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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在《西游记》里，并不是特别出色的，但却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从中引申出现象与本质的关系。1959年9月，他在一个会上讲了这个故事，并让领导干部们回去找这个故事来看一看。他认为，人们搞不清楚独角兕大王的来历，只看到他的现象，搞不清本质，而搞不清本质，就无法降妖。所以，解决问题，先要搞清本质，才能对症下药。这就有了方法论的意义。这个发挥，确实别具一格。毛泽东当时是给参加座谈会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通报庐山会议情况时讲这番话的。
63。孙悟空是反官僚主义的英雄（读吴承恩《西游记》）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太帝。他官僚主义很厉害。有个反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专制。这个猴王虽经历了不少困难，像列宁被抓了去一样被人家抓去，后来他又跳了出来，大闹一番。玉皇太帝是很专制的，一定会被打倒。孙行者很多，就是人民。
——摘自毛泽东1957年5月12日会见外宾的谈话
［解析］
吴承恩生活在明代最腐败的嘉靖、万历年间，昏君当道，胡作非为，民穷财尽，外患频仍，因此他的《西游记》里，幻想理想都与现实生活有关。天上世界诸神的统治机构，其等级森严权威无上，也是人间帝王封建统治的幻化；其他地下阎罗、四海龙王以至西行路上诸国王，多荒淫无道，昏聩无能，也可说是明朝昏庸统治的反照。作者特意塑造了“作反”的英雄猴王孙悟空。在大闹天宫故事中，孙悟空是一个大无畏的叛逆者、反抗者，他蔑视和打破了森严的天庭统治秩序，追求不受任何人统治管辖的绝对自由。取经故事中对孙悟空的描写与大闹天宫存在明显的差异和矛盾，他在反抗天庭失败后屈服于神权，但他仍然是一位积极乐观、勇敢刚毅的战斗者。他为保护唐僧，也为民除害而积极地扫荡妖魔，嫉恶如仇，除恶务尽，具有高度的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并且依然对神佛表现出桀骜不驯的态度。在作品中，取经的目的已退居次要地位，而孙悟空降妖除怪的活动则成为主要内容，使小说不再是以表现宗教内容为主的作品，而成为大无畏战斗英雄的颂歌。
毛泽东读《西游记》，最注重大闹天宫的故事，最喜欢孙悟空这一形象。在讲话和文章中，经常引用。有时从正面来引用，有时从反面来引用。
在50年代中期以前，他对孙悟空的引用，可以说是“中性”的，主要根据小说的情节和孙悟空的特点，来说明和比喻现实中的具体问题。
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里谈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时，他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为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者压倒在底下，形成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这丝毫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这里说的是《西游记》第7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玉皇大帝请来如来佛镇压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的故事。
《西游记》第59至61回中孙行者借芭蕉扇的故事，《毛泽东选集》中曾引用过两次。1942年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
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这里毛泽东说的“把她战败了”，是说得稍早了一点。这一次借的是一柄假扇，扇不灭火焰山的火。这以后孙行者费了许多心思力气，化作铁扇公主的丈夫牛魔王的形象去骗取扇子，也没有成功；最后是出动了托塔李天王和哪吒太子，才降服了铁扇公主，借得了宝扇。毛泽东不是要讲这个完整的故事，只是借题发挥，讲钻进敌人肚子里面去作斗争的方法。全国胜利前夕，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因为主客之势已变，所以前者以铁扇公主为妖，后者以孙行者为妖，可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还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接触，他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为了促进谈判，也要找当权的右派。有一次，他去见陈立夫，从回忆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谈起，然后以孙悟空自比，批评了国民党十年内战的反共政策。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坚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
1957年7月9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谈到人要锻炼：“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这里引用的就是《西游记》第7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中的故事。孙悟空就是在这八卦炉里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的。
在同一篇讲话中，他还引用了《西游记》第6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中的故事：“那大圣趁着机会，滚下山崖，伏在那里又变，变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做门扇，舌头变做菩萨，眼睛变做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竿。”他借这个故事来抒发他对知识分子的某种反感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
孙行者这个计策，却是被二郎神识破了的：“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竿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生弄喧！”毛泽东在1953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把这个故事引述得更完全一些：“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竿，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随着心境的变化，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越来越有突出的积极革命的价值，特别是这位大圣在前7回里的洒脱表现。于是，“晚年，他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找到一起，对照着读。”（忻中《毛泽东读书生活纪实》，《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在他的讲话里，孙悟空只是具有了正面意义，特别是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勇敢造反的意义。1966年7月给江青的信中，毛泽东说他的性格中“有些猴气”，不知道是不是从孙悟空性格中得到的启发。如果把“猴气”理解为不满现状，崇尚创造；不拘成规，追求变动；不搬教条，注重灵活；不求刻板庄重，习惯洒脱机趣的话，应该说是有些联系的。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就坚信，“具体”、“鲜明”和“热烈”，是人类社会运动具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必要条件，由此他谈到自己的个性，“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信）在晚年，当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剖析自身的“猴气”，显然就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了。当地多次向人们谈起并称赞孙悟空这一形象的时候，多少透露出他将要在政治上做的大文章的基本主题。
1957年3月8日，在宣传“双百”方针，提倡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背景下，他同文艺界谈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不怕的时候，告诉人们：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满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作“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
1957年4月5日在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谈到“双百”方针时，说：孙悟空到龙王那里借一件兵器，兵器那么多，借一件有什么不可以，到后来不给不行，压也压不服。总之，生怕出妖怪来。不要怕世界上出妖怪。
1961年底，毛泽东又激情洋溢地“欢呼”着孙大圣，使其成为自己的反修诗作的主要英雄人物，渴望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那样的壮观激越的乐观景象。其内在的意蕴在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中又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说，在同苏联的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个人武器。”
与此同时，毛泽东更关注着国内问题。1964年9月7日在湖南的一次谈话中告诉人们：要斗争。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批评的对象已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美猴王”的象征意义也不是泛泛而论的革命者了。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中反复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这里的孙悟空，直通通的成了所谓坚持正确路线，坚持继续革命，敢于向党内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的基层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小将的代名词了。
不过，从《西游记》的描写来看，孙悟空的反抗性及不受拘束的个性，主要表现在前七回的描写中。后来，他被如来佛降伏后，为成佛，就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沿途降妖捉怪，前后判若两人。他似乎也是不得已，因为头上有顶紧箍咒。毛泽东注意到这个问题。在195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开玩笑说，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紧箍咒，就剩下一半了。
65。行善即除恶，除恶即行善（读吴承恩《西游记》）
［原文］
大圣看了，教：“小的们，都往洞内藏躲，让老孙作法。”
那大圣上了山巅看处，只见那南半边，冬冬鼓响，锣鸣，闪上有千余人马，都架着鹰犬，持着刀枪大圣见那些人布上他的山来，心中大怒。手里捻诀，口内念念有词，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气，嘑的吹将去，便是一阵狂风将那碎石，乘风乱飞乱舞，可怜把那些千余人马，一个个尸骸轻粉卧山场人亡马死怎归家大圣按下云头，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自从归顺唐僧，做了和尚，他每每劝我话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自有余。’真有此话！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猎户。”大圣道：“你们去南山下，把那打死的猎户衣服，剥得来家，洗净血迹，穿了遮寒把死倒的马，拖将来，剥了皮，做靴穿，将肉腌着，慢慢的食用；把那些弓箭枪刀，与你们操演武艺”
那大圣把旗拆洗，总斗做一面杂彩花旗，上写着“重修花果山，复整水帘洞，齐天大圣”十四字。竖起杆子，将旗挂于洞处，逐日招魔聚兽，积草屯粮，于题“和尚”二字。他的人情又大，手段又高，便去四海龙王，借些甘霖仙水，把山洗青了。前栽榆柳，后种松柟，桃李枣梅，无所不备，逍遥自在，乐业安居不题。
——摘自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毛泽东读吴承恩《西游记》第二十八回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4—75页）
［解析］
留有毛泽东上述批语的这个版本，是光绪辛卯年上海广百宋斋校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全十册。第27回是著名的三打白骨精的故事，之后，孙悟空被唐僧逐回花果山，接着便生出孙悟空作法打死千余来花果山掠杀众猴的猎人的事情。毛泽东对孙悟空的“快活”之语所作的批语，反映了他的善恶观。
就《西游记》的具体描写来看，唐僧师徒四人赴西天取经，目的是“劝人为善”，“消释灾愆”，获得佛门真谛。为善的宗旨是一致的。唐僧与悟空的分歧，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同。作者一方面让孙悟空以自己的行动向唐僧佛门的善恶观挑战，一方面又让唐僧用“紧箍咒”（其实就是“善”）对孙悟空的行为严加约束。但小说情节给人具体的印象却是，唐僧以善求善，善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却遇重重阻力，寸步难行。不仅不能劝人为善，反而三番五次地险些丢掉自己的性命。可见唐僧的训诫和主张在实践中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基于此，毛泽东把唐僧的思想行为概括为连孔子都极力反对的“乡愿”思想。《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乡愿，即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处世哲学，这确实是对唐僧性格的独到之见。毛泽东反对“乡愿”哲学，就是因为它不仅不能鼓舞人们去战斗，而常常使“妖为鬼域必成灾”，等于是鼓励那些作恶不轨之徒。与此相反，孙悟空对妖魔主动出击，以除恶求善，且除恶务尽，不相信忍让和一味求善就能达到目的。事实上也正是因他的勇敢战斗，才使师徒四人不断向西天迈进，接近目的。这是毛泽东称道孙悟空的重要原因。他从孙悟空身上看到了对中庸的“乡愿”的做人道德的反叛，因为不破不立，破就是立。于是为这个“大圣”“欢呼”，把他的实践概括为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这种行善除恶一体论，是毛泽东对善恶问题的本质的一种辩证认识。他说过：“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这样的话他多次说过。他还认为：现在我们把未来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意，一万年以后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有意思的是，《西游记》里正好提供了理想世界中善恶并存的一个细节。师徒四人好不容易来到极美极善庄严神圣的西天佛土，却意外地遇到佛祖手下两个大弟子阿傩、迦叶“要人事”（索贿赂）而故意刁难他们的场面。善恶并存的永恒性，自然推导出斗争的永恒性。从善恶观上也可看出晚年毛泽东崇尚斗争的一个心理基调。
66。唐僧师徒的“个性”（读吴承恩《西游记》）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
——摘自毛泽东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27页）
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无取经，遭到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
——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在抗大第三期学员会议上的演讲（见牛克伦《熔炉》，载《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解析］
《西游记》这部小说，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把神性、人性和动物特征结合起来，是很成功的。孙悟空、猪八戒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典型。唐僧师徒4人在取经途中，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以克服重重困难方面，各有不同的方法，各有不同的心理活动，也各有不同的贡献。他们的个性，也由此展现出来。同时，不同个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