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厦蠖粗髡诺模绞窃诶衙媲埃揭姓绞だ训囊庵拘拍畹乃悸贰Ｒ虼耍蠖�50年代末60年代初，常常讲“气可鼓，不可泄”。就在12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这几首诗的前一天，毛泽东写了《卜算子·咏梅》一词，其中便有“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诸句。这天，他还批示将自己的这首《卜算子·咏梅》“印发各同志”。同批示印发吴研因、钱昌照的七绝一样，都是为了以诗鼓气。
（三）吴、钱两人都是民主党派人士，一属民进，一属民革，他们在诗里表现出来的鼓干劲的朝气蓬勃的景象，似乎更有说服力和宣传作用。拿来让中共领导干部学习讨论，不失为借他山之石以为错的举动。
113。解诗之难，由此可见（读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
［原文］
这词（指《忆秦娥·娄山关》——引者注）上阕写的是清早，下阕写的是晚上，我曾问过广州的同志们：这词写的是一天的事，还是不是一天的事？他们的回答便有分歧。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一天的事。曾经把贵州《遵义府志》拿来翻阅过，查出了由遵义城到娄山关是七十里，恰好是一天的路程。清早由遵义城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1935年1月。第二次又经过娄山关回遵义，是在当年2月，就时令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词的上阕写的却是秋天？“西风”，“雁叫”，“霜晨”，都是秋天的景物。这怎么解，要说主席写词不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才进一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的秋天；下阕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了这一层，全词才好像豁然贯通了。
我对于《娄山关》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虽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究竟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
——摘自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着（写一无），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享与愿违，遇到了川罩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鸣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罩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层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罩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毛泽东在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清样上所作的改写（见《人民日报》1991年12月26日）
［解析］
毛泽东与郭沫若在建国以后，时有诗词唱和。有时毛泽东还请郭沫若为他润色诗稿。可以说，郭沫若是毛泽东颇为尊重的“诗友”之一。
196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文学》编辑部搜集了毛泽东此前未曾公开发表过的六首词，准备在同年5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这六首词是：《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做·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做·反第二次大“围剿”》。
发表前，毛泽东对这六首词作了些修改，并写了一段词前小序：“这六首词，是1929—1931年，于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随后他把这六首词连同小序哥给臧克家，请他帮助修改。4月24日，毛泽东接到臧克家的修改稿及信后，回信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4月27日又给臧克家写信说：“数信都收到，深为感谢，应当修改之处，都照尊意改了。”
与此同时，《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六首词发表前抄送郭沫若，请他写篇文章。郭沫若随即写信给毛泽东，对六首词的字句修改和编排次序，提出了意见。4月底毛泽东复信郭沫若，肯定了他对六首词的编排次序的意见，并说：“‘七百里驱十五日’，改得好。”接着，郭沫若于5月1日写成《喜读毛主席》（以下简称《喜读》）一文。5月9日郭沫若收到《人民文学》编辑部送去的清样，马上写信送请毛泽东“加以删正”。这次发表的毛泽东六首词中，本不包括《忆秦娥·娄山关》，郭沫若为了说明读者对毛泽东的诗词虽然“人人爱读”，“然而在事实上却未见得人人都懂，首首都懂”，便举了自己对这首词的认识过程作例子，进而认为，“其所以然的缘故，是因为我们没有主席那样的生活经验，而于主席酝酿每一首作品时的客观情景与主观气氛，不容易揣度。”这大概也是感叹解诗之难吧。
毛泽东在看《喜读》的清样时，将郭沫苦关于《娄山关》词的解释部分全部删去，在清样的边旁空白处，以郭沫若的口吻改写了上面所引的这段五六百字的文字（以下简称《改文》）。
郭沫若的《喜读》一文，发表在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同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作了转载。可《喜读》一文没有按毛泽东的《改文》排印。郭沫若的著作集如《沫若文集》、《郭沫若全集》等，都未见收入《喜读》一文。这不能不使人产生一个疑问，是否毛泽东没有把修改后的清样退还郭沫若呢？有关人士曾带着这个疑问，走访了郭沫若的女儿、郭沫若故居陈列馆副馆长郭平英。她说：60年代在父亲的书房里，看到过毛主席《改文》的复制件。可能是这个复制件送给父亲时，未能赶上《人民文学》的出版时间，否则父亲不会不按照毛主席的修改付印的，的确，毛泽东收到清样到《人民文学》5月号正式出版，只有三天时间。这样，毛泽东的《改文》便只好作为正式发表的《喜读》一文的“批语”留存于世了。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一般不愿意作出任何解释，他曾说过，作者对自己的诗词不宜多作注解，因为文学作品应该由读者自己去体会。因此，他对《娄山关》一词作出如此详尽的解释，是极其可贵的一个例外。同时也正像毛泽东在《改文》中所说的那样：“解释之难，由此可见。”他的解释使位家有争论的问题，包括郭沫若在《喜读》一文中的误解，得以澄清：（一）《忆秦娥·娄山关》所写为一天之事，上闷写清晨，下阕写傍晚，而不是写两次的事。（二）描述内容是1935年2月中央红军第二次重取娄山关，而不是同年1月第一次攻占娄山关。（三）《娄山关》词不是当时写的，而是后来追写的。（四）词中“西风”、“雁叫”、“霜晨”是写云贵川一些地区冬天的实景，而不是像某些诗词中是写秋天的景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强调他自以为成功的两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后，在娄山关特定的环境中“突然遇合”而产生的。
114。谁的论点正确，由读者考虑（读姚文元《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金为民、李云初《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商榷》）
［原文］
时代精神只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而不是阻碍历史前进，或拉历史倒退的精神。体现时代精神的总是对立统一体中代表革命的新生的事物的一方面，而不是代表腐朽的反动的事物的一方面。
——摘自姚文元《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
我们疑惑的是，时代的发展总趋势，固然是像姚文元同志所指出的，是“新生事物必然代替腐朽事物”，但是否是“直线前进”，没有暂时停滞倒退的阶段呢？如有，那么在这阶段中“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事实上不占主导地位，不起主要作用，也就是说它事实上并没起着“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那是否还应该称之为“时代精神”呢？
我们认为：时代精神，也就是在一个时代主要的阶级矛盾统一体中起主导作用、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生活方式、精神状况所体现的，事实上也就是这个时代大量存在的、统治的生活方式、精神状况，也就是该时代最富特征的生活与思想样式。
——摘自金为民、李云初《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同志商榷》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足姚文元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编者7月6日
——毛泽东1964年7月6日为编印《关于文艺理论的两篇文章》写的按语（见穆欣《办十年自述》第21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解析］
六十年代中期，学术界曾就时代精神问题展开不小的讨论。起因是周谷城发表在1962年第12期《新建设》上的文章《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在这篇文章中，周谷城阐述了他对时代精神的理解，其基本观点是：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成为每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在阶级社会里，则由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等各个不同阶级的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是统一整体，并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它通过不同阶级乃至个人反映出来，进入文艺创作，由此形成创作的独创性和文艺作品的具体性、特殊性。周谷城的观点，被概括为“时代精神汇合论”。
许多人不同意周谷城的观点，文艺理论界、美学界、哲学界广泛展开了讨论，当时，王子野、朱光潜、汝信、刘纲纪等都写了文章，一般说来，这些人的讨论，多从学术角度立论。有的文章指出，时代精神汇合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精神是革命精神的理论，它忽视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之间有主导与从属、进步与反动的区别，没有阐明不同的思想意识之间的矛盾斗争及其在斗争中发展变化的趋势。1963年9月24日，姚文元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略论时代精神》一文，说时代精神汇合论是“脱离阶级分析的历史唯心论”，是宣扬“阶级调和论”，说客观上适合于保卫腐朽的旧事物不被灭亡。姚文元认为，文艺创作的时代精神是“革命阶级改造世界的一种精神力量。它是历史变革中代表时代前进的新的革命的阶级、阶层的思想、感情、理想在文艺作品中的集中表现，是一定时期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愿望、要求在文艺作品中的（直接的或间接的）集中反映，是革命阶级和广大人民为实现一定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而斗争的精神面貌和它的历史过程在艺术作品中的强烈反映。”1963年11月7日，周谷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一文，对姚文元的观点进行反驳。1964年5月10日，姚文元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重申他的观点，即我们在前面引用的那几句话。
不久，金为民、李云初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寄来《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商榷》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前，一开始就注意到这场讨论的毛泽东就看到了。据当时《光明日报》主编穆欣在《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一书里说，7月5日夜里，他（毛泽东——引者注）看过姚文元第二篇文章《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和尚未见报的金为民、李云初所写《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商榷》一文的排样，就让中共中央宣传部把两篇文章合在一起，编成一本小册子出版，发给来京参加京剧现代戏会演的人员阅读。并在翌日凌晨写了按语作为小册子的序言，这个按语，就是前面引述的那段话。
据穆欣回忆，他当天（7月6日）得知此事，并读到这篇按语。为避免《光明日报》报纸发表金为民、李云初文章迟于小册子出版的时间，使得读者难以理解，便向中央宣传部有关同志建议并得到同意：将金为民、李云初的文章在7月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即将姚文元和金、李的文章辑印成书，书名定为《关于文艺理论的两篇文章》。同时将毛泽东所写序言的日期改为7月7日。（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216页）
我们知道，六十年代中期，正是意识形态日益“左”倾的时候，反映在一些理论研究上，便是机械论的观点开始盛行。周谷城提出“时代精神汇合论”，引起讨论，甚至批评，势所必然。在当时氛围中，他的文章被人明显批评的地方是，没有阐明“汇合”在一起的各种思想意识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没有突出进步的革命的思想意识作为时代精神的意义和作用。为此，姚文元说它是宣扬阶级调和论。姚的观点倒是明朗，从阶级角度、从进步与落后角度一分为二，把时代精神理解为其中代表革命的进步的思想意识方面。他当时的文章，明显的被人抓住的地方，即周谷城在《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一文中说的，“今日这个时代的精神，就是革命精神。其实这只能算是抽象概括的说法，还有些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如果“以偏概全，为逻辑所不许”。金、李的文章也说，姚文元“关于时代精神的立论，实际上缺乏历史具体性和革命的辩证法精神，却只是抽象的、凝固不变的公式”。譬如，姚文元说，我国当代的时代精神是“无产阶级的彻底的革命精神”，金、李认为，这虽然对，但没有注意到不同历史阶段所特有的具体历史内容，如果按姚的观点，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时代精神就没有差别了。毛泽东在所写的编者序言中，对双方的观点并没有明确表态，但在他看来，这无疑是有关文艺理论的大问题，所以建议编印成册。他让读者自己考虑谁的观点正确些，也无疑是从不干预学术争鸣角度考虑的，但从他当时的思想基调看，姚文元的观点或许更接近他的想法。
顺便说一句，在1966年初林彪委托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周谷城提出的“时代精神汇合论”被定为“文艺黑线”的“黑八论”之一。
115。文学要形象，不能搞抽象（读郑季翘《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
［原文］
近年来，在我国文学艺术领域中流行着一个特殊的理论，这就是形象思维论。这个理论很有势力：一些文艺理论家在倡导着它，大学的文学课程在讲述着它，文艺工作者在谈论着它；一句话，这是我国文学艺术领域中普遍流行的、用以说明作家进行文艺创作时思维过程的基本理论。这个理论断言文艺作家是按照与一般认识规律不同的特殊规律来认识事物、进行创作的。正因为如此，每当某些文艺工作者拒绝党的领导、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搬出形象思维论来，宣称：党不应该“干涉”文艺创作，因为党委是运用逻辑思维的，而他们这些特殊人物却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被一些同志奉为金科玉律的形象思维论为什么会成为某些人进行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理论武器呢？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怀疑：文艺创作的特质果真在于“形象思维”吗？这个被某些人祭在空中，借以唬人的“法宝”，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经过研究，才知道：所谓形象思维论，不是别的，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