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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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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评论。毛泽东在北戴河谈话中还说到王昆仑,他曾写过《红楼梦人物论》。还说到河其芳,他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红楼梦》写了一篇长序,看来,对他们的论著,毛泽东都读过,并引起一定兴趣。 
82。诗话中的关注(读吴景旭《历代诗话》、王士旗《分甘余话》、袁枚《随园诗话》等)
  [原文]
  余以(杜)牧之数诗,俱用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益醒。谢叠山所谓“死中求活”也。《渔隐丛话》云:“牧之题咏,好异于人。如《赤壁》、《四皓》,皆反说其事。至《题乌江》,则好异而叛于理。项氏以八千渡江无一还者,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呜呼,此岂深于诗者哉?
  ——摘自吴景旭《历代诗话》话五十二庚集七
  余门人朱书,字绿,宿松人。攻苦力学,独为古文。癸未登第,改翰林庶吉士,未授职卒。尝为余作《御书堂记》二篇,录之以存。其人,今文士中不易得也。
  ——摘自王士禛《分甘余话》卷四第一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或谈话]
  此说亦迂
  ——毛泽东读吴景旭《历代诗话》话五十二庚集七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9页)
  动辄余门人,好为人师,何其丑也。
  ——毛泽东读王士禛《分甘余话》卷四第一页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43页)
  [解析]
  诗话是从北宋兴起的一种诗词评论形式。它采取随笔漫谈的手法,内容涉及的面很宽,用《西江诗话》作者裘君弘在该书自序中的话来说,“其中有诗品焉,有诗志焉,有诗释焉,有补正焉,有订谬焉,有类及焉,有源流焉,有异同焉,有辩证焉。”诗话不是严谨系统的阐述,而是用轻松活泼的笔触,寓大于小,寓庄于谐,娓娓道来,富于趣味性。毛泽东故居藏书中有多种诗话,留有毛泽东圈画笔迹较多的有:《历代诗话》、《全唐诗话》、《西江诗话》、《升庵诗话》、《香祖笔记》、《分甘余话》和《随园诗话》等几种。
  早年读书,毛泽东便也曾涉及过诗话著作。1913年10月至12月《讲堂录》里便记有这方面的笔记。如:“绝诗者,律诗之半也。或截首而留尾,或截尾而留首,或截首尾而留中联,或截中联而留首尾,故绝本子律也。维是识见必高,气脉必贯,乃能无缝焉。”绝本于律的观点,便见于诗话著作。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引杨载《诗法源流》云:“绝句者,截句也。后两句对者是截律诗前四句,前两句对者是截后四句,皆对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对者截前后各两句。故唐人称绝句为律诗,观李汉编《昌黎集》,凡绝句皆收入律诗内是也。”对此说有不同意见。如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四三)说:“五言绝句自五言古诗来,七言绝句自歌行来,此二体本在律诗之前;律诗从此出,演令充畅耳。有云绝句者,截取律诗一半,或绝前四句,或绝后四句,或绝首尾各二句,或绝中两联。审尔,制头刖足,为刑人而已。不知谁作此说,戕人生理!”王士旗在《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九中有与王夫之类似的看法。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两个批语,第一个是不同意《历代诗话》辑录的对杜牧《题乌江》(《乌江亭》)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杜牧《题乌江》“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两句说得不对,因为项羽在家乡招募了八千人马,都战死了,他如果再回去招募,谁还肯跟他重新来打天下呢?毛泽东则认为,这种理解太迂腐了。
  第二个批语,则是对《分甘余话》的作者王士禛的大不满了。因为王士禛记述朱书的情况,一起笔就说来书是“余门人”,即“我门下的徒弟”之类。毛泽东认为,这种“好为人师”的想法,“何其丑也”。
  毛泽东读古代诗话著作,批语不多,多的是圈画勾点。
  他图画最多的,是袁枚的《随园诗话》。
  《随园诗话》是清代诗人、诗歌评论家袁枚(1716—1797)的主要理论著作。袁枚,字子才,号简斋、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年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40岁辞官,居于江宁,筑园林于小仓山,名之随园,世称随园先生。性格豁达,喜好山水,广交四方文士。其诗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论诗主张抒写性情,继明公安派之后揭粱“性灵说”,认为诗中必须有诗人不失赤子之心的“真我”,一失“真我”,便无性灵可言。因而反对儒家传统诗论,认为艳诗可作。其诗论为清代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气,对扫除拟古之风有积极作用。《随园诗话》凡16卷,补遗10卷,对历代诗人诗作及作者当时诗坛掌故多有评述,集中阐迷了袁枚“性灵说”的理论主张,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性灵说”是袁枚诗论的核心。袁枚说的“性灵”,即是“性情”、“情”。
  在毛泽东故居藏书的诗话著作中,《随园诗话》是留下圈画最多的一部。
  一部清版的《随园诗话》共有16册,每册的封面上都画着毛泽东读过的圈记。另有两部70年代出版的大字本《随园诗话》,放在他的卧室里,一部1至5册的封面上画着读过的圈记;另一部1至3册的封面上画着读过的圈记。翻开这些书,许多地方都有他读后的圈点勾划。郭沫若同志的《读随园诗话札记》印成大字本后,一共四册,毛泽东分别用红、黑两种铅笔,在每一册的封面上都画着两个读过的大圈。这说明毛泽东直到晚年,对《随国诗话》这部书都是很关注,经常翻阅的。
  有关诗的议论和创作体会是毛泽东所关注的。这方面,毛泽东在《随园诗话》上的圈画比较多。袁枚在书中很多谈论诗创作体会的内容,毛泽东都加了图画。如一则:“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的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随园诗话》卷一)另一则:“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何也?景从外
  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长于言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长于言情,子瞻不能也。王介甫、曾子固偶作小歌词,读者笑倒,亦天性少情之故。”(《随园诗话》卷六)还有一则:“诗人爱管闲事,越没要紧则愈佳;所谓‘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也。陈方伯德荣七夕诗云:‘笑问牛郎与织女,是谁先过鹊桥来?’杨铁崖柳花诗云:‘飞入画楼花几点,不知杨柳在谁家?’”(《随园诗话》卷八)这些,是毛泽东圈画中的几例。袁枚评论一些怀古诗说:“怀古诗,乃一时兴会所触,不比山经地志,以详核为佳。古人怀古,只指一事而言,如少陵之咏怀古迹:一首武侯,一首昭君,两不相羼也。刘梦得金陵怀古,只咏王濬楼船一事,而后四句,全是空描。当时白太傅谓其‘已探骊珠,所余鳞甲无用’。真知言哉!不然金陵典故,岂王濬一事?而刘公胸中,岂止晓此一典耶?”(《随园诗话》卷六)毛泽东加了圈画。袁枚对编选诗集发表议论说:“选家选近人之诗,有七病焉”:“管窥蠡测,一病也”;“以己履为式,而削他人之足以就之,二病也”;“附会大家门面,而不能判别真伪,采撷精华,三病也”;“学究条规,令人欲呕,四病也”;“勉强搜寻,从宽滥录,五病也”;“妄为改篡,遂至点金成铁,六病也”;“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情,七病也”。(《随园诗话》卷十四)毛泽东读后都加了圈点。
  毛泽东还以极大兴趣阅读诗话中搜集的那些诙谐、幽默、讽喻深刻的诗词,流传于民间的有关诗词的俚俗趣闻。《随园诗话》一卷中有一则说,江南总督尹文端好诗,年三十,人呼之为小尹。海宁诗人杨守和,年七十。尹对杨“奖慰甚厚”。杨曾自己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尹应道:“不然,君独不见‘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乎。”毛泽东对此加了圈画。《随园诗话》十二卷中有一则说:吴江布衣徐灵胎,有戒赌、戒酒、劝世道情诗,“语虽俚,恰有意义”,他写的一首刺时文诗:“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稀,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毛泽东在“刺时文诗”旁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
  毛泽东读诗话时,对音韵方面的内容也很注意。《随园诗话》有关音韵方面的段落,他都加以圈画。如卷十二有一则说:“声音不同,不但隔州郡,并隔古今。《谷梁》云:‘吴谓善伊为稻缓,淮南人呼母为社。’《世说》:‘王丞相作吴语曰:何乃渹?’《唐韵》:‘江难以韩为何。’今皆无此音。”又一则说:“偶见坊间俗韵,有以‘真元’通‘庚青’者,意颇非之。及读三百篇。爽然若失。‘山榛”、“湿苓”、‘十真’通‘九青’。‘有鸟高飞,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是‘一先’、‘十一真”、‘十蒸’俱通也。《楚辞》:‘肇锡余以佳名’,‘字余曰灵均’。‘八庚’通“十真’也。其他《九歌》、《九辩》,俱‘九青’通‘文元’。无怪老杜与某曹长诗,‘末’字韵旁通者六;东坡与季长诗,‘汁’字韵旁通者七。”另一则说:“余《祝彭尚书寿》诗,‘七虞’内误用‘余’字,意欲改之,后考唐人律诗,通韵极多,因而中止。刘长卿《登思禅寺》五律,‘东’韵也,而用‘松’字。杜少陵《崔氏东山草堂》七律,‘真’
  韵也,而用‘芹’字。苏颂《出塞》五律,‘微’韵也,而用‘麾’字。明皇《饯王朘巡边》长律,‘鱼’韵也,而用‘符’字。李义山属对最工,而押韵颇宽,如‘东、冬’、‘萧、肴’之类,律诗中竟时时通用。唐人不以为嫌也。”这些议论音韵的地方,毛泽东都加着圈、点或画着着重线。
  《随园诗话》里还有一些涉及楹联的内容,毛泽东都注意到并认真圈画了。卷一有一则说:“‘学然后知不足’。可见知足者,皆不学之人,无怪其夜郎自大也。鄂公题甘露寺云:‘到此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一层楼’。方子云偶成云:‘目中自谓空千古;海外谁知有九州’。”毛泽东在这段话下画了着重线。《随园诗话》卷一中,有一则说:有人征求戏台的对联。一人集唐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斯人莫道世间无”。一人集宋诗句:“古往今来只如此;淡妆浓抹总相宜”。还有的集曲句:“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来”。都很贴切,又很幽默。《随园诗话》卷十二,有一则说:有人和他不带眷属的朋友开玩笑,作了一幅楹联:“三间无佛殿,一个有毛僧”。另有一人,性粗豪,住的房子小,贴了一幅门联自嘲:“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毛泽东对这类楹联也圈画了不少。
  毛泽东很注意读诗话中有关诗人的经历、著作、为人处世等方面的介绍和轶闻。《西江诗话》是按人头辑录的,对其中欧阳修、陶渊明、黄庭坚、晏殊、文天祥、杨万里、洪皓、洪迈等人的段落,毛泽东有很多圈点勾画。特别是对王安石。诗话中《王安石》(《西江诗话》卷二)一文,讲到王安石的文字锤炼过程说:“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含蓄。后为郡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约取,始尽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虽工拙有定限,然必视其幼壮,虽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强而遽至也。”接着,作者例举王安石的诗:“含凤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说:“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读之不觉有对偶,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诗话的作者认为,像王安石这样著名的诗人,他在诗歌方面的造诣也不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所能达到的,都是要通过学习,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逐步臻于炉火纯青的。毛泽东在这一段加着圈和点;在“始尽深婉不迫之趣”旁,重笔画着曲线;天头上画着大圈;对所提到的四句诗,都加了图画。诗话中还提及王安石的一件轶事:蔡天启(按:宋元丰车间进士,徽宗时为吏部员外郎,编修国史,能诗文,工书画),曾帮助王安石降服了一匹很难驾驭的烈马,王安石赠之以诗:“身着青衫骑恶马,日行三百尚嫌迟。心源落落堪为将,却是君王未备知。”诗话中说:“士大夫盛传公以将帅之材许天启。”对这件事,毛泽东特别在书的天头上画上大的圈记。
  《西江诗话》中《晏几道》一文,作者引用黄山谷在《小山集》序言中对晏几道(1030?—1106?)的评价:“叔原因人英也。仕宦连蹇,不一傍贵人之门。论文自有休,不肯一作新进士语。费资千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人百负之,而终不疑其欺己。至于乐府,可谓狭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毛泽东对这段话,全文作了圈点,在书的天头上,连画三个大圈。叔原是晏几道的字;《小山集》是他的著作。晏几道是宋朝著名诗人晏殊的儿子。晏殊早年显达,在宋初太平盛世时,历官要职,位至宰相。他的诗风表现了雍容典雅的贵族情趣。他的儿子晏几道,后来却贫困落魄,穷愁潦倒。他的诗
  风既有和晏殊相同的一面,又有感伤凄楚的特征。黄山谷的序言,评价了晏几道的为人,也评价了他的诗词。毛泽东的圈画,说明他对这些评价的重视。 
83。掌握音韵格律,就自由了(读《诗韵集成》、《增广诗韵全壁》、《新校正词律全书》)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旧体诗词的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诺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
  ——摘自舒湮《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主席》(见《文汇月刊》1986年第9期)
  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7页)
  搞文学的人,还必须懂得学习语言学,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要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还要学《说文解字》。
  ——摘自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见《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解析]
  作为诗人词家,毛泽东深深体会到:“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毛泽东1959年9月7日致胡乔木信)难在何处,除了内容素材的提炼以外,毛泽东特别重视的便是形式韵律。为此,他经常劝人学习和掌握韵律,而自己更是注意研究。对旧体诗在形式方面的发展演变也颇为熟悉。例如,他曾同一位诗人谈到:“中国的诗歌,从《诗经》的四言,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拍子,这是时代的需要。”“一种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藏克家《毛泽东与诗》)这两段概括与文学史上的说法大体相吻。
  1957年6月,毛泽东接见对词律颇有研究的冒广生时,曾相与论及待词格律问题。
  冒广生说:“诗变为词,小令衍为长调,不外增、减、摊、破四法,蜀后主孟昶的《玉楼春》(冰肌玉骨)是两首七绝,经苏轼的增字、增韵而成八十三字的《洞仙歌》。诗词贵简练含蓄。孟昶原作本意已足,东坡好事,未免文字游戏。”
  毛泽东十分风趣地说:“东坡是大家,所以论者不以蹈袭前人为非。如果是别人,后人早指出他是文抄公了。”
  冒广生继续发表他对300年来词人提倡填词必墨守四声的不同意见。他说:“拘泥太甚,则作茧自缚。写诗填词岂能桎梏性灵,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戴锁作诗囚?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那时还没词谱、词律和词韵呢。我作《四声钩沉》,即在提倡词体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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