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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读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摘自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而为当时一切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们所赞成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还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
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同样，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
——摘自毛泽东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见《毛译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8—669页）
［解析］
《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是斯大林在1918年为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而写的一篇论文。载于1918年11月6日和19日《真理报》第241号和第250号。斯大林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十月革命“在落后的东方各族人民和先进的西方各族人民之间建立了联系，把他们拉进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阵营”。
从这篇文章之后，斯大林曾多次发挥了关于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脱离了旧范畴，改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理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说：对这一问题“解释得最清楚明确的，是斯大林在1925年6月30日发表的同当时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争论的文章”，这篇文章“题目叫做《再论民族问题》”。斯大林在《再论民族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指出：“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还指出，“中国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义更加增大了”，并断言：“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毛泽东又说：“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的确如此，毛泽东从1925年12月1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起，就已经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基本的规定，认为中国革命是既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又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阐述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树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作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则规定了中国革命是发动广泛的农民、实行工农联盟的革命。但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说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不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直到1940年1月，毛泽东才根据斯大林的理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集中阐述了这个问题。其基本观点包括：中国革命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中国的民主革命，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义义革命两个阶段。前者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后者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世界革命有两种：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十月革命为标志，在此以前是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在此以后是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在革命的阵线上，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12。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读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有人会向我们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列宁和“不断革命”的思想作斗争呢？
因为列宁主张“用尽”农民的革命能力，彻底利用衣民的革命毅力，以便彻底消灭沙皇制度，以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断革命”论者却不懂得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过低估计农民的革命毅力，过低估计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领，因而妨碍了把农民从资产阶级影响下解放出来的事业，妨碍了把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事业。
因为列宁主张以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事业，而“不断革命”论者却想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始，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就是闭眼不着像农奴制残余这样的“小事情”，就是不考虑到俄国农民这样的重大力量；他们不知道这种政策只能阻挠把农民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事业。
可见列宁和那些“不断革命”论者作斗争并不是由于不断性问题，因为列宁自己就是主张不断革命的，而是由于他们过低估计了农民这一无产阶级最大后备军的作用，由于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摘自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是革命转空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因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暂时性而不要资产阶级，指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为投降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
——摘自毛泽东1937年5月8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
所作的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277页）［解析］
《论列宁主义基础》是列宁逝世后不久，斯大林于1924年4月初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所作的一个演讲。这一演讲随即于4月下旬15月中旬分7次连载在《真理报》上。在这个演讲中，斯大林批判了托洛茨基等人对列宁主义的曲解，阐述了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甚至发出了“埋葬托洛茨基主义”的号召。后来它成为各国共产党进行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教育的重要教材。《论列宁主义基础》于1927年由瞿秋白翻译，长江书店出版，是斯大林著作在中国最早的中文译本，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把它列为干部的必读书目。
托洛茨基主义是以托洛茨基思想为代表的一种思想体系，其理论基础是所谓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工农民主专政”，才能取得胜利，因而主张跳过农民运动，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以陈独秀、彭述之、刘仁静为代表的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国托派，即“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员，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错误意见，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从而主张取消武装的暴力革命，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斗争。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被开除出党。与此相反，分别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则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一举夺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不承认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马上就要到来了，似乎从一省或数省开始，取得全国胜利是垂手可得之事，并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两种错误倾向，在当时受到毛泽东等党内一些同志的批评。
1937年5月，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为了适应国内和平已基本实现的新形势，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中国共产党于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5月3日，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回答了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指出其阶级性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其前途可能是走向社会主义。要求全党在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执行共产党的任务时，要继续同冒险主义和尾巴主义作斗争，指出，“我们的要求是实行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强调在全党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针。在5月8日所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毛泽东进一步回答了关于革命前途的问题，毛泽东第一次把两个革命阶段的关系比喻为两篇文章，认为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认为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
13。党要“布尔什维克化”（读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
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至少必须具备若干基本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本是不可能的。
（一）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品，像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工会的兔费附加品，像某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有时反来复去所说的那样；而必须使党把自己看成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负有领导无产阶级组织的其他一切形式（从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的形式。
（二）必须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三）必须使党在制定口号和指示的时候，不是根据背熟的公式和历史的比拟，而是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的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
（四）必须使党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
（五）必须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来改组党的全部工作，特别是当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在党内还没有清除的时候。这样，党的每个步骤和每个行动就能自然而然地使群众革命化，使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受到革命的训练和教育。
（六）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不能和宗派主义混为一谈！）和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不但不可能教导群众，而且也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不但不可能引导群众并把他们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倾听群众的呼声和预料到他们的迫切需要。
（七）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能和革命的冒险主义混为一谈！）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不能和迁就行为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就不可能掌握各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可能把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中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配合起来。
（八）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使它不怕批评，使它善于用自己的错误来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干部。
（九）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集团中去。因为这些优秀分子十分忠诚，足以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向的真正表达者；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足以成为能运用列宁主义的策略和战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十）必须使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团结一致。
（十一）必须使党制定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这种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目的的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统一和广大党员群众对待党的任务的自觉态度。
（十二）必须使党经常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情况。不然，这些
决定和指示就有变成空洞的诺言的危险，而空洞的诺言只能破坏广大无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没有诸如此类的条件，实行布尔什维克化就是空谈。——摘自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斯大林的第一条讲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毛泽东指出：执行这一条，就要领导一元化，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党要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斯大林的第二条讲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必须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指出：十年内战时期，有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战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党内还有很大的缺点，党内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坏倾向。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现在我们要增强理论，党校的同志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这次高干会后我们应当有一个学习，每人选读几十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斯大林的第三条讲党在制定各种口号、指示时，应根据对国内和国际具体条件的分析。毛泽东指出：这一条讲方法论、思想方法问题。制定口号、指示时，国际条件、外国的经验固然要考虑，但主要的是对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和分析。斯大林的第四条讲党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检查自己的口号、指示是否正确。毛泽东指出：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斯大林的第五条讲党的全部工作、每一个行动，都要走向使群众革命化。毛泽东指出：这一条的原意是党不要有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党有两种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我们应该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当然也要反对过左的。斯大林的第六条讲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和同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这一条是讲群众工作的原则。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要把党的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的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斯大林的第七条讲党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