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面，选录经典作家有关论述若干段落。
编印这样一部书，明显与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设想的，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两个过渡（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发展建设思路有关。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确也十分广泛。1958年8月人民出版社第1版发行后，上海、沈阳、武汉、重庆等地先后重印，仅上海人民出版社于这年9月便印刷了20万册。毛泽东很重视这本书。我们前面引的他的《关于读书的建议》，便是写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委、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的，他希望县级以上的党委成员对这本书“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推重不可谓不高，期望不可谓不深。
在1958年春夏间，毛泽东较多地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据胡乔木回忆，这年2、3月间，毛泽东同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杠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这年4月底，刘少奇等到广州，向毛泽东汇报筹备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情况，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会上也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刘少奇后来在1958年11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样的回忆：“在广州开会，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去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在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陆定一在大会发言中也讲到：“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刘少奇、陆定一所说的这些，大概就是4月底毛泽东等在广州小范围内议论的情况。从中可知，编印《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个时候议定的。同时提到还要编印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书，这本书后来也是由有关部门编好了的，毛泽东也读到了。但是没见正式出版。
毛泽东重视经典作家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是因为在他看来，现实的大跃进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对这些阐述的实践和发展，丰富和完善。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了徐水，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到徐水传达中央的意图：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同时“号召大家看几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赵云山等《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6期）看来，学习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是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实践所需要的。
8月下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出版，毛泽东便在8月30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评价和宣传，在他看来，这无疑是一本非常及时的好的学习参考材料。还说：《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中，马克思说有许多东西是从军队中开始实行的，我们的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开始实行的。
同年10月19日，他写信给陈伯达，让陈伯达和张春桥等尽早去河南卫星公社就人民公社问题作调查研究，特地叮嘱：“去河南时，请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带儿本去，你们调查团几个人，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阅读，有十几天，也就可以读完了。”这大概就是他希望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吧！
毛泽东对这本书的评价，“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就前者而言，因为有益于实践，是实践的理论依据，所以他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就后者来看，主要指经典作家们缺少建设共产主义的实践经验，因此，他们的有关论述还是“模糊的”，纯理论的。在他看来，人民公社的实践，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把理论的逐步变为现实的，把模糊的逐步变为精楚的，把不正确的逐步变为正确的。把没有说到的逐步补充完善起来。这确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不迷信经典的探索精神。可惜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的探索，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到1959年以后，毛泽东便较少提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本书了。
四、军事篇
1。他的话激发我研究军事（读孙武《孙子兵法》）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买来的军事书乡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摘自毛泽东1936年10月22日致叶剑英、
刘鼎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1页）蒙哥马利：我也学过成吉恩汗，他强调机动性。毛泽东：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
东西。蒙哥马利：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毛泽东：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
——摘自毛泽东1960年5月27日同英国元师蒙哥马利的谈话（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25页）
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车，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违，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曰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摘自毛泽东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解析］
《孙子兵法》，又称《吴孙子兵法》、《孙子》，是世界上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作者孙武，春秋末期吴国将军，字长卿，约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末至前5世纪初。孙武本为齐国人，后因齐国内乱，出奔吴国。经美国重臣伍员推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1篇，被重用为将。后辅佐吴王阖闾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使美国以一隅之地而称霸列国。
《孙子兵法》分为十三篇：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约5900余字。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战争经验和进行兼并战争的军事理论，揭示了战争的若干客观规律，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该书从战争的地位到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从战争自身演变规律到战争指导规律，从战略思想到战术原则，都作了分析和论述，被历代军事家奉为经典。春秋以后的众多兵书，无不以孙武书为蓝本而有所发挥，有所引申，有所增益。该书流传至国外后，也受到高度赞誉。孙武被尊为“武圣人”，《孙子兵法》被推崇为“兵学圣典”，“世界第一兵家名书”。
作为一代军事大家，毛泽东很重视《孙子兵法》这本书。但这里有一桩公案，即毛泽东从事军事实践的初期，是不是读过《孙子兵法》。
事情的起因是，在土地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引兵井冈山，指挥工农红军逐步开创了以江西瑞全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胜利地打破了白军的三次“围剿”。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朱德等提出并成功地运用了以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为主要内容的红军作战原则。这“十六字诀”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其基本精神是：从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出发，利用农村的政治、经济和地理等有利条件，扬长避短，灵活机动，以求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夺取战争的胜利。
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到根据地后，当时“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排挤和打击毛泽东，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犊地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批判，说他“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乓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斥为兵法之宝”。他们断言：“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指责只能暴露他们的浅薄与无知，人为的把《孙子兵法》等宝贵的军事遗产贴上阶级的标签来加以拒绝。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战争作了许多研究，但是，在抗日战争前，他们的军事论著几乎没有中译本，在“山沟”里从事游击战的毛泽东等，只能把目光投向极其宏富的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遗产，并结合革命战争的实践加以运用。说毛泽东等是“无条件”地运用《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自是想当然之语。
至于在井冈山和稍后的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是不是读过《孙子兵法》，在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凯丰曾提出毛泽东迷信《孙子乓法》的问题，毛泽东则对凯丰讲，当时自己并没有读过《孙子兵法》。这件事，毛泽东在60年代曾讲过多次。除前面引述的1960年12月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那段谈话以外，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如果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
毛泽东还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从那以后”，便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36年10月22日给当时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和派往东北军做联络工作的叶剑英、刘鼎的信中，便指明要一部《孙子兵法》，并认为它符合自己所要研究的“战役指挥和战略”的标准。在稍后一系列军事论著中，毛泽东对这部书中的一些观点的引用，更是得心应手。后来，他又对斯诺说：“我确实读过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一类的著作。”
当然，从我们所看到的材料来看，毛泽东在长征以前也并不是一点也没有接触过《孙子兵法》，至少，在青年时代他是间接读过的。1913年10月至12月在湖南第四师范（翌年并入第一师范）就学所做的读书和课堂笔记《讲堂录》里，便有好几段前人记述和发挥《孙子兵法》的内容。我们不妨分别引述如下。
（一）“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这段话是黄震（1212—1280）《黄氏日钞》卷58《读诸子》中《（孙子）兵书》一节的大意。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又记有：“百战百姓，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毛泽东还标明，出自“孙武《谋攻篇》”。前两句确为《孙子·谋攻篇》中的原话。后几句出自《孙子兵法·形篇》，原文是：“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
（二）“苏沟论曰，按言以责行，孙武不能辞三失：久暴师而越衅乘，纵鞭墓而荆怒激，失秦交而包胥救。言兵则吴劣于孙，用兵则孙劣于吴，矧祖其余论故智者乎？”这段话出自苏洵（1009—1066）《嘉■集》卷三《权书下》《孙武》，其原文是：“若按武之书责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敌，则其支不得合’，而武使秦得听包膏之言，出兵救楚，无忌吴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者》曰，‘久暴师则钝兵挫锐，屈力弹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还，可谓久暴矣。越人能无乘间入国乎？其失二也。又曰，‘杀敌者怒也。’今武纵子膏、伯■鞭平王尸，复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敌，此司马戊、子面、子期所以必死仇吴也。勾践不颓旧家而吴服，田单稿燕掘墓而齐奋，知谋与武远矣。武不达此，其失三也。”
（三）“孙武越羁旅臣耳，越不能尽行其说，故功成不受官。”“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孝子。”“杀人以生人”。“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微观子五行相生相克之原，天地间无往而非兵生，无兵而非遁也，无道而非情也。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天之道也。使世无害则恩不去，世而无弱昧与乱亡，又奚用兼之取之哉，故曰恩即生于害也。世有诸强以灭人之国为事，灭国则害矣，然强者灭人之国为己国，而殖其民，己之民则恩矣，故害生于恩也。”以上诸段，多为魏源（1794—1857）《孙子集注序》中的原文。
这几段笔记说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便对《孙子兵法》有所了解，但只是一般的和间接的阅读，谈不上研究。到延安后，毛泽东确实花了相当功夫研读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军事学著作。对此，1959年4月5日，他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有过回忆。毛泽东说，“左”倾教条主义者说他照《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看来，毛泽东在延安写出大量的军事理论论著，并不是偶然的。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积累外，也与他下功夫研读古今中外的军事学论著有关。
2。灵活用兵乃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读孙武《孙子兵法》）
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情，暮气归。敌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气，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摘自《孙子兵法·军争篇》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怯，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而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摘自《孙子兵法·虚实篇》
［毛泽东读东的笔记和谈话］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侯，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特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罩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情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摘自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