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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宋仁宗宝元初年进士，后任天章阁侍制兼侍讲，知谏院。宋英宗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遂设局，选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为同修官，全力编纂。宋神宗即位，以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时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坚辞枢密院副使之职，退居洛阳15载，六任冗官，致力于《资治通鉴》的编写，于元丰七年（1084）告竣。该书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3），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录1362年之事迹，成294卷，另有《考异》、《目录》各30卷。共300余万字。除宗于正史以外，又用稗官野史、奏议、笔记、文集、墓志、谱录诸种书籍300余种，是现存的最大的编年体通史。司马光在该书的《进表》中，说其宗旨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所以，“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在毛泽东看来，这部巨制，“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本末毕具，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其实，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认真读过以其他形式编印的《资治通鉴》。
《纲鉴易知录》是清朝康熙年间吴乘权和他的朋友周之炯、周之灿合作编纂的。他们认为《资治通鉴》“卷帙太烦，岂能一概记诵”，因此起意编一部篇幅适中繁简适度的历史书，他们三人为此工作了六个寒暑。吴乘权在自序中说了此书的编辑方法和编辑思想：“苦简编之汗漫，为之摘要而删繁；虑大义之不明，为之提纲而挈领。”他们的编辑的依据，从太古神话传说时代直到战国，主要依据参加编修《资治通鉴》的刘恕的《通鉴外纪》和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从战国到五代这1300多年，据朱嘉的《资治通鉴纲目》，宋以后则依据后人著述，如商辂的《续资治通鉴纲目》，《明鉴易知录》等。这部简明的中国通史读本，是过去私塾中常用的教本。
从现有的资料看来，《纲鉴类纂》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部中国通史，他从这里最初得到系统的中国历史知识。那是1910年他在韶山本地东茅塘私塾念书，塾师毛麓钟教他读的。使他很早就对历史发生浓厚兴趣。
1912年春天，毛泽东考进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就是后来的省立第一中学）。这个青年学生的历史知识和对历史的兴趣使教师感到惊奇。国文教员胡汝霖很看重这个学生，特地将自己的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借给他看，《御批通鉴辑览》就是《四库全书》里的《御制评鉴阐要》一书的另一个书名。乾隆皇帝原来决定要出一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删节本，定名为《通鉴辑览》。臣下将《资治通鉴》上经乾隆皇帝朱笔批了的800多条汇集起来，就成了这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卷首有乾隆写的序言。这部书，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却起到了一个借书给他看的教师没有预料到的效果；他竟因而下定了退学自修的决心。1936年，他同斯诺谈往事，这样说起这事：“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书同他后来关系之大了。我们不知道的是，当时使毛泽东感兴趣的，究竟是《资治通鉴》中写的那些史迹还是乾隆的批语。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兴趣终身不衰，直到晚年还常常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览》、《通鉴纪事本末》这一类书籍；遇到他以为重要的内容，还送给他最亲密的同事去看。
毛泽东认为《资治通鉴》“叙事有法”，除了指它“历代兴衰治扎本末毕具”外，更主要的是认为它突出了历代治乱之根本所在，即“治国就是治吏”、“上梁不正下梁歪”。为此，毛泽东很欣赏司马光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为起始点开写。他晚年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曾评论司马光从这一年写起的想法。他说，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主要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噢。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作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看来，问题常常是出在上面。但是，最要害的是，在封建社会不可能有一种机制保证“上梁”不歪。这才是其痼疾所在。在1975年同孟锦云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这点，他说：中国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直就是个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是世袭啊，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他那个皇帝好当得很，什么事都有人替他办噢。毛泽东又说：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见过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皇帝糊涂，当然大臣们就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通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种刑罚，把人的肚子割开，拖着犯人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种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就完蛋。
历代兴衰治乱的重要道理。似乎就在这里。
49。观人要论大节（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
［原文］
法正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眶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大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时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观人观大节，略小故。
──毛泽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1页）
［解析］
法正（176—220）是三国时蜀汉的重要谋臣。起初依附益州牧刘璋，为刘备献策攻取蜀地。后任蜀郡太守、尚书令等。由于他利用权势，报个人之恩，泄个人之怨，于是有人劝诸葛亮向刘备汇报，加以节制。诸葛亮则从当时刘备所处不利环境这一大局出发，指出法正正像羽翼一样辅佐刘备，使他能自由翱翔，不能因为小的过失就限制他的权力和自由。毛泽东读此的批语，表明他是同意诸葛亮的看法的，从而提出：评价人、使用人都要“观大节，略小故”。
50。“善人少，恶人多”是谬论（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齐纪》）
［原文］
魏主以有罪徙边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道亡，阖门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上书谏曰：“天下善人少，恶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阖门，则司马牛受桓魋之罚，柳下惠婴盗跖之诛，岂不哀哉！”帝善之，遂除其制。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齐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古人一贯谬论
——毛泽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齐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3页）［解析］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记载，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阳后，急于进攻南方的齐朝。当时，获罪谪戍边疆的人，多有逃亡，孝文帝因此制定一条制度，一人逃亡，全家都要服劳役。时任光州刺史的崔挺上书进谏，孝文帝采纳了，遂即取消了这个制度。崔挺进谏中提到的司马牛、桓魋，柳下惠、盗跖，都是春秋时的人物。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他的哥哥桓魋本为宋国的大夫．后叛乱。柳下惠是鲁国大夫，以善于讲究贵族礼节著称，他的弟弟盗跖却被贵族们视为“天下大盗”。崔挺引用这两对兄弟善恶各异的事例，是为了说明一人犯法累及全家是不对的。毛泽东是同意崔挺的主张的。可崔挺进谏的前提是“天下善人少，恶人多”，这是毛泽东不同意的。他在这句话旁，用红铅笔画了一条粗重的着重线，在天头上又用黑铅笔写了“此古人一贯谬论”的批注。
51。策略分析很重要（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
［原文］
二月，石勒纂严，将袭王浚，而犹豫未发。张宾曰：“夫袭人者当出其不意，今军严经日而不行．岂非畏刘琨及鲜卑，乌桓为吾后患乎？”勒曰：“然，为之奈何？”宾曰：“彼三方智勇，无及将军者。将军虽远出，彼必不敢动。且彼未渭将军便能悬军千里，取幽州也。轻军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虽有心。比其谋议出师，吾已还矣。且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臣，实为仇敌。苔修笺于琨，送质请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俊之亡，终不救浚而袭我也。用兵贵神速，勿后时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佗已了之，吾夏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杀主薄游纶，以其兄统在范阳，恐泄军谋故也。
──摘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
──毛泽东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297页）
［解析］
袁枢（1131—1205），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初年，试礼部词赋第一，后累迁工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知江陵府。其《通鉴纪事本未》一书，给史籍著述开创了一种新规格。北宋以前，我国史书体例，不外编年、纪传两种，皆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读者如果要集中了解“一半之木未，原始而要终，则编年者患其前后隔越，纪传者患其彼此错陈”，因此很不方便。于是，袁枢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材料，“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迄，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干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几二百二十九目。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也。盖枢所缀集，虽不出《通鉴》原文，而去取剪裁，义例极为精密，非《通鉴总类》诸书割裂扯挦者可比”。这就使每个历史事件的“前后始末，一目了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述上，融编年与纪传的特征为一体，给读者带来较大方便。
《通鉴纪事本末》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总括1360余年的史绩，分类编为239个题目，凡42卷。毛泽东读的，是光绪戊戍年出的湖南思贤书局校刊的版本，在上面留下了不少图画和批语。
《石勒寇河朔》这一节目中、记载了西晋时石勒杀王浚的有关情节。王浚字彭祖，晋惠帝时任安北将军，后任幽州都督。他生活奢侈，不亲躬政事，任用苛刻小人，滥杀无辜，更加上连年蝗旱灾害，民不聊生，处境不稳。这时，后赵的石勒强大起来了，想攻讨王浚却又心中无底，于是他先派人假装投降，给王浚送去许多礼物，以探听虚实，但仍十分犹豫，迟迟下不了出兵的决心。谋士张宾说：“夫袭人者，当出其不意”。你下不了出乓的决心，是不是怕刘琨和乌桓在后面袭击你呢？刘琨是西晋的并州刺史，幽州和并州是西晋当时在北方仅存的两个重镇。石勒回答张宾说：“是啊，我该怎么办呢？”张宾献策，这就是前面引述的原文。张宾对石勒与王浚、刘琨的力量对比，作了分析，指出：王浚和刘琨虽然都是晋臣，但相互间实为仇寇，我们可假装和刘琨修好，以讨伐王浚来报效他，然后轻军奇袭，打完王浚就回来，那时刘琨想来攻我也来不及了。毛泽东对这段分析逐字加了旁圈，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写下了“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批注。
石勒接受了张宾的决策意见，遣使奉笺，送质于刘琨，自陈罪恶，请讨王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称己与猗庐方议讨勒，勒走伏无地，求拔幽都以赎罪”。毛泽东对这一段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其后，石勒进攻王浚，王浚不听左右抗击石勒的劝告，反误认为石勒是来投降的，直到被石勒捉住才恍然大悟，终被石勒所杀。4年以后，石勒又攻败刘琨，消灭了西晋在北方最后的军事力量。事态的发展，完全和张宾的分析一致。
52。有令不行，今犹存此弊（读张廷玉等《明史》卷九本纪《宣宗》）
［原文］
朕以官田赋重，十减其三。乃闻异时蠲租诏下，户部皆不行，甚者戒约有司，不得以诏书为辞。是废格诏令，使泽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
──摘自张廷玉等《明史》卷九本纪《宣宗》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今犹存此弊
——毛泽东读张廷玉等《明吏》卷九本纪《宣宗》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藉批语集》第284页）
［解析］
明宣宗朱瞻基是明仁宗未高炽的长子，在位十四年。在明朝还算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历史上有“仁宣之治”的称谓。在位期间倡节俭之风，亲贤臣，远小人，着力整顿朝纲。宣德七年（1432）三月下诏行宽恤之政。上面引的一段话，便是他诏谕礼部的一个命令。其中指出户部曾经截断皇帝诏令，从而出现“泽不下究”的情况。毛泽东的抽语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引出的感慨。这里看出他联系现实读史的一贯特点，特别是注意体恤下情的政策如何落到实处的问题。这个批语当是在五十年代后期以后作的。从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开始，毛泽东多次讲过这类问题。例如，1959年3月29日，他在一封党内通讯中，批评中层干部说：“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口胃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因此．需要经常开会。“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
53。我喜欢左派海瑞（读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传》）
［原文］
时世宗享国日久，不视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辄表贺。廷臣自杨最、杨爵得罪后，无敢言时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独上疏曰：
“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汉文帝远甚。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辞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种跻病Ｈ焕⑿哪倨擞泻笱裕劬锖稳纾�
“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过于苛断，是陛下之情偏。”
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顾左右：“趋执之，无使得遁。”宦官黄锦在侧曰：“闻其上疏时，自知触件当死，市一棺、决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顷复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尝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会帝有疾，烦懑不乐，召阁臣徐阶议内禅，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安能视事。”又曰：“朕不自谨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岂受此人诟署耶？”遂逮瑞下诏狱，究主使者。寻移刑部，论死。狱上，仍留中。越二月，帝崩，穆宗立，两人并获释。
──摘自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友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有人说我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