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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1—122页）
［解析］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鲁迅晚年的一篇重要文章，它是抗战前左翼文学阵营“两个口号”论争的产物。
为了适应当时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和国际上广泛要求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形势，1935年始，在革命文乞界由周扬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随后叉相应产生了“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电影”等口号。1936年经鲁迅、茅盾、冯雪峰、胡风等商量，拟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同年5月胡风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文章中将这一口号公之于众，随之出现了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论争双方在要不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意见是基本一致的，分歧发生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特别是在统一战线中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上。鲁迅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同时批评了“国防文学”倡导者们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思想，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的责任。
1936年8月1日，时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的徐懋庸（1910—1977），给鲁迅写了封信，认为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说成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进而到统一战线中去要求领导权，“是不对的”。信中还说鲁迅近半年的言行，是受了身边的人的蒙蔽，“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8月3日至6日，时在病中的鲁迅写了这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表于8月15日出版的《作家》第1卷第5号上面。该文重申了他对建立统一战线的观点，批评了左翼文艺阵营中一些同志的宗派倾向，着重论述了两个口号的关系，肯定了两个口号的一致性。这篇文章实际是对两个口号论争的总结，此后，大规模的论争基本平息。这场论争使文艺界逐渐统一了认识，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推动了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
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早在1935年12月27日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便明确指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还一直强调，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不能放弃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关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文艺领域的运用和发展，在毛泽东的论述中则稍后一些。
1937年到1938年初，许多文艺团体来到延安。为了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6周年，决定在延安举行一次隆重的文艺晚会。为此，抗大、陕公等单位的青年艺术家排演了四幕话剧《血祭上海》，公演20天，观众上万人。在一次《血祭上海》座谈会上，当有人建议创办艺术学院时，全场一片掌声。毛泽东当即表示愿用最大力量帮助艺术学院的创立，并宣告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一个星期后，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起草的《创立缘起》公布了。
《创立缘起》说：“在抗战时期中，我们不仅要为了抗日动员与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而且应该去寻求和准备新的力量，这就是说：我们应注意抗战急需的干部培养问题。”“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鲁艺教学方针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的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举行成立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了话。其中的一部分《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刊登在1938年4月30日《新中华报》第432期《柯仲平启事》一文中。“启事”说这段“关于文化的重要指示”，经过“毛泽东先生的亲笔订正”。
此前，在1938年4月20日的《新中华报》上，曾发表过柯仲平《是鲁迅主义之发展的鲁迅艺术学院》一文，文中谈到边区文艺工作者要团结在统一战线上一道工作时，写道：“在我的记忆里，毛泽东先生的演讲中有以下这样一段话，这是应该随时想起的。”接着他就引述了他记忆中的毛泽东的那段话。毛泽东的话是在哪里讲的，他没有说。由于报纸排印有误，柯仲平在4月25日的《新中华报》上作过一次更正。五天之后在《柯仲平启事》中他又提供了经毛泽东亲笔订正的这段话。这两次更正，也没有说明毛泽东这段话是在何时、何处讲的。王燎荧《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一文引用这段话，说它出于毛泽东在“鲁艺”的讲话，这是正确的。中央有关部门保存着毛泽东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内容完全可以同《柯仲平启事》提供的那段话相印证。当然，记录稿不只这一段话，内容要丰满一些。可惜这个记录未经毛泽东亲笔订正。
这段话文字不长，但却形象生动地描绘了部分“亭子间的人”（来自上海等地的文化人）和部分“山顶上的人”（来自革命根据地的文化人）的长短处，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艺术工作的指导方向。毛泽东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认为，“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毛泽东还提出：我们做文章、画图画、演戏、唱歌，都要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是艺术指导的方向，也才能尽艺术在今天中国的使命和作用。
这是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文艺上的统一战线这一重要命题。
半个多月后，即4月28日，毛泽东再次来到鲁迅艺术学院演讲。其中，进一步具体阐述了“艺术上也需要统一战线”这一重要命题，并认为“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
显然，毛泽东提出这个命题，是与国统区特别是上海左翼文艺阵营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以及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有密切关联的。1937年，随着周扬等原在国统区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到达延安，毛泽东在同他们的谈话中对两个口号的论争情况有了基本了解，同时，他也读到了鲁迅的这篇文章。从1938年4月28日这个讲演来看，他对鲁迅这篇文章的印象是很深的，并引用了其中的一些原话，更主要的是，毛泽东完全赞同鲁迅的观点，指出了艺术上的统一战线的精髓。（一）鲁迅批评那种口口声声说“联合任何派别的作家”，但又“制定了加入的限制与条件”的“宗派主义”现象；毛泽东则提出，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二）鲁迅提出，在统一战线内，“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他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更是强调其“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认为不能放弃领导权；毛泽东则提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三）在统一战线联合的文艺派别上，毛泽东径直借鲁迅的一些说法，说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浪漫主义、风花雪月或其他什么派，大家要团结抗日。此外，毛泽东还谈到“主张是不对的”艺术至上主义，也没有把它关在艺术上的统一战线的门外。
1938年初，徐懋庸来到延安。5月下旬，即毛泽东4月28日在鲁迅艺术学院做上述讲演一个月后，毛泽东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徐懋庸讲了两个口号的论争、他给鲁迅的那封信以及鲁迅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一些情况。据1981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徐懋庸的《回忆录》上记载，毛泽东听完徐懋庸的叙述后，谈了六点意见：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5）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6）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
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应该说，这六点意见，对两个口号论争的评论是中肯的，也是公允的。
95。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读鲁迅《门外文谈》）
［原文］
文学的存在条件首先要会写字，那么，不识字的文盲群里，当然不会有文学家的了。然而作家却有的。你们不要太早的笑我，我还有话说。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述”罢，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王官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腊人荷马——我们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的两大史诗，也原是口吟，现存的是别人的记录。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
——摘自鲁迅《门外文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巴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吉辞又很美丽。这里存在着一个极大的不协调，就是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美丽言辞的人不能执笔写作，反之，许多能写作的人却只坐在都市的亭子间，缺乏丰富的生活经验，也不熟悉群众生动的语言。我看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言的。你们一定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摘自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4—125页）
［解析］
鲁迅的《门外文谈》，最初发表于1934年8月24日至9月10目的《申报·自由谈》，署名华圉。据作者说，这是夏天在门外乘凉同邻人聊天聊出来。其实，这是篇很有理论深度的文艺论文，在当时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影响很大。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文字、文学的起源，强调了文艺创作和发展同大众有密切联系，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
鲁迅曾将这篇1。3万多字的文章，同他的其他有关语文改革的文章4篇，辑为《门外文谈》一书，1935年9月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说明他当时已读过鲁迅的《门外文谈》。他认为“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的”，还说，不识字的农民，“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这与《门外文诙》的观点，一脉相承。1966年在杭州的谈话中说，“鲁迅说，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并以《诗经》里的《国风》为例，说许多是老百姓作的，这一说法，便直接出自《门外文谈》。可见，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印象，是多么的深，并非常赞同文中的观点。
基于“老百姓也可以创造文学”的观点，毛泽东一生对民间创作的歌谣，始终是一往情深。他在考虑新诗的发展方向时，也始终把民歌摆在重要的位置。1957年1月14日，他约见袁水拍、臧克家两位诗人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关于诗，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
毛泽东着力于从民歌中寻求新诗的发展道路，除与他对诗休形式的一般看法有关外，还根基于他的文化创造观以及对历代诗体的生成过程的认识。
人民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创造的主体。这是毛泽东终生信奉和宣传的信念。他心目中的人民，绝不是泛指一切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把历史上的统治阶级排斥在外的，而主要是指农民和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在晚年，甚至也不包括专门从事文化创造的知识分子。就文学创造而言，他多次谈及农民大众或老百姓是生动语言的根本来源。因此，在文学创造上，大众化是他指示的一个基本方向。而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反对党八股》）。在诗歌创作上，跟老百姓学，自然就是民歌。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这天，在人民大会堂搞了个聚会，特意邀请了劳动模范陈永贵、下乡知青典型邢燕子等。毛泽东把陈、邢二人拉到自己身旁就座，同他们谈起古代有名的诗人都不是进士出身，接着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不是文人当文学家？”
从文学史的角度讲，毛泽东说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这一判断也是《门外文谈》里有的，并且有文学史根据。中国诗史上的各种体裁，也多发源于民歌，而经文人的倡导和实践乃始定型。《诗经》中的四言诗便多是民歌；屈原在南方民歌的基础上开辟骚体（多为七言）；汉乐府的五言形式也是经班固的《泳史》和辛延年的《羽林郎》运用之后被文人普遍采用；在律诗定型后，又是民间先出现《杨柳枝》一类的俚曲小调，然后由文人对其音节、句型加以改造，胎息孕育成词。正是基于对诗史发展特征的这一认识，毛泽东提出“要调查研究，造成一种形式”。1958年11月郭沫若同周扬为他们编选的新民歌集《红旗歌谣》写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