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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雍也》，是说君子要广泛地学习文献。信中还引孟子“博学而详说”之语，见于《孟子·离娄下》，原文是：“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意即广博地学习，详细地解说，在融会贯通之后，回到简略地述说大义的地步。毛泽东认为，博学的方法，是天经地义的，读书的人应该遵循。
为了说明“博学”之必要性，毛泽东把《中庸》、《大学》、《论语》、《孟子》有关论述都引了。一则说明他读“四书”之仔细，一则说明他当是以“圣人”之言为准的。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从“博学”出发，进一步提出了“通识”的命题。所谓“通识”，就是在“观古今之群籍”的基础上，贯通各方面的知识，诸如地理、历史、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在毛泽东看来，缺少通识，做起事情来很容易出现错误乃至失败。他在信中还举了王安石变法为例，说他“欲行其意而托于右，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由此，毛泽东表示，自己“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也。”
14。气节之士，帝王之师（读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列传·严光》）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恩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乃备安车玄■，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
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炙持家炀！卑缘檬椋庾嘀５坌υ唬骸翱衽侍病！背导菁慈招移涔荨９馕圆黄穑奂雌湮运Ч飧乖唬骸斑瓦妥恿辏豢上嘀硇埃俊惫庥置卟挥Γ季茫苏拍渴焓樱唬骸拔籼埔⒅拢哺赶炊Ｍ凉视兄荆沃料嗥群酰 钡墼唬骸白恿辏乙獠荒芟氯晷埃俊庇谑巧咛鞠⒍ァ�
——摘自范晔《后汉书》专八十三《逸民列传·严光》［毛泽东读书笔记和谈话］
光武曾游于太学，习《尚书》。
严光，东汉气节之士也。光武既立，征之，不就。访之，以安车迎至。帝坐匡床请出，光卧应日，尧舜在上，下有巢由。当光之至也，大司徒（首相也）侯霸（光学友）迎之。光与书日：君房足下，致位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该顺指要领绝，侯以书览帝。帝曰：狂奴故态也。后世论光不出为非。不知光者，帝者之师也。受业大学时，光武受其教已不少。故光武出而办天下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见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
——摘自毛泽东1913年《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591—592页）
［解析］
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论及严光与东汉光武帝刘秀之事，显是把读史与修身结合起来的文字。杨昌济讲修身课，时常谈到“传教”与“办事”的理想人格。这是毛泽东很感兴趣的。《讲堂录》里便记有：“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以及“办事而兼传教之人”等句子。办事和传教，又是和豪杰、圣贤这两种理想人格联系在一起的。《讲堂录》里说：“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还抄记了王夫之的两名话：“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看来，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传教的圣贤要高于只能办事的豪杰。所以，他又说：“帝王，一代之帝王；圣贤，百代之帝王。”
清楚了以上思想背景，我们便知道毛泽东读《后汉书》叙严光与光武帝之事所写文字的基本意思。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在刘秀践登帝位之后，严光不愿出而为辅佐之臣，去办具体事情，也是自然之事，况且在给侯霸的信中，严光已经叮嘱了“怀仁辅义天下悦”的治安之策。后人非议严光摆架子，帝召不就，就是不懂得圣贤作为帝王之师，帝王之功也是圣贤之功的道理。再说，严光不出，专心于传教于后世，正风俗于当时，这一作用，远非办事的帝王将相所能替代比拟。再从人格高下而论，尽管刘秀不满严光避召，称为“狂奴故态”，但严光敢于躺在床上，让刘秀坐在床沿上与他对话，不屈于帝王的专制权威，究竟哪个高尚自信，不言而喻。
严光不屈子帝王的特立独行，在东汉以降，颇为人推崇，认为他是转变世风的重要人物，杨昌济《达化斋日记》1914年11月21日所拟修身问题关于“圣贤豪杰之特质”一栏中，有“东汉以前风俗何如？”“东汉士气极盛，何人倡之？”“能言严子陵之事乎？”这当是承续前说，把严先视为汉未刚直的清议之士的始作甬者。青年毛泽东崇扬严光，也是受了杨昌济的影响。《讲堂录》所记严光之事，当与杨昌济讲课内容有关，毛泽东还与其他同学讨论过严光的事情。
宋朝范仲淹任相执政时，曾应邀写过一篇仅219个字的碑文《严先生词堂记》，简述光武帝刘秀与严光之事，认为二人显示了高风亮节，先武帝贤君爱才，严光则不爱权力和俗名，对他们很是敬慕。这篇碑文素负盛名，曾收入各种文学课本里作为“精选文章”。国文教师常常要求学生写出他们读过这个故事后的感想。毛泽东1914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比他高三年级的同学萧子升，曾把自己写有20多篇作文的两个大练习本借给毛泽东看，其中第一篇作文便是“评范仲淹的《严先生词堂记》”。文中认为，光武帝仅仅请朋友帮忙处理絮难的政务，未必就是求贤若渴；严光也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纯洁高尚，如果他早知道自己不会接受委任，那么他为什么还来拜访皇帝并与之同床共寝？这不也表明他同样爱慕虚荣吗？据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法文版原名为《我和毛泽东曾是乞丐》）中记述：“毛不同意我的一些见解。整个黄昏，我们都在争论。”“毛泽东的看法却是这样的：他认为刘秀登基后，严光应该当宰相，就像比他旱二百年的前人张良辅佐汉高祖一样。我反驳道：‘你显然没有理解严光的思想。’”萧子升的这个回忆所说的毛泽东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它与当时毛泽东的理想人格的基调殊易。
1949年3月，柳亚子作《七律·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中有“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两句。意思是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节节胜利，大局既定之时，我便要像东汉严光隐居一样，回到老家吴江县的分湖。毛泽东在这年4月《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中，委婉劝道：“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言下之意，时代变了，在颐和国的昆明湖欣赏游鱼的快乐比在严光钓过鱼的富春江的钓台更好。在即将成立的新的人民国家里，大可不必效严光隐居。这也算是涉及严光之事的趣谈吧！
15。我改变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读韩愈《韩昌黎诗文全集》）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突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祝为楷模的梁启起，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摘自毛泽东1936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韩愈文集，为李汲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
——摘自毛泽东欧阳修《新唐书》卷七十八《李汉
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的批语集》
第233页）
［解析］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父母早亡，由嫂抚养，发愤苦学。贞元八年（792）进士，不久，三试博学鸿词科不中，出为节度使暮府。反回至京师，任四门博士，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贬为阳山令。宪宗时赦还，累官至太子右庶子。回朝后因不满宦官和朝臣专权，一直仕途不畅。元和十二年（818），随宰相裴度平淮西，迁刑部待郎。不久，又因上《论佛骨表》，触怒宪宗，贬为潮州刺史。后召回，历任国子监祭酒、兵部、吏部待郎、京兆尹等职。死后谥文，故又称“韩文公”。韩愈一生直言敢谏，才识兼备，在政治上、文学上均有建树，其中文学成就尤为显赫。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思想上，推尊儒学，攘斥佛老；文学上，他集前人之大成，反对六朝以来的骄偶文风，提倡散休，务去陈言，主张文道合一，文从字顺，与柳宗元共同倡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其散文题材广泛，各体皆精，其诗、赋、论、说、传、记、状、表、书、序、碑志、杂文等均有佳作名篇。所作语言精练，感情真挚，说理畅达，笔力劲健，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散文家之一，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其诗语言新奇，风格雄健，富有气势，当时自成一家。将古文手法用于写诗，开以文为诗之先声，对宋代诗歌影响较大。但有时过于求奇，不免流于险怪。韩愈的集子，为弟子李汉所编，外集为宋人所辑。现存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编刻的《五百家言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最全。南宋未年，廖莹中世彩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以明代徐氏翻刻后，最为流行。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1913—1918年），一连几年的国文教员都是袁仲谦。袁仲谦是前清举人，蓄一把大胡子，他要学生写桐城派古文。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1910年下半年）爱上了梁启超的文章，并学梁的文笔作文。袁仲谦不喜这种文体，对学生规定又严，毛泽东就去钻研韩愈的文章，改写古文。他从长沙玉泉街的一家旧书铺里找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宝庆（今邵阳）旧时文化颇为发达，是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的故乡，有刻书业。毛泽东把这书买回来，发觉不但页面有破损，文字也有讹误。他于是到学校图书室借来一部善本《韩集》，逐页逐字校勘，改正讹误，修补破烂。这样花了几个月的闲余功夫，居然也成了一部“善本”了。有一个时候，他每天清早都琅琅诵读韩愈的诗文。当然不像幼时读私塾只知死背了。当时的同班同学周世剖回忆说：“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首先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来易熟。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流利。”
对韩文，毛泽东不单是诵读，而且还动笔批画。周世钊曾回忆说，“他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不但注意它的文字技巧，更注意的是它的思想内容。凡是他认为道理对、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等眉批；认为道理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就画×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眉批，他不因为这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师韩愈的文章，就不问青黄皂白地一概加以接受，却要在同一个人的作品中认真深入地分辨出它的是非优劣，以期达到吸取精华，吐弃糟粕的目的。”（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刻苦学习的几个故事》）
《讲堂录》后半部分，便是读韩文的笔记，涉及韩愈的作品，有《浑州溪堂诗并序》、《猫相乳》、《元和圣德诗片并序》、《改善服仪》、《谏臣论》，《复志赋》，《感二鸟赋》、《闵己赋》、《答予翱书》、《与于襄阳书》等十几篇，每篇后面有多条词、句的释义。我们不妨引述几段。
（一）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十四《谏臣论》做的笔记有：
“夫不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
人皆以为华，杨子不色喜。
城好学，贫不能自得书，乃求为积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六年乃无所不通。
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然不加喜戚于其心。
善为国者，赏不悟而刑不滥。
孜孜矻矻矻矻，劳也。
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
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于之所以见杀于齐也。
襄公曰：立于淫乱之间，而好尽言以招人过，怨之本也。
目见泰山，不见眉睫，其此之谓乎？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间而能改之也。
志不可则，求之不如无也。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则是循名而阻天下以无齐善也。”（二）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十四《省试学生代斋郎议》的笔记有：“执笾豆，骏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长。骏，大也。其亦微矣哉。其亦不可移易明矣。盖亦不得其理矣。此一说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此无其他。此非近于不敬者欤！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谓欤。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变，于其旧不什，则不可为已。为之于古则非训，稽之于今则非利，寻其名而求其实则失其宜，故曰以
罢斋郎而以学生荐享，亦不得其理矣。罍洗祭器也。宗彝彝，尊也。宗彝者，祭宗庙之尊，宗寻，罍洗”（三）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一《感二鸟赋》的笔记有：“遭时舌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左太冲众嚣嚣而杂处分，咸叹老而嗟卑。视余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怪
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兮，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化以为忧。李翱。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虽然，公不云乎，文章之作，常发于羁旅草野。至王公贵人，气得志满，
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四）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一《复志赋》的笔记有：“其明年七月，有负薪之疾。负薪，贱者之称。视韩彭之豹变，谓蛰猛致人爵。见张桓之朱纨，谓明经拾青紫，岂知有
力者运之而趋乎。李孝标《辨命论》经术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也。夏侯胜谓诸牛朝驰骛乎书林兮，夕翱翔乎艺苑。发秘府，览书林，遥集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礼乐之场。《剧秦美新》真婆婆乎艺术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班孟坚《宾戏》争名者子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史记·张仪
传》谅却步以图前兮，不浸近而愈远。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家语·儒行篇》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前汉·刘向传》嫉贪佞之污浊寺，曰吾其既劳而后食。抱关之厄陋兮，有肆志之阳阳。伊尹之乐于吠亩兮，焉富贵之能当。”以上所引，都是毛泽东读《韩昌黎全集》记下的文字。多是摘录原文或
原诗中他感兴趣的字句，也摘了不少后代注家对韩文的解释、评论和对某些词句渊源及意义的解释，也有一些是毛泽东读韩文的感想、发挥。有关议论和评论较多的，是读《闵己赋》的笔记，其中记有苏轼《颜乐亭诗并序》中的话：“古之观人也，必于其小者观之，其大者容有伪焉。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博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之大事乎。”又记司马光《颜乐亭颂·序》中评论韩愈的话：“光谓韩予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水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志诏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乌知颜子之所为乎？”然后毛泽东引用韩愈文章的句子作为辩护的议论：“司马、苏氏之论当矣。虽然，退之常答李习之书（即韩愈《答李翱书》，见《韩昌黎诗文全集》卷十六——引按）曰，孔子称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元箪食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不亦难乎。”由此几例，可见周世钊有关毛泽东读韩文的回忆是很确切的，毛泽东对韩文确是熟悉之至。
由于对韩文反复熟读，会背大部分。并细心揣摩，加之原就有很好的古文基础，毛泽东很快改变了文风，写得一手很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