日拂晓，部队经一夜冒雨行军，到达方城县的独树镇，突然遭到敌人堵击部队一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团的伏击。敌人追兵万余人又向我猛攻，形成了前后夹击的态势。而我军当时兵力不过三四千人，且因风雨交加，视度不良，先头部队没有及时发现敌人，加之天气寒冷，战士的手脚都冻僵了，枪上也结了冰，拉不开检。由于敌人火力过猛，我军被压在几条干河堤下和田埂后边，情况万分危急。在这关系到红二十五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政委吴焕先同志举起大刀，不顾枪林弹雨，带着部队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徐海东同志率领一个团担任后卫，当他得知先头部队被围的消息后，立即带领部队迅速赶至现场，投入战斗。徐海东同志一面命令部队就地坚守，一面沉着地与吴政委商量对策。最后，在一个战士那里找到了一盒干火柴，点燃了一个小草垛，让大家一边烘手，一边烤枪，不一会便向敌军发起进攻。顿时，几十挺机枪一齐怒吼起来，枪声、喊杀声混成一片。敌人惊恐地喊叫：“共军的机枪响啦！”纷纷丢下武器，抱头逃命。我军转危为安，急忙构筑临时工事，又连续打退了敌人几次进攻，并依托附近几个村庄，与敌人僵持了一天，直到黄昏时分，徐海东同志亲自组织了六、七十名机枪手，端着机枪，排成横队向敌阵地的一个方向冲去，杀开一条血路，让部队突围。敌人见我来势很猛，溃退下去。我军大部队顺利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继续向西挺进，敌军惧怕我夜战之长，不敢再追。
一九三五年九月四日早晨，红二十五军部队集合在甘肃省合水县板桥镇。正准备出发，敌人一个骑兵团向我们冲来，眼看敌军向我进逼。徐海东命令参谋长马上组织转移，而他自己亲自带领几十名骑兵前去拦截敌人，掩护部队撤离。我几十名勇士在徐海东同志的率领下，向敌群冲去，敌人立刻乱了阵脚。因为双方骑兵混在一起，敌人无力施展威风，只得丢开我军主力，来对付骑兵。经一、两个钟头的厮杀，徐海东见我军主力部队已远去，使命令骑兵边打边撤，而他只留下几个人继续与敌人周旋。敌军见我阵中仅剩几人，当官的便大喊大叫起来：“抓活的”、“别让他们跑了！”一齐向徐海东扑来。俗话说：“艺高胆大”。我们的徐军长面对敌人骑兵的重重包围和威胁，毫无惧色，凭着一身好武艺，越战越猛，边杀边走，终于杀出了重围。正当全军指战员为他的安全焦急的时候，徐海东同志与敌人周旋了半天，赶回了我们的队伍中，乐呵呵地对大家说：“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关心同志 爱护部队
毛主席称赞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这是恰如其分的。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徐海东同志参加了组建红二十五军并始终领导了这支部队，使她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骨干力量。这正是他始终沿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建设军队，用马列主义培育干部、教育部队的结晶。
徐海东同志对红二十五军有特别深厚的阶级感情。在战争年代里，他在担任军事指挥等工作的同时，时刻关心着每个干部战士的成长，经常利用战斗间隙找指战员们谈心、谈工作，了解部队的思想动态和他们的疾苦，用毛主席的人民军队思想教育部队、培养干部。他在红二十五军任职期间，对全军团、营干部和一些连队干部能做到了如指掌，可以说出各人的姓名、家庭住址、本人个性等。他每次与人交谈，都能让你心情舒畅，该解决的问题都能得到园满的解决。我记得，在我任供给部政委期间，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