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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坛经》，是慧能的弟子法海根据慧能的谈话集录的一部典藉，又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其中记述了禅宗六祖一生得法传宝的事迹和他启导门徒的言教。其宗旨，我们在前面引用的几段话大体能表现出来，不外“净心”、“自悟”四字。净心，即心绝妄念，不染尘芳；自悟，即一切皆空，无有烦恼。能净能悟，便可顿时成佛。于是，学界又常用“见性成佛”来概括《六祖坛经》的中心思想。“性”就是众生本来就有的成佛的可能性；“见”大体就是“自悟”，并且往往是“顿悟”，所以说，“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因为，“万法尽在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毛泽东认为，慧能的思想动摇了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地位，主要是他使禅宗徒众，敢于说佛不在外，在我心中，甚至人人都可以自称为佛了。这样，原来天竺各宗派所虚构的高不可攀的佛，变成了举目可见可为的平常人，这对破坏原始意义上的佛教起了很大作用。《金刚经》里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离一切相，即名诸佛”。慧能回南方传播的禅宗南宗，就是要尽力扫相，佛即诸相之一，扫相必然要扫佛。攻击南禅的宗派，说他们“喝祖骂佛”，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佛教一传入中国，就面临着如何让中国人接受的问题。要使他中国化，就必须溶进中国传统的思想。早在南朝梁武帝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竺道生，就开始用玄学来解释佛理，从而吸收了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再后来，禅宗的一些僧徒所作的语录，除去一些必要的佛教门面话外，大量吸收了儒家的思想，特别是在宋代，佛教与儒家的一些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了。这就使佛教更加中国化了。
应该说，佛教特别是禅宗敢于否定经典偶像和成规，勇于创新，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与毛泽东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民族化的思想，似不无相通之处。对此，毛泽东在晚年曾有过直接的表述。1975年6月，在会见一国外共产党领导人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各国革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要照抄中国。接着，他便以佛教为例说，鸠摩罗什说，“学我者病”，他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鸠摩罗什的话，在他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上面说的。
10。身教与言教（读李贽《李氏文集》）
自公倡道以来，谁是接公道柄者乎？他处我不知，新邑是谁继公之真脉者乎？面从而背违，身教自相与遵守，言教则半句不曾奉行之矣。以故我绝不欲与此间人相接，他亦自不与我接。何者？我可趋之势故耳。
——摘自《李氏文集》卷三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身教亦未必皆相与遵守，言教只要是真理，亦未必没有人奉行。——毛泽东读《李氏文集》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89页）
［解析］
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福建晋江）人。曾任国子监博士、南京刑部员外郎，做过云南姚安知府。后来从事著述讲学，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泰州学派后期的突出代表人物。他公开站在“异端”的地位，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见解，主张重视功利，对封建传统教条和假道学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他反对把孔子当做偶像，反对把儒家的经典当做天经地义。结果被统治者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入狱，死在狱中。主要著作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初谭集》等。李贽曾说：“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盲，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其著故名《焚书》。
在哲学上，李贽是“左派王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位列明季思想解放运动中，少数异端性的“狂狷”之属。其言论之放诞无忌和行为之不可思议，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属骇世惊俗。各种迹象表明，毛泽东对李贽这种大胆的反传统精神是持欣赏态度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也属于那种立足传统文化而又反传统的思想家，在此一点上，他们的心有相通之处。毛泽东的这段评论是借李贽来谈“身教”与“言教”问题，实际上与李贽的原义是有所游离的，借古人之言发自己之议论，这是毛泽东读书常有的事情。这里，毛泽东的议论十分精当，诚然，在中国的传统中，习惯于把人的言与行结合起来看或评价，常常因其行而废其言。其实，只要这个人的言是真理，尽管其行有玷污处，那么就不必因人而废言。这才是一种客观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11。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读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颠倒——这是唯心论哲学基本的特征。孔子哲学是到处表现了这特征的。孔子说：“吾党之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不直叫做直，直叫做不直，这是颠倒，也是伪善，而伪善和残忍——时常是不可分开的。章太炎论儒家，曾叹息道：“呜呼！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先进的中国人，近代的启蒙学者，对于儒家的这些方面曾都是表现了不容忍的。
孔子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支配阶级在精神上首先最完满发展的正宗代表人，同时也正是中国唯心论哲学的真正开山大师。他的阶级基础，把他限在形而上学的唯心论的基本立场上，而这些在2000余年来曾被支配阶级作为奴役人民精神的鸦片。
——摘自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伯达同志的《孔子哲学》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纲看），觉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帷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下列意见是从伯达文章望文主义他说出来的，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
“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不如倒过来说：“社会中（说国家中似较妥当）君与臣的关系，反映了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事实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国家发生以前，家庭是先发生的，原始共产社会末期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先驱，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如伯达所说的“基本细胞”，封建国家为了适应它们的集中（封建主义的集中）而出现。
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伯达同志有了一些批判，但还觉得不大严肃。——毛泽东1939年2月20日致张闻天信（见《毛泽东书信进集》第144、148页）
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梁，胡，冯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苦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可在孔子篇的末尾来一申明（此申明低二格写），说明此篇，前二篇，及尔后发表诸文，凡引他们的话，都是引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说得对的，或大体上
说得对的东西，对于他们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则属另一问题，须在另一时间去做。——毛泽东1939年2月22日致张闻天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0—151页）
［解析］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报告时，号召全党来一个理论学习的竞赛，并特别强调：中国的历史文化遣产“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陈伯达为响应这一号召，陆续写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等一系列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文章。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得到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同志的支持，并由他将其中的一些文章转呈给毛泽东阅读，毛泽东很重视这项研究工作，1939年1月17日给陕北公学教授何干之的信中说：“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在其正式发表前读过三次。一次是在1939年1月以前。一次是2月20日，看后给张闻天写了封长达2700字的信，谈了七个方面的修改意见。上面所引毛泽东的第一段评论，便是这封信中的内容。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很快又对这篇文章作了修改。毛泽东又读了这份修改稿，于2月22日夜给张闻天的信中说“改处都好”，同时又提了三条意见，其中便包括上面所引毛泽东的第二段评论。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再次修改后才定稿，发表在1939年4月15日出版的延安《解放》杂志上面。从这一过程来看，毛泽东不只是一般地阅读《孔子的哲学思想》这篇文章，而且为其成熟提供了指导性思想，文章事实上包含了毛泽东的一些观点。
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的原稿，现已无法查到。从发表稿来看，全文1。2万字左右，着重分析、批判了孔子在名与事（实）、文与质、知与行以及中庸、忠孝、仁德诸方面的唯心主义观点。毛泽东赞成文章的基本论述，所看重、所提倡的是它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运用。毛泽东在两封信中分别提出的修改意见也充分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
（一）原稿中论述孔子的忠孝观时曾说：“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是不准确的。因为家庭是国家形成的基础，而不是相反。故毛泽东建议把这句话倒过来说，并提出：“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封建国家正是为了“适应”这些基本单元的集中而出现的。这样，孔子提倡的封建社会政治秩序只不过是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小生产经济基础的反映；孔子提倡的臣“忠”于君的国家关系，也正是子“孝”于父的家庭关系的延伸。从毛泽东的这个观点看，说明他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是熟悉的。陈伯达在发表稿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写道：“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成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之基础。忠也是孝的放大。”
（二）章大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是近现代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颇有建树的大家，陈伯达在自己的系列文章中引了他们不少论述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仅就《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而言，便引了章大炎、胡适关于“儒”及其起源的解释，关于孔学与老子的关系的观点，胡适关于孔子说的“仁”及“吾道一以贯之”的分析等等，文中也不时出现“胡适说得好”之类的断语。毛泽东对他们的基本思想是比较熟悉的，认为他们“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在体系上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基本的区别。故为避免“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毛泽东建议在文末加一申明。遵循这一意见，陈伯达在发表稿的最后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作者附带表白：近代中国治古代哲学的人，如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以及冯友兰等，他们在某些个别问题上是有些发现和成绩的。我在从事这学问的研究的时候，对于他们某些个别问题的发现，也曾引证过一些，但毫无疑义的，在他们之中，无论哪一位，都还没有把握过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真正的钥匙，而且对于任何古代哲学者的真正完满的面目，也还没有能真正科学地处理过；他们的观点一般地是属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有的存有庸俗唯物论的观点（如胡适），但其结果还是走向唯心论；用这一类的哲学观点去处理中国哲学史，是不能获得真正的科学结果的。我们想科学地去理解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就必须采取另一种方法和道路，这种方法和道路，不是别的，就是唯物辩证法。在拙作成书的时候，我还想较详细地来说明这一切问题。”这段话，基本上是对毛泽东关于应当怎样评价近代以来章、梁、胡、冯对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我们应当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古代思想史的观点的解释。
12。对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读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在孔子看来，名是第一，“事”（事物）是被名所决定，而不是名被“事”所决定。名实的关系在这里是被倒置的。孔子把真实的世界变成概念的世界，而且把概念的世界看成不变的世界。可是，孔子的概念世界，不是别的，却正是自己真实世界的反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真实世界不是别的，就是封建秩序的世界；孔子的正名，就是在于根据这封建秩序所规定的，作为规定一切事物的准则。孔子把“正名”看成建立和巩固真实封建秩序的基础；其实相反，真实的封建秩序乃是孔子“正名”的基础，“正名”对于肯定和巩固封建秩序的作用，乃是在这真实基础上所起的反作用。
——摘自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名不正则官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此点似宜在文中指出，以免读者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也可以“成”。“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祝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没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毛泽东1939年2月20日致张闻天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148页）
说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绩时引了郭沫若的话，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乎事实，也与本文冲突，我觉可以不引。——毛泽东1939年2月22日致张闻天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0页）
［解析］
对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这是毛泽东读《孔子的哲学思想》所提出来的一个重要观点。
提出这个观点的背景是：当人们刚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和批判唯心论观点时，容易过分强调存在决定意识而忽视主观能动性，这样，便不能同机械唯物论划清界限，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唯心论的观念论，还会对唯心论思想体系中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予以简单的否定。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原稿中就存在着以上缺陷，诸如毛泽东指出的，对“正名”说的看法，对文与质、言与行诸范畴的分析，以及认为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等。
毛泽东则认为：“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因此，批判孔子的观念论体系并不等于要全盘否定其体系中“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的观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在发表稿里分别作了修改。关于“正名”说，文章写道：“我们没有否认‘正名’对于‘成事’，是有其一定的能动作用。‘正名’能给人们在一定时机上、为一定事业而奋斗的方向和目标。就这点上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