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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鲁迅先生一生的第一次正式而崇高的评价。
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还决定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等。同时还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废止鲁迅先生生前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等。
1937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周年祭日那天，毛泽东在成仿吾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做了《论鲁迅》的演讲。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而全面地评价鲁迅。毛泽东说：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女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
接着，毛泽东又具体阐述了“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第一，“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1936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引者注），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准确，那样的清楚。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安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第二，“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参加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德国的考茨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就是明显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1934年11月17日致萧军信——引者注）。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做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第三，“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一篇文章（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引者注）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他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
毛泽东演讲时没有稿子，一位听讲人整理了自己的记录，在国民党统治区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1938年3月第10期上，以《论鲁迅》为题发表，注明“毛泽东演讲，大汉笔录”。1938年11月钱杏邨主编的《文献》杂志予以转载。1950年7月选入出版总署编审局出版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上述各书刊，均不属中共中央的报刊，按照党的文献编辑规则，不能算正式公布。另外，记录者“大汉”是何许人，多年来也未弄清。
1981年，中央党校唐天然同志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论鲁迅》的笔录者汪大漠同志。原来，“大汉”为“大漠”之误。繁体字“汉”与“漠”字形相近，《七月》杂志目录上印的是“漠”，但正文却印成了“汉”。1981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唐天然的文章《毛泽东〈论鲁迅〉发表的经过》。介绍了有关情况。1937年7月抗日战争刚刚爆发，21岁的汪大漠从成都投奔延安，成为陕北公学第一期的学员。入学不久，正值鲁迅周年祭日，成仿吾校长请了毛泽东来校演讲。汪大漠因为眼睛近视，便坐到了会场第一排长凳上。他回忆说：“我仔细地听，认真地记．就把毛主席的讲话笔录下来了。”1938年2月汪大漠被分配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后来又辗转到新四军，去了敌后。在等待分配的短暂时间里，汪大漠将毛泽东演讲记录和别的一些访问笔记进行了整理，一并交给了《新华日报》社吴敏同志。其他访问记录很快发表了，唯独这篇演讲记录被退回。吴敏告诉他：“因为是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未经本人审阅，不便刊登。”汪大漠说：“我随即寄给了胡风主编的《七月》，还附了短信。很快，稿子就发表了，而且放在第一篇的显著位置。”汪大漠不无感慨地说：”他不刊登，这篇文献也就湮没了。”关于记录稿本身，汪大漠说：“记录稿可能有遗漏，但绝无随便增加的。”他又说：“在延安可惜没有及时整理，后来到武汉整理出来了，也无法送给毛主席审阅了。不过，发表以后，在武汉的中央首长总会看到的，好像并没有提出问题。”
这篇精彩的《论鲁迅》，就是这样保存和留传下来的，从而成为毛泽东唯一一篇专门论述鲁迅的文稿。
《七月》杂志在发表这篇讲演时，汪大漠在该文前有一“小引”，说“这是鲁迅周年祭日，毛泽东先生在‘陕公’的纪念大会上的演讲，当时由我记录下来的。记录稿一直搁到现在，没有把它整理出来在刊物上发表过。毛先生对鲁迅是颇有研究的人，他读过鲁迅不少的著作。这篇演讲是非常精辟独到的作家论，而且，对于每个正在艰苦斗争着的民族解放战士，都是具有特殊的意义的。因此，在现在发表也许并不过时。在延安时没有把这记录稿交给毛先生看过，如果有遗漏或出入的地方，当然由记录者负责。”
值得注意的是，汪大漠在该文小引中说：毛泽东“对鲁迅是有研究的人，他读过不少鲁迅的著作”。1938年之前，毛泽东没有条件系统地阅读鲁迅著作。但长征后一到延安，他就注意收集和阅读鲁迅著作的一些单行本和选本。他从设在延安的陕西第四中学只有两间房的图书馆里发现有鲁迅的书，立即高兴地借走了几木；几天后，秘书退回看完的，又借走了几本；第三次，秘书又把鲁迅的几部选本和单行本全部借走了。后来看完后归还给图书馆。
毛泽东对鲁迅确实颇有研究。我们可以从《论鲁迅》的演说本身得到印证。毛泽东引用了鲁迅的三篇文章，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早期的作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1936年7月才发表的，毛泽东就已经读过。最突出的是，毛泽东引用了鲁迅痛斥变节者的一封信。此信是鲁迅1934年11月17日写给肖军的。毛泽东何以会知道呢？有人曾请教肖军。肖军说，鲁迅逝世后，他曾将鲁迅写给他和肖红的信，选择了九封，略加注释，发表于1936年11月15日在上海出版的《作家》月刊。大约后来流传到延安，毛泽东便读到了。《论鲁迅》一文表明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的充分重视。鲁迅的许多重要著作，早在1937年他就读过，而且留下了深刻印象。
毛泽东在《论鲁迅》提出的，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的观点，他到晚年也坚持此说。1971年11月20日在武汉的谈话中，他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
毛泽东终生喜欢读鲁迅的著作。20世纪中国两位思想伟人的心是相通的。
89。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读鲁迅《鲁迅全集》）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
——摘自徐中远《读鲁迅著作》（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84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我建议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摘自毛泽东1975年底至1976年初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解析］
毛泽东一生阅读和保存有三种版本的《鲁迅全集》。
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的《鲁迅全集》（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复社”以“鲁迅全集出版社”名义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的《鲁迅全集》。书是在上海出版的，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上海辗转到陕北边区，毛泽东得到了一套。
《鲁迅全集》特印了200套编号发行的“纪念本”。这套“纪念本”，在每册的版权页上注明为“（非卖品）”。毛泽东得到的是第58号，封面是紫色的，书脊是黑色的，每卷的封底、封面的两角都是同书脊黑色一样的布料包角。毛泽东收到《鲁迅全集》之后，把书放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后来新华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工作的照片，办公桌上便放着三卷《鲁迅全集》。
毛泽东阅读鲁迅著作十分认真。从他在书上批划的情形来看，凡是原书中文字排印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他都把它一一改正过来。有的错字是容易识别的，有的就不那么容易。例如，《鲁迅全集》第4卷，《二心集》中的《唐朝的钉梢》这篇文章里的一段文字：“那里面有张泌的《浣溪纱》调十首，其九云：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从，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这首词中的“消息未通何计从”的“从”字，如果仅从词义来看，看不出是一错字。从词律的音韵平仄看，显然是错了。毛泽东读到这里时，将“从”字改为“是”字。原词，据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八所载，确实是“是”字，而不是“从”字。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已改正。张泌的词在唐代并不十分引人注目，但毛泽东对他的词记得这样准确，这说明毛泽东对唐诗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他读鲁迅著作仔细的程度。
这个版本的《鲁迅全集》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对这篇序，毛泽东也是认真读了的。1945年5月31日在“七大”作结论报告时，毛泽东说，要重视翻译工作、理论工作。《鲁迅全集》开卷就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他说鲁迅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就是说鲁迅翻译了很多外国的东西。
这套《鲁迅全集》在革命战争年代随毛泽东南征北战，被完整无缺地从延安带过了黄河，带到了西柏坡、香山，进了中南海；新中国建立后，无论出访苏联，还是巡视各地，毛泽东都随身带着它；走到哪里，读到哪里。他说过，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睡觉。1949年底，在苏联访问期间，他在一次外事活动后，回到住处因读鲁迅的著作而一再推迟进餐。
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带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只收著作，未收译文和古籍），并发行了单行本。毛泽东对这套新版的鲁迅著作也很珍爱，把它放在床上，经常利用夜晚时间和其他零散时间阅读。单行本上的许多篇章，他反复读了多次。看一次，他习惯在书上画一个圈；看两次，就画两个圈。1961年，毛泽东在江西的一段时间，把新版的《鲁迅全集》带在身边。毛泽东逝世后，报刊上发表过一张他站在书柜前看书的照片。他手里拿着的正在翻看的书，就是新版《鲁迅全集》。
1972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鲁迅手稿选集三编》（线装木）。这本书共有29篇鲁迅手稿，都是从尚未刊印的鲁迅手稿中选出来的。毛泽东得到这本书后，一方面读鲁迅的手稿，一方面欣赏鲁迅的墨迹。手稿选集里有的字写得太小，他就用放大镜，一页一页往下看。一边看，一边还不时地用笔在手稿选集上圈圈画画。
1972年，有关部门特意将50年代出版的带有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排印成少量的大字线装本。这套线装本由北京、上海两地排印。毛泽东收到全套的线装大字本的《鲁迅全集》时，又读了一遍。在这套新印的线装大字本的许多册的封面上，他同样划了一些红圈圈，在书中划了许多红道道。在有的封面上，他还亲笔写了“1975．8再阅”。
1975年7月，毛泽东因患老年性白内障动了手术。手术之后，视力不济，还请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朗读鲁迅的作品。《鲁迅全集》第五卷《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是篇谈文艺批评的文章。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尖锐地批评了文艺批评界那种因为有点烂疤，就一下把整个苹果都抛掉的做法。鲁迅指出，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的思想是很错误的。鲁迅用吃烂苹果的例子来谆谆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有缺点的人和文艺作品。毛泽东赞同鲁迅的见解。1975年，他在病中还叫工作人员给他读这篇文章。当工作人员读到有关的内容时，他高兴得连声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前夕，他卧室的床上、床边的桌子上，书架上，还摆着这套新印的线装大字本《鲁迅全集》。有的是在某一页折上一个角，有的地方还夹着纸条，有的还是翻开放着的。（本条目所述毛泽东读《鲁迅全集》的批注图画情况，引自徐中远《读鲁迅著作》一文）
在晚年，毛泽东多次提议要人们读点鲁迅著作，支持开展鲁迅思想遗产的研究。1975年11月初，毛泽东对周海婴的关于出版带注释的《鲁迅全集》的信作了批示：请政治局“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执行。”1975年底到1976年初在有关理论问题的谈话中，还强调：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经过较为系统地阅读鲁迅的著作，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的思想性、战斗性、人民性的了解更多了。毛泽东在著作、讲话、谈话、报告和一些书信中，多次谈到鲁迅和鲁迅的著作，并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评价。
毛泽东对鲁迅的地位和价值的准确而科学的表述，是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五四以来，“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90。研究他的杂文的战斗方法（读鲁迅《鲁迅全集》）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