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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陆逊按剑示强于部下，“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这里指的，便是诸葛亮最后一次伐魏时，司马懿看出他远道而来，利在急战，采取“以候待变”的战略。于是“亮数挑战，帝不出”。《三国演义》中有关描写，甚至说诸葛亮为了激怒司马懿出战，派人送来妇女衣物以污辱司马懿，司马懿却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手下将领按奈不住，他也反复劝说，《晋书·高祖宣帝纪》说得更有意思。诸葛亮送来妇女衣物后，“帝怒，表请决战，天子不许”，于是派辛毗杖节前来节制司马懿。“后亮复来挑战，帝将出乓以应之，毗杖节立军门，帝乃止。”这时，诸葛亮看透了司马懿的用心，对手下人说：他本来就不想同我交战，之所以上表请战，乃“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若真想打仗，何必不远千里向天子请战呢？的确，司马懿这一招，既保全了不甘受污辱的面子，又达到了以静制动、以稳待变的军事目的。正像毛泽东说的，这一手，确实“高明”。结果，诸葛亮病死五丈原，蜀军不战自退。
毛泽东在1966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曾说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历来说他坏，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不过，在历史上，司马懿的名声远逊于诸葛亮，大约是同为“相”，一则谋人之国，一刚鞠躬尽瘁之故。在《三国演义》里，司马懿则近乎一个丑角。不过毛泽东读史是不会受俗议和感情支
配的，他总能于人无见识处有见识。
9。韦睿为将，有刘秀、周瑜之风（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
五年，魏中山玉元英攻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武帝遣征北将军曹景宗拒之，次邵阳洲，筑垒相守，未敢进。帝怒，诏睿会焉，赐以龙环御刀，曰：“诸将有不用命者，斩之。”睿自合肥径阴陵大泽，过涧谷，辄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军盛，多劝睿缓行。睿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旬日而至邵阳。初，帝敕景宗曰：“韦睿卿乡望，宜善敬之。”景宗见睿甚谨。帝闻曰：“二将和，师必济矣。”魏将杨大眼将万余骑来战。大眼以勇冠三军，所向皆靡。睿结车为阵，大眼聚骑围之。睿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者众。矢贯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众来战。睿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以麾军，一日数合，英甚惮其强。魏军又夜来攻城，飞矢雨集。睿子黯请下城以避箭，睿不许。军中惊，睿于城上厉声呵之，乃定。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睿装大舰，使梁郡太守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会淮水暴长，睿即遣之，斗舰竟发，皆临贼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元英脱身遁走。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斩道亦如之，其余释甲稽颡，乞为囚奴，犹数十万。睿遣报昌义之，义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魏军——引者注）虽众，何所用之。
（曹景宗—引者注）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
（韦睿——引者注）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
（魏军——引者注）百万之众，皆局。
——摘自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的批语
（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等200、201、202页）
［解析］
韦睿是梁武帝的主要将领，有杰出的军事才干，成功地指挥了好几次重大战役。毛泽东读《韦睿传》，对其英勇善战的事迹批注不少。
前面的引文，说的是天监五年（506），韦睿督军解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之围的经过。这年，北魏中山王元英“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攻下了梁占领的徐州，把徐州刺史昌义之围困在钟离。毛泽东认为，魏军虽多，“何所用之”。梁武帝先是派曹景宗去解围，但因敌兵太多，军到邵阳，曹景宗就筑垒相守，不敢前进了。毛泽东批道：“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梁武帝又派韦睿去，韦睿昼夜兼程，看见魏军人多，部下却功他缓行，韦睿则无所畏惧，认为钟离如此危急，怎能缓行呢？毛泽东对韦睿的这个气概，颇为赏识，批道：“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刘秀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公元23年，王莽派兵42万，包围了起义的绿林军占领的昆阳，当时还是义军将领的刘秀突围求援，然后又率3000人马，回攻王莽军队，集中突破了敌军中坚，遂内外夹击，歼灭了王莽主力。三国时东吴大将周瑜，率3万人马，在赤壁大败曹操的20多万人马。毛泽东把韦睿同刘秀、周瑜相提并论，可见评价之高，推崇他敢于以少敌众，以弱胜强的大将风度。
韦客率军到邵阳后，乘夜挖掘长堑，构造营垒，凭空突起，截洲为城。天亮后北魏主将元英见后大惊：“是何神也？”对这一段，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然后，曹景宗又派人潜入被北魏围困的城内，告诉他们援兵已到，以稳定军心。读至此，毛泽东很细心地批注：“此别一城，非违睿新筑邵阳洲之城。”在这一战中，起初，魏军攻韦睿甚烈，部下诸将，包括韦睿的儿子在内，都请求下城楼避敌如雨箭矢，韦睿不许，自己稳立城头。后韦睿用火攻魏军，魏军赴水而逃者淹死10余万，被梁军斩首10余万，其余弃甲投降者数十万。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批道：“百万之众，皆尽。”
对韦睿指挥的其他战斗，毛泽东也很有兴趣，批注中称赞有加。
梁武帝天监四年（505），韦睿都督众军攻北魏。他派人攻打北魏的小观城，久攻不破，于是，“睿巡行围栅，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陈于门外，睿欲击之，诸将皆曰：‘向本轻来，请还授甲而后战。’睿曰：‘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今无故出人于外，必其骁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众犹迟疑。睿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睿之法，不可犯也。’乃进兵，魏军败，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
读到这段话，毛泽东在“睿巡行围栅”处加了旁圈，天头上划三个大圈，批道：“躬自调查研究。”似犹嫌不足，又在自己写的“躬自”两字旁边加了旁圈，以加重“躬自”在调查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传中说到韦睿准备攻击从魏城里跑出来的几百个人时，毛泽东批道：“以众击少。”部下以没有准备而劝阻，韦睿认为这些必为守城的骁勇之辈，打败了他们，其城自拔。毛泽东在天头上划了三个圈，批道：“机不可失。”可诸将仍然犹豫，韦睿持节施令。毛泽东又逐字旁圈，批道：“决心。”结果一战而攻下小岘城，说明违睿的调查、分析和决断，都是正确的。
在攻下小岘城后，违睿又派人进攻北魏占领的合肥，也是久攻不下。于是，违睿到后，“睿案行山川，曰：‘吾闻汾水可以灌平阳，即此是也。’乃堰淝水。顷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魏初分筑东西小城，夹合肥。睿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将杨灵胤帅军五万奄至，众惧不敌，请表益乓。睿曰：‘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且吾求济师，攸亦征众。师克在和，古人之义也。’国战破之，军人少安。”
读到这段，毛泽东在“睿案行山川”旁加了旁圈，天头上划着三个三圈，又一次批道“躬自调查研究”，还在“躬自”旁加了套圈，在“调查研究”旁加了单圈。可见毛泽东对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以取得战争胜利是多么重视，对韦睿的躬身调查是多么赏识。违睿正是在调查之后，提出在淝水修筑堤堰以通舟舰，以击破合肥的。起初，北魏援兵5万来救，诸将请违睿也派兵来，韦睿没有答应，认为胜败的关键不是双方都加兵。于是下令攻战，结果取胜。毛泽东对这段话也加了旁圈，批道：“以少击众”。
当淝水堤堰修成时，韦睿派人驻守，后被魏攻陷，逼近韦睿驻地。诸将都劝他退避，他非常生气，说“将军死绥，有前死却”，“因令取嫩扇麾幢，树之堤下，示无动志。”毛泽东也很欣赏，在旁加了圈，批道：“以少击众。”又在这四字旁逐字加旁国，以表示对韦睿临危不惧、胆识过人的称赞。
天监七年（508），司州刺史马仙■被魏军困扰，梁武帝派韦睿去援助。韦睿率军到安陆，“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颇讥其示弱，睿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毛泽东对这段话批注：“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夏侯渊是三国时曹魏名将，建安二十四年（219），在阳平被刘各击败战死。据《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渊传》记载，当初夏侯渊屡打胜仗的时候，曹操数次告诫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讨；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对韦睿以曹操之语来回答那些讥笑他示弱的人，表明他不光是勇战的将领，也是善于“行之以智计”的将领，有勇有谋。毛泽东的批语，对他的做法表示了肯定，也说明毛泽东读史对军谋的熟悉。违睿的威名震慑了北魏中山王元英，他追击司州刺史马仙■，马本想雪邵阳洲被击败的耻辱，一听说韦睿增城起楼以待，立即退乓。结果韦睿不战而胜。
韦睿不仅能攻，而且善守。梁武帝初起兵时，郢州困守一年左右，城内101万居民死去十之七八，梁武帝派韦睿为江夏太守，兼理郢州府事。韦睿“科简隐恤，成为营理”，百胜都很信赖他。毛泽东批道：“善守。”
以上种种，违睿很有军谋，有胆有识，智勇兼备，能攻善守、攻守有度，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帅才，毛泽东称之为“有刘秀、周瑜之风”，当不为过。
韦睿有胆有识有量，能攻善守，识大局，顾大体，不争功，不恃宠，为南朝将领第一也。梁武帝半生功业仰仗于此人，毛泽东对他情有独钟，对韦睿的评价，已超过史家之笔。
10。攻者愚，守者智（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六十二《董璋传》
（长兴）三年四月，璋率所部兵万余人以袭知祥。（《九国志·赵季良传》：“季良尝与知祥从容语曰：‘璋性狼戾，若坚守一城，攻之难克。’及闻璋起兵，知祥忧形于色。季良曰：‘璋不守巢穴，此天以授公也。’既而璋果败。”）知祥与诸将率师拒之，战于汉州之弥牟镇。璋军大败，得数十骑，复奔于东川。
——摘自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六十二《董璋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攻者败，守者胜，攻者愚，守者智。——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六十二《董璋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1页）
［解析］
董璋和孟知祥都是后唐将领，分别为东川和西川节度使，对朝延都有二心，曾互相联络。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朝延夺取董摩官爵，杀了他在朝为官的儿子，并派兵攻讨东川，没有成功，遂用怀柔政策，让东川和西川各自保境安民。孟知祥派人向董璋建议，两人连表向朝廷称谢。董璋认为，对朝廷都有二心，可偏偏是自己的儿子被杀，是孟知祥背叛了自己取得朝廷的信任。于是在长兴三年（932）离开东川去攻打孟知祥的西川，结果大败而归。毛泽东读至此，很注意书中引用的一个注，即孟知祥手下的赵季良对董璋离开自己所占之地，奔袭西川的分析，认为这是扬短避长，必然失败。毛泽东由此发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是进攻的人愚蠢，坚守的人聪明，结果必然是“攻者败，衬者胜”。
其实，这时董、孟二人共同的敌人是朝廷，在外敌压力面前，二人理应联手，董偏要互相残杀，其取败者一；但凭一己猜忌，出师无名，取败者二；以万骑离开巢穴攻击有备之敌，取败者三；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说“攻者愚，守者智”的道理。
11。危急包含有转守为攻的机会（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书·武皇本纪》）
［原文］
（天复元年）四月，汴将氏叔琼率兵五万，自太行路寇泽、潞，魏博大将张文恭领军自新口入，葛队周领兖、郓之众自土门入，张归厚以邢、锚之众自马岭入，定州玉处直之众自飞狐入，侯言以晋、绛之兵自阴地人。氏叔琮、康怀英营于泽州之昂车。武皇令李嗣昭将三千骑赴泽州，援李存璋而归贺德伦。氏叔琮军至潞州，孟迁开门迎，沁州刺史蔡训亦以城降于汴。氏叔琮悉其众趋石会关。是时，偏将李审建先统兵三千在潞州，亦与孟迁降于汴。及叔琮之入寇也，审建为其向导。汴人营于洞涡，别将白奉国与镇州大将石公立自井陉入，陷承天军。及攻寿阳，辽州刺史张鄂以城降于汴，都人大恐。时霖雨积旬，汴军屯聚既众，刍粮不给，复多痢疟，师人多死。时大将李嗣昭、李嗣源每夜率骁骑突营掩杀，敌众恐惧。
五月，汴军皆退。氏叔宗军出石会，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骑五千蹑之，杀戮万计。——摘自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书·武皇本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沙陀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毛泽东读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书·（武皇本纪》（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57页）
［解析］
上面引述的原文，说的是唐昭宗天复元年（901），朱全忠（朱温）集中兵力攻打河东李克用《文中称“武皇”）的一次战役。朱全忠和李克用，分别为唐王朝封的梁王和晋王，事实上是当时军阀割据中两股最大的势力。唐光化三年（900），朱全忠控制整个河北诸镇后，试图一鼓作气攻取河东（即今山西一带）晋王李克用所占领的地方。
天复元年一月，朱全忠派张存敬攻占了晋、绛两州（即今山西临汾市、新绛县），又迫降了河中节度使王珂（李克用之婿）。四月，朱全忠又发六路大军，分进合击晋阳。面对强大攻势，李克用的一些部下不战自降，使朱全忠的主力氏叔琮部顺利进占泽、潞两州（今山西晋城县和长治市），出石会关（今山西榆社县西）逼近了晋阳。与此同时，由马岭（今山西昔阳县东南）南下的张归厚部到达辽州（今山西左权县），并迫降辽州刺史张鄂，由井陉西进的白奉国部也攻拔承天（今山西平定县东）。几路大军，合围晋阳城下。所以，毛泽东在批语中说这是“沙陀最危急之秋”。李克用是少数民族，属沙陀部。但毛泽东认为，危急中也包含着“转守为攻”的机遇，就看你能不能做出判断和选择。李克用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他派大将李嗣昭、李嗣源率精兵强将每夜出城袭营掩杀，造成敌兵的极大恐慌。加上敌军粮草供应不济，士卒多患疾病，于5月朱全忠不得不下令全部撤军。李克用又派精兵追击，杀获甚众。
毛泽东根据这一战例，提出“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并认为“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大概也包含有他在中央苏区时期，成功地领导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体会。
12。兵书略通即可，多则无益（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二刘■传》、卷三十二《刘仁赡传》）
是时，庄宗在魏，数以劲兵压■营，■不肯出，而未帝又数促■，使出战。庄宗与诸将谋曰：“刘■学《六韬》，喜以机变用兵，本欲示弱以袭我，今其见迫，必求速战。”乃声言归太原，命符存审守魏，阳为西归，而潜兵贝州。■果报未帝曰：“晋王西归，魏无备，可击。”乃以兵万人攻魏城东。庄宗自贝州返，趋击之。■忽见晋军，惊曰：“晋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庄宗与符存审为两方阵夹之。■为圆阵以御。晋人兵再合，■大败，南奔，自黎阳济河，保滑州。
——摘自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二《刘■传》
仁赡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杨行密，为濠、滁二州刺史，以骁勇知名。仁赡为将，轻财重士，法令严肃，少略通兵书。事南唐，为左监门卫将军、黄袁二州刺史，所至称治。
——摘自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二《刘仁赡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毛泽东读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二《刘■传》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9页）（兵书）略通可以，多则无益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