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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所引的毛泽东读《逍遥游》“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一段的心得，表明他从庄子的义论中，引申出必须厚积薄发的人生道理。他以李鸿章为例，说他早年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虽取胜建功，但正如庄子说的，只是以杯水载草芥之舟；而后来他办理国务，着着失败，则如庄子说的以大舟行于浅水，自然无力，因“水之积也不厚”。在毛泽东看来，庄子的水舟议论，应使“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青年时代，毛泽东时常在自己的言论中引用《庄子》。1915年秋，他发出《征友启事》，得到罗章龙的应征之信后，便在复信中引《庄子》“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来表达自己的心情。1917年4月1日《体育之研究》里，毛泽东借庄子在《养生篇》里写的庖丁解牛的故事，说明“养生之道”，认为体育锻炼“皆先精究生理，详于官体之构造，脉胳之运行，何方发达为早，何部较有偏缺”在1917年夏为萧子升的《一切入一》读书笔记写的序言中，毛泽东开篇即讲：“子维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世学问之涂愈益加辟，势有不可究诘者。惟文化进矣，人之智慧亦随而进，则所以究诘之者，仍自有道也。”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作的批语中，毛泽东说：“技术家之为技术，虽系为生活起见，而当其奏技之时，必无为人之念存于其中。庄子曰：‘癯瘘丈人承蝉，惟吾蝉翼之知’。凡天下事所以成，所以成而有价值者以此（即一片浑忘人己差别，惟注事际事物之真诚。）”这是用庄子的话来说明一种创作著书的境界及其效果。原文见《庄子·达生》：“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枸；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逍遥游》是《庄子》的名篇，出自“内篇”。在这篇文章里，庄子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说他看见一本叫《齐谐》的志怪书中记载，鲲鹏半年才呼吸一次，它从北往南飞，“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庄子塑造鲲鹏的本意是，即使是这种横空出世、绝云气、负青天的神鸟，也要凭借空气的浮力才能高翔远举，由此阐发他的“有所待”和“无所待”的哲学问题。但后人以此形象入诗，似乎从来不按照庄子的原意理解这个形象，据其气势风貌把它改造为志向远大、壮美俊伟的崇高形象。多以此自喻或喻人。李白写《大鹏赋》自喻，便这样描绘其展翅风貌：“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
毛泽东很喜欢庄子笔下大鹏这个寓言形象。在前面引述的1945年4月24日的那个讲话中，他把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发展比作一个翅膀可把中国扫尽的大鹏。此外，毛泽东还多次以这个形象入诗。
最早是1918年为准备东渡日本的罗章龙而作的七古《送纵字一郎东行》。诗中写到：“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这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毛泽东的喻人和自喻，其“要将宇宙看米”的胸怀和“到中流击水”的信念，跃然纸上。毛泽东如鲲鹏一般墩越壮观的生涯，便是从这里起步的。在这首诗里，鲲鹏形角的寓意还较抽象，是一种信念崇拜和自我夸张。
1963年12月，毛泽东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于悼念叙往的情境中，凸然而出“斥课牌鄞竽瘢ゼΤば嫌シ恰绷骄洌柚昧恕俺恸‘”、“昆鸡”和“大鸟”、“老鹰”两种渺小与崇高的对立形象，以喻人事的褒贬。大鸟即鲲鹏，斥褐感∪浮Ｗ釉凇跺幸Ｓ巍防镌杌娴剑恸‘等肖小之辈，抬头望见背若泰山，绝云气、负青天在天空中展翅的大鹏，颇不以为然地说：“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即我也是在飞，而且飞得颇有乐趣，你“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即，你哪里用得着图谋这样费力地飞到九万里以外的南方去呢？燕雀不知鸿鹄之志，故每见其行而非议之，这是人世间常有的事。毛泽东在诗中袭此典意，把悼念战友的深情，把对罗荣桓的赞扬和倚重的意思，引向更开阔的视野，引向国际国内不断变化的风云，引向他对当时形势的看法。
1965年秋，当毛泽东越来越忧虑和愤慨国际修正主义日益背离马克思主义道路，像斥∧衲茄竽看绻猓ナг洞蟮墓膊饕謇硐氲氖焙颍忠淮蜗氲搅琐锱粜蜗蟆Ｔ凇赌钆俊つ穸蚀稹分校渎星榈孛杌妫骸蚌锱粽钩幔磐蚶铮鲆⊙蚪恰１掣呵嗵斐驴矗际侨思涑抢保⒊靶δ侵置患烂妫阌谠谂罴涮刺ィ娑苑缙鹪朴康那槭疲恢耄蠛啊霸趺吹昧耍パ轿乙稍尽钡某恸‘小雀。这里的鲲鹏，就是那些志壮坚信马列，永远继续革命的人，当然包括毛泽东自身。他们的行程是那样的高远，他们的气势是那样的浩瀚。人间城廓里的芸芸众生，蓬间小雀患得患失的斤斤计较，都在他们的不屑一顾的俯瞰之下。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第三段话，说到《庄子》里的“秋水篇”。河伯是传说中的黄河水神，平日觉得百川灌河，以为天下之水皆归于己，便盲目自大。等他顺流东行，看见无涯无际的大海，方觉自己渺小，只能“望洋兴叹”。《庄子》“秋水篇”写了这件事。大概是李讷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自己读了这篇文章，毛泽东觉得，读了这篇文章，不会再做河伯，也就是不再盲目自大。
5。了不起的唯物主义（读屈原《天问》、柳宗元《天对》、《天说》、刘禹锡《天论》）
［原文］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授殷天下，其德安施？
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摘自屈原《天问》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易可言焉！往来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位庸庇民，仁克莅之。纣淫以害，师殛圮之。
——摘柳宗元《天对》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无论》，这篇哲学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
——摘自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5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
关于历史。——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谈话
主席认为柳宗元的文章的思想性比较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他指出；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我问主席能否说柳宗元是唯物主义者？他说顶多能说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成份。主席很推崇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两句诗他就很欣赏。主席对历史实在熟，说到这两句诗时，立刻说出这首诗是刘禹锡送白居易的。刘禹锡的文章不多，但他所作《天论》三篇，主张‘天与人交相胜’之说，他的反对迷信，反对因果报应的思想，主席给以较高的评价。我问主席，刘禹锡可否算作是唐朝的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者？主席说：“可以。”主席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评价与我们想的不同，他都同我们作了具体分析。
——摘自毛泽东1965年6月20日在上海同刘大杰的谈话（见《毛泽东在上海》第14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作为进步的政治家和诗人，屈原以其独特的艺术想象和批判精神，在《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疑问，内容涉及天地的形成和结构，以及人类社会变迁的种种神话传说，诸如伏羲为帝，女娲造人，殷受天命等等既成的传说和信念，屈原都表示了大胆的怀疑和驳难，体现了神话不可依，天命不可待的历史理性观念。故鲁迅说屈原的《天问》“怀疑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天对》是柳宗元被谪贬永州（今湖南零陵）期间写的论著，它以逐段回答《天问》的形式，批判地继承了《天问》的思想，发展了荀况的“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王充等人的“元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学说，并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批驳了各种把自然界神化的传说和神灵创世的廖论。作者认为：在天地未形成以前，宇宙间只存在着一种叫做“元气”的原始物质；宇宙是无限的；天地万物是由宇宙间阴阳两种元气的变化产生的。这些观点，不但坚持了唯物论，而且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对推进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宇宙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作者还运用无神论去解释历史，驳斥了“群权神授”的谬说，指出人心的向背是决定王朝兴废的主要原因，这在当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天问》既是一篇气势磅礴的文学作品，又是一篇表达历史理性思维的哲学论著，把二者结合起来，屈原是第一个。故引起思想家而兼诗人的毛泽东的重视。《天问》的“了不起”，在于它提出了问题；《天对》的了不起，则在于它以唯物主义思想和诗的形式回答了问题，而且《天问》产生以来，就这么一篇有胆识的“对”，这是毛泽东格外推崇柳宗元的地方。
毛泽东认为，要全面准确地评价柳宗元的文学创作的积极意义，就不能抛开他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突出贡献。《光明日报》1959年3月1日刊载了一位文学史家写的读书札记《柳宗元的诗》，简要分析了柳宗元的政治讽喻、反映民生疾苦、抒发个人牢骚、离乡去国的悲愁几类题材的作品。毛泽东读后，对工作人员谈了自己的看法：“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说》，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我们在前面引的那段话。工作人员在回忆中说到柳宗元的《天论》，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观点，可能是误记。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刘禹锡的《天论》，但柳宗元是赞成这个观点的。柳宗元在读到刘禹锡的《天论》后，曾写了《答刘禹锡〈天论〉书》，说刚读时，“大喜，谓有以开吾志虑”，在这篇文章，他便引了刘的天人“交胜”之说。
刘禹锡写《天论》，则是起因于柳宗元的另一篇文章，叫《天说》。刘的意思是要欲毕《天说》未究之言。《天说》是柳宗元在永州时写的一篇短文，是同韩愈就天有无意志问题进行论战的。韩愈认为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柳宗元在这篇文章中说天地、元气、阴阳都是物质，没有意志，人类社会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熟悉。1963年5月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说：“柳宗元30岁到40岁有10年都在永州，他的山水散文，与韩愈论辩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写的。”
毛泽东说“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是指刘禹锡的《天论》（上、中、下）。《天论》是刘禹锡的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主要论述了天的物质性、天与人的关系、产生天命论的根源三大问题。柳宗元的《天说》只阐明了天人相异的观点，刘禹锡的《天论》3篇则进一步提出了“天非务胜乎人”，而“人诚务胜乎天”的观点，所以说是“发展了”柳宗元的唯物主义。
刘大杰在《一次不平常的会见》这篇文章中还记叙，毛泽东1965年6月20日同他的谈话中，还从天命观说到王安石。刘大杰说：对于宋朝的王安石，我们一向总以为他能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是他的进步之处。主席却认为，在王安石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过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的思想，譬如屈原、王充。主席说：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不容易做到。主席还说：“要学习王安石这种‘人言不足恤’的精神，不要害怕批评，要敢于发展、坚持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由此及披地阅读和评论《天问、《天对》、《天说、《天论》以及王安石的“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足见其读书方法之一斑，也说明他对古代哲学中“天人关系”这一课题的重视。
6。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读戴圣编纂《礼记》）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摘自戴圣编纂《礼记·杂记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作一次全面的总结，纠正了“左”的偏向，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摘自毛泽东1948年4月2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
谈话》（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321页）
［解析］
《礼记》，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讨论礼制的论文集，多为孔子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所记，间有讲述礼仪的古书。后来成为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故又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全书分“曲礼”、“檀弓”、“中庸”、“大学”、“礼运”、“乐记”、“杂记”等49篇。前面所引的一段原文，说的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参观了民间的一次年终祭祀活动，孔子问他是不是感到快乐，他说全国上下都沉醉于狂欢之中，自己怎么会快乐呢？接着，孔子说了一番道理，意思是：百姓长年辛劳，现在才有放松的机会，这其中的道理你是不会明白的。如果总是紧张而不松弛，周文王、周武王就不会成功；反过来，如果总是松弛而不紧张，周文王、周武王就难以实施管理。紧张与松弛相结合，间而用之，就是周文王、周武王治政成功之道。“张”、“弛”的比喻，来自弓弦拉得松还是紧。
毛泽东从年轻时，就读了《礼记》这部书。在1913年10月至12月记的《讲堂录》以及稍后的书信和文章中，便引用不少《礼记》中的话。前面引的1948年的这个谈话，是借《礼记》中所载孔子的话来说明党的政策和策略需要时常调整和转换，不要老是向一个方面偏去，否则，走向极端，就会出现失误。在1958年5月17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也借《礼记》中的这段话讲过光是紧张不行的道理。至于“张”与“弛”在政策上的各自内会，毛泽东在1959年7月31日于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党内批评和党内斗争时，曾说过，胡琴拉得太紧，弦要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弛就是右倾、保守。弓箭时代，弦要解下。开弓如满月，箭发似流星。拉紧不能太久。文武之道，是辩证法。休息两天，换换空气。不要一句话不
对，就是什么什么。要容许申辩。
7。普渡众生，解除受压迫的痛苦（读《六祖坛经》、《金刚经》、《华严经》）
佛（释迦牟尼——引者注）言：“善哉！善载！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咐嘱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摘自《金刚经》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他（毛泽东——引者注）回顾了中印两国人民由来已久的传统友谊，这种友谊在今天团结一致的反帝斗争中达到了高峰。他说，在古代，佛陀传扬恢弘的教义，保佑普天下之太平无恙。现在印度医疗队来到中国，是来传播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团结友谊的。在谈到这些话题时，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