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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澈之战，以弱军打败强军而闻名，其中胜者晋文公所采用的便是“退避三舍”以诱敌深入的斗争策略。
（三）毛泽东认为这部小说主要反映了当时的上层建筑方面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其中包含一个明确的批评思路：上层建筑的尖锐斗争是由经济剧烈变化引起的。
（四）毛泽东在评论这部小说时，使用了“颠覆敌对国家”来说明各诸侯国间的一种斗争方式，还说研究“颠覆”问题是他再次阅读这部小说的一个动因。如果我们注意到，毛泽东阅读《东周列国志》，正是“庐山会议”以后，他更多地从理论上反思和总结此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且因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和中苏观点的分歧开始考虑修正主义的问题，那么，就不难体会，他作为政治家和国际战略家的视野，对他领悟和评价这部小说有多么明显的影响。所谓“颠覆”一说，纯属个性化的术语。
74。评“学”与“仕”（读沈廷松《明人百家小说》）
＇原文＇
孔子曰：“可以与人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闻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夫学之谓也。”
——摘自方大镇《田居乙记·记学》（见沈廷松《明人百家小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无所谓
——毛泽东读沈廷松《明人百家小说》所收方大镇《田居乙记·记学》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48页）
［解析］
《明人百家小说》，是明代沈廷松编的一部文言笔记小说。内容多采自典籍，录写各种掌故。毛泽东读的，是明了历元年刊行的版本，全20册。在其中收录的方大镇《田居乙记》里“记学”与“记仕”的部分，毛泽东时有精练的批语。我们举几例来看看。
关于“记学”的批语。
一则说：“马实曰：‘幸生圣明之世，免砖瓦之资。托为丈夫。当建名千载，不可为空生徒死之物，秽天地之间。’”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劣语。”
一则说：“枚皋文章疾敏，长卿制作淹通，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杨子云曰：‘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庙廊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其实二者都无用。”
一则说：“有人问苏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学乎？’曰：‘可。吾读《汉书》，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博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参伍错综，八面受敌，沛然应之而莫御焉。’”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此法好。然苏是个唯心主义者。”苏东坡提出的“八面受敌”的读书方法，是很有名的。毛泽东早在1941年9月13日写的《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曾说道，“古人说，文章之道，有开有合。这个说法是对的。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
以上批语，表达出毛泽东对古代有关治学和为文的观点的评价。他不同意所谓生逢圣明之世，文人当建功立名的说法，对孔子片面强调以治学来闻达于诸侯的观点，也不以为然。枚皋和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代表作家，一个写文章很快捷，一个写文章很博雅，毛泽东认为他们的创作并没有什么用处。这大概是针对汉赋的形式主义风气而说的。对苏拭提出的“八面受敌”的有名的读书方法，毛泽东是很欣赏的，但他对苏轼思想的评价则是“唯心主义”。
关于“记仕”的批语。
一则说：“魏公子牟东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将去冉之山东矣，独无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几忘语君。君知夫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乎？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乎？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乎？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有理。”
一则说：“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此有唯物论思想。”
一则说：“孙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仆闻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归之。’孙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溥；可以免子患乎？’狐丘丈人曰：‘免矣！’”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很难做到。”
以上三段原文，属于古代修身致仕之谈。其中，魏公子牟说的由官位到权势，由权势到财富，由财富到华贵，由华贵到骄横，由骄横到犯罪，由犯罪到丧身的转化，对为官者很有警策作用，所以毛泽东认为有理。第二则关于耳闻、目见、足践、手辨的议论，大致是说初入官场的人，对许多事情都不了解，即或有所了解，也是“耳闻目见”的表面现象，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足践手辨”的具体而深入的实践之后，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才能明了起来，治政理事就会自如了。这确如毛泽东所说，“有唯物论思想”。至于孙叔敖说的爵高志下、官大心小，禄厚施碎的致仕修身原则，正是为了避免魏公子牟说的那种转化现象所带来的祸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难得的好想法。但在毛泽东看来，这在古代社会体制内，似乎是有点唱高调，所以“很难做到”。
75。借鬼狐说教（读蒲松龄《聊斋志异》）
［原文］
席方平，东安人。其父名廉，性憨拙。因与里中羊富室有郤，羊先死；数年，廉病垂危，谓人曰：“羊某今贿嘱冥使榜我矣。”俄而身赤肿，号呼遂死。席惨怛不食，曰：“我父朴讷，今见凌于强鬼；我将赴冥，代伸冤气矣。”至狱门，遥见父卧檐下，似甚狼狈；举目见子，潸然流涕。曰：“狱吏悉受赇嘱，日夜榜掠，胫股摧残甚矣！”席怒，大骂狱吏：“父如有罪，自有王章，岂汝等死魅所能操那！”遂出，写状。趁城隍早衙，喊冤投之。羊惧，内外贿通冥王立拘质对。二官密遣腹心，与席关说，许以千金。席不听。升堂，见冥王有怒色，不容置词，命笞二十。席厉声问：“小人何罪？”冥王漠若不闻。席受笞，喊曰：“受笞允当，谁教我无钱也！”冥王益怒，命置火床。冥王又问：“尚敢讼否？”答曰：“必讼！”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夹席，缚木上。锯方下，觉顶脑渐辟，痛不可忍，顾亦忍而不号。闻鬼曰：“壮哉此汉！”锯隆隆然寻至胸下。又闻一鬼云：“此人大孝无辜，锯令稍偏，勿损其心。”
——摘自蒲松龄《聊斋志异·席方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即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合作诗《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
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与狐狸精来呢？
——摘自毛泽东1939年5月5日在延安同萧三的谈话（见萧三《窑洞城》，《时代的报告》1981年第3期）
《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
——毛泽东1942年4月在延安同何其芳等的谈话，摘自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何其芳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席方平——引者注）老实人，虽然历经磨难，只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问题终会弄清楚，冤案终能昭雪。
——摘自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563—5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表现作者的封建主义，然亦对农民有些同情。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白莲教》的批语（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81页）
资本主义荫芽。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细侯》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丈古籍批语集》第85页）
［解析］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淄川（今山东淄博）人。早年热衷功名，刻苦为学，屡试不第。长期设帐教学为生，一生清寒，对社会腐败、百姓疾苦深有所感。以满腔义愤作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共16卷，400余篇。内容分三大类。揭露封建社会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罪恶；讽刺八股是取士的科举制度；通过花妖狐鬼与人的恋爱，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性人情的束缚。
这部小说的最大特点是，把花妖狐鬼和幽冥世界等非现实的幻想事物组织到社会生活中来，又极力把花妖狐鬼人格化，把幽冥世界社会化，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矛盾；同时，又充分利用花妖狐鬼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以惩恶扬善，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理想的人物和生活境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称赞这部书“写得好”，“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并认为鲁迅把它归于“怪异小说”之列，“是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聊斋志异》：“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魁故事，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强，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花狐魁，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妄为异类，而又偶见鹊突，知复非人。”）
关于《聊斋》的社会现实性价值，毛泽东进一步认为可以把它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并举出其中的一篇《席方平》为例来说明这个观点。《席方平》写诚朴的席廉得罪富豪羊某，为羊某死后买通冥间的狱吏揉掠而死。席方平代父伸冤，魂赴冥司告状，可是从城冥到郡司直至冥王，都受了羊某的贿赂，不仅冤屈未伸，反遭种种毒刑。显然，这是直接影射封建社会的现实状况。在延安同“鲁艺”学员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特别赞赏席方平受锯刑时忍而不号，使行刑的两个鬼大加钦佩，故意锯偏才没有伤他那颗心的细节，还说：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觉得，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岳瑟《鲁艺漫忆》，《中国作家》1990年第6期）
关于《聊斋》同现实生活的关联方式及其思想价值，毛泽东提出：《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多妻，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便借鬼狐说教。这就把神鬼故事的社会性主题倾向，进一步还原到处于特定历史环境的创作者自身的现实思想的基础上来加以分析，触及到神鬼故事的艺术“幻想性”同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特征——借鬼狐说教。同时，还揭示了在封建社会具有民主性思想的作家身上带有普遍性的创作心理矛盾。这种矛盾艺术化地表现在作者的创作构思上，同时也反映在具体的情节和形象当中。
毛泽东在读《聊斋》写的批语中提到的《白莲教》，说的是白莲教首脑徐鸿儒，“得左道之书，能役鬼神”。他以迷信方法，封官许愿，聚集党徒达万人，与官兵作战，战中派两个女子骑木马，挥木刀与官军将领周旋，竟将该将领累死。行文中作者对白莲教多有眨意，称为“贼党”，故毛泽东认为表现了“封建主义”，但作者也描绘白莲教义军的勇敢机智，所以说“对农民有些同情”。
毛泽东认为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细侯》，说的是教书先生满生同妓女细侯相爱，为筹钱为细侯赎身，满生吃了官司。被迫远走他乡。一有钱的商人为得到细侯，假造满生的绝命书寄给细侯，遂从鸨母那里把细侯买了过来。后满生归来，才同细侯破镜重圆。
毛泽东认为，鬼魁志怪之作，也是来源于生活的。他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广采素材来源进行加工，也是有依据的。《聊斋》故事，一部分是亲身见闻，如《地震》、《跳神》等篇；一部分是承袭过去的怪异小说题材而发挥之，如《续黄粱》、《莲花公主》等；更多的则是取材于当时民间的传说。关于后者，作者在《聊斋自志》中说得很清楚：“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另据邹彛度杪侍浮吩兀阉闪湓谛创耸槭保Ｉ璨柩套拥琅裕凹姓吖厍坑胗铮哑嫠狄欤嫒怂薄Ｓ纱丝杉蠖硕痢读恼吠猓苟亮艘恍┯胝獠啃∷涤泄氐谋始鞘榧�
此外，在1942年4月同何其芳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谈到蒲松龄写《聊斋》的其他优点，特别对其描写生活细节的真实和细致十分赞赏。为此，还举出一篇题目叫作《狼》的短小作品，以它为例子来说明作者蒲松龄的难能可贵之处。他讲了那个故事。一个屠夫在黄昏中走路，狼追着他。道路旁边有晚上耕地的农民搭的窝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赶快捉住它，不让它逃走，但又没有办法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后来他就用这把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吹了一阵，狼不大动了，才用带子绑住。他出窝棚去看，狼已经胀得像小牛一样，腿直伸不能弯了，口张开不能合了。于是他就把狼背回家去。毛泽东讲完了这个故事，笑着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76。际关系应该这样（读蒲松龄《聊斋志异·小谢》）
［原文］
里有陶生望三者，夙倜傥，好狎妓，酒阑辄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内不拒，而实终夜无所沾染。常宿部郎家，有婢夜奔，生坚拒不乱，部郎以是契重之。
（秋容、小谢）与（陶）生竞读，常至终夜。小谢又引其弟三郎来，拜生门下。生令与秋容执一经，满堂咿晤。生于此设鬼帐焉。部郎闻之喜，以时给其薪水。积数月，秋容与三郎皆能诗，时相酬唱。
——摘自蒲松龄《聊斋志异·小谢》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毛泽东读蒲松龄《聊斋志异·小谢》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82—83页）
［解析］
《小谢》，写倜傥正直的书生陶某，身处鬼魁惑人的宅第，不受女鬼小谢、秋容的诱惑，并教她们读书写字，通事明理，从而使这两个女鬼由敬慕而爱恋上陶生。后来陶生因事入狱，小谢、秋容奔走相救；秋容被城隍词黑判抢去，也得陶生搭救。女鬼的善良、勇敢、多情，和她们同陶生的和睦互助、真心相爱的关系，感动了曾道士，称赞“此鬼大好，不宜负他”，施展法术，帮助小谢、秋容还阳复生，促成陶生和她们的结合。毛泽东读后的批语，从人鬼恋的故事中挖掘出强烈的积极的社会价值，也表现了他的平等、民主的社会理想。毛泽东的批语，写在1955年9月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聊斋志异》第526页上面。
77。歌颂李克用父子（读严遂成《三垂冈》）
［原文］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严遂成《三垂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田家英同志：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九日
三垂冈诗一首：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诗歌颂李克用父子。
——毛泽东1964年12月29日致田家英信（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1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解析］
三垂冈之战，是后唐庄宗李存勋在其父李克用病死后嗣位晋王之初发生的一场战役。唐天祐五年（908年），李存勋率军埋伏在山西上党附近的三垂冈下，乘天有大雾，攻破后梁拥占的夹城，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