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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晋
一、编写说明
（一）、我们为什么编写这本书
1为一般读者认识毛泽东、了解毛泽东提供一个新的角度。近年来，出现不少有关毛泽东生平轶事和著作研究的读物。对其阅读古今中外著作的情况，也有一些回忆和叙述，但多数缺少注解分析；或单一研究某木书对毛泽东的影响，难给人以整体的印象。木书将弥补这一缺陷，力求为人们展示一个“书斋里的毛泽东”形象。
2扩展和深化毛泽东研究领域。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形成及其发展基础，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也包括对古今中外各种书刊典籍内容的吸收、扬弃和发挥，后一个方面始终是毛泽东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书将尽量全面地使读者体会到毛泽东的理论渊源。
3使人们从毛泽东读书的角度了解他的个性情趣，特别是他联系实际而不为书所拘的读书方法。这些，都生动地反映在毛泽东对一些书籍和文章的批注和大量谈话当中，这就需要广泛地汇集、严肃地选取、客观地解析。
（二）、编写原则
1。范围要全。时间跨度，从毛泽东8岁发蒙读《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到他83岁逝世前半月读《容斋随笔》；据此分门别类，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历史、文学诸篇，早期单列一篇。
1以准确性、文献性为材料的选择原则，使之有永久的保留价值。
2叙述方式和语方表达，朴实、生动，力求可读性。
（三）、编写体例
每个条目包括3个部分：
1原文（某书或某文中的某段）摘引，即毛泽东所批注或评论的原书（文）中的段落。上下引文尽量全面，避免断章取义。如果毛泽东是就全书的基本情况或该书叙述的某个观点、某件事情发表评论，则放在“解析”部分客观介绍，概括毛泽东评论对象的内容。
2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其中不仅包括毛泽东的读书批注，而且摘引毛泽东著述、谈话中有关读书的心得体会。所引都保持原貌，能查明时间的，均注明；有的批语无法断定时间，则注明毛泽东读某某书的批语。这部分文字，主要摘引自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毛泽东著作（言论），也有的是摘引自当事人的回忆和有关论著中所披露的文献材料，对这两方面的材料，均注明出处，以备读者查考。
3注解分析。包括：①原书（文）基本情况。作者及出版或发表时间；全书（文）的基本倾向及其影响；毛泽东阅读的版木，如果是文章，则说明原文发表的时间及刊物。一本（篇）书（文）可能设若干条，这个内容则只在第一条内出现。②毛泽东阅读的现实社会背景及其阅读过程或谈话背景。有的书是早年读过，而晚年也读，将过程说清。③分析毛泽东读评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在阅读或评论同一部书时，常常有好些相近或相似的批注和谈话，另设条目则重复，这种情况一律将原文和批注、谈话揉进这一段叙述分析，并在行文中顺带出毛泽东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什么书上发表这些批注、谈话的，以充实毛泽东的观点及其发展情形。分析则指明毛泽东观点的特色。④如果这些观点在毛泽东的实践中有所反映，或在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中有突出意义，也作必要的说明。前后观点若有变化也有所交待。从总休上看，有的条目侧重于理论分析，有的条目侧重于毛泽东读书情况的交待。
4。条目设置。除早期篇按毛泽东阅读和评论的时间顺序外，其他诸篇均按原书（文）的形成时间。国外著作一般效在后面。
（四）、参阅书刊
为广泛收集素材，编写者分工查阅了大量出版物，吸收了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并对一些材料做了认真的考证核对。参考的主要出版物有：
1。毛泽东本人的著作
《毛泽东选集》第1—4卷（第2版）、《毛泽东文集》第1—2卷、《毛泽东早期文搞》、《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外交文选》、《老一辈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等。
2。有关研究和回忆的著述
书籍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西行漫记》（斯诺》、《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读史》（张胎玖）、《毛泽东和诗》（张贻玖）、《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李锐）、《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逢先知等著）、《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刘汉民编）、《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穆欣）、《缅怀毛泽东》上、下（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编）、《毛泽东读古书实录》（黄丽镛编著）、《毛泽东交往录》（于俊道、李捷编）、《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王子今）、《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马齐彬、陈文斌等）、《忆毛主席》（吴冷西）、《毛泽东在上海》（上海党史研究室编）、《我眼中的毛泽东》（郭思敏编）等。刊物有：《文献和研究》、《党的文献》（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合办）、《中共党史研究》（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等。
此外，还有许多散见于各种出版物的单篇文章，以及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著述。
以上出版物是本书中“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材料的来源。个别条目还引述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李锐）等书中的一些论述。
五、编写人员
木书由下列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同志参加编写，具体分工如下：
策划：陈晋、李师东
主编：陈晋早期编：陈晋、樊静（以编写字数多少为序，下同）政治篇：陈晋、张爱茹、张鸣军事篇：樊静、张贻玖、陈晋经济篇：孙纲、毛立言、陈晋、宋玉洛哲学篇：陈晋、黄宪起、张晓玲、杜志明、高路历史篇：陈晋、樊静、张贻玖、王汉田文学篇：陈晋、张贻玖稿成后，由陈晋、李师东统稿，张呜部分统稿，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转
送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审稿。参加审稿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有汪裕尧、冯慧、吴玉裕、刘宝玉、鲁振祥、张素华等6位同志，他们非常认真负责，提出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特别的谢意。
二、早期篇
1。背得，可是不懂（读“四书”、“五经”）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接见美国记
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谈话［解析＇
毛泽东上面两段回忆，说的都是他少年时代在韶山家乡读私塾的事情。
幼龄的毛泽东，生得虎头虎脑，聪慧过人，深得外公外婆的欢心，因此8岁之前，一直在外家寄居。外家是个大家族，设有家塾，童年毛泽东常去“旁听”，里边学生在背书，他听过就背了下来，还能写字，背古诗。常常博得大人们不时的惊喜。毛泽东8岁被接回韶山读书，先先后后，断断续续在好几个私塾读过书，这期间，他还因父亲之故停过学，白天同长工一同下田，晚上帮父亲记帐之余，还坚持自学。后来，在他的坚持和母亲、舅舅的支持下，毛泽东又得以读下去，一直到1910年夏。
发蒙伊始，毛泽东读的未必就是“四书”、“五经”这样权威的儒家经典。显经，“四书”、“五经”这样的儒家经典，对于儿童来说实在是大艰涩难懂了，所以，很多人编了些儒学的通俗本和普及本，以供儿童启蒙之用，旧称“蒙学”，最常见的蒙学课本是“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还要加上《增广贤文》和《幼学琼林》以及《纲鉴易知录》等。这类书，一类行文比较通俗，有的还押韵，易于上口，便于记忆，把儒家思想的自然观、伦理观、道德观和价值观都融汇于其中，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因而在民间成为传播文字知识和儒学的最好中介，事实上成为儒家经典的普及形式。毛泽东小时候，也首先是从这些书里面获取知识，接受传统文化的。
如《幼学琼林》里面，有词语的解释，有典故的介绍，有成语的运用，又蕴含着封建社会为人处世的道理。采用对仗的联语形式，不仅有助于记忆，也有助于学习吟诗作赋。其中的一些成语典故，如中流砥柱、前车之鉴、坐井观天、兼听则明、口蜜腹剑、物极必反等等，在后来的《毛泽东选集》中都可以找到。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有过“耕三余一”的口号，这见于《幼学琼林》：“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庶儿遇荒有备。”至于《增广贤文》，相信毛泽东在小时候也是熟悉的。“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等等。这些话常出现在毛泽东的笔端和口头，成为他语言素材。
“四书”、“五经”中，“五经”是《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前两种是《礼记》中的两篇，实算不得两种书，它们和《论语》、《孟子》同样普及，受世人重视，是由于南宋大儒朱熹将“四书”编在一起，并以毕生精力作注解，由引构成了自己的理学体系。明清以来，理学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四书”由此被定为科举用书，从而化为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
“四书”中《论语》是专门记载孔子及若干弟子言行的书。《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孟子》相传为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大体如《史记·孟苟列传》所言：“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论语》“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孟子》“书中说‘仁’兼说‘义’，分辨‘义’‘利’甚严；而辨‘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又说到‘养浩然之气’，那‘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这是修养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相通的哲理。”关于朱熹编注“四书”，朱自清还有这样一段概括的话：“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享领，便能领会《论语》、《孟子》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语》、《孟子》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育。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不过来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
关于“五经”。《春秋》是孔子作的鲁国的史书。一般是读它的“传”，即对《春秋》内容所作的解释或详述，《春秋》有三传，人们常读的是《左传》。《诗经》为孔子以前的诗歌汇集，《尚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史迹著作的汇集，相传均为孔子编选而成。《易经》为《周易》中同“传”相对而言的经文部分，是占卦的书，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旧传孔子曾为之作《传》，《易经》和《易传》合而称《周易》。《礼记》又称《小戴礼记》，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传为西汉戴圣编纂。“五经”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反映了儒家思想。
根据有关回忆材料，毛泽东6年的私塾读书生活，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引人注目之处：（一）书读得比较多，开蒙起点高。韶山毛氏家族认为《百家姓》、《增广贤文》等是俗书，发蒙从《三字经》开始，读过《琼林幼学》；继而点《论语》、《孟子》和《诗经》等；后来读过《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即《左传》）等；在最后一个塾师处，还读过《纲鉴易知录》和古文等。（二）天分极佳，记性好，几达过目成诵的地步，很小就会查《康熙字典》。读书瘾头大，一闲下来总是在看书。（三）他并不喜欢读经书。旧时私塾，在开初阶段，老师只点书，并不讲解，学生只是死记硬背。他最喜欢看的是杂书。私塾的规矩，认为这都不是正经书，不许学生看。他总是偷着看，甚至在课堂上将正书放在上面。塾师发觉后，就故意多点书，让他背，他都背得出来。（四）开始学作“破题”文章，作得快，总是交头卷，还常帮助同学作文。当时已废科举，乡村塾师关于作文，大概也只会先教学生如何“破题”。“破题”是八股文的首段，要用几句话讲白题旨大意。
在毛泽东少年时代，科学废，学堂兴。西学东渐已是时代的风气，外出留学已成知识界的潮流。但是在湖南韶山冲这个闭塞的山区，新思潮的冲击力似还十分微弱，他只读了《盛世危言》这样讲西学的显然已经过时了的书。因此，虽然时代已变，但毛泽东所处的教育环境，依然是旧式的、传统的，但也许正因为他处于韶山冲这样一个闭塞的山村，才使他在6年私塾中，为旧学打下了一个较好的根底。这对于他日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积极的方面使他比别人能更好地立足传统文化，汲取有益的养分，消极的方面则是时为传统文化的阴影所翳蔽，从而生出些不好的东西。
旧时私塾先生教“四书”这类经书，只照本宣科而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还要背朱嘉的注解。囫囵吞枣，消化不了，学生当然没有兴趣。“四书”中的这些所谓心法哲理，学童们（其实也包括老师们）是无从领会理解的。所以毛泽东说他“背得，可是不懂”。不过背诵之法，自幼记在脑中，成年后理解力强了，警句名言，精彩段落，随手拈来，是大有好处的。毛泽东后来对“四书”、“五经”的运用、发挥，十分自然，说明了这一点。
2。我爱看造反的旧小说（读《水浒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利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摘自毛译东1936年在保安同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解析＇
毛泽东上面这两段谈话，说的是他少年时代在韶山读课外书的情况。毛泽东是1902年9岁时正式入私塾读书的，先在其家近旁的南岸私塾发蒙，后又在韶山一带换了6处私塾读书。其间，1907—1908年他14—15岁时曾停学在家务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