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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了我们。党开始长大了，后来又跌下来，又小了。党转入地下，然后想法斗争，搞根据地，我们又长起来了。每当跌下来时，党内就产生失望情绪，俄国的情况也一样。1905年革命失败后，跌下来，悲观失望，搞召回派，唯心主义哲学，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就是为这种情况而写的。俄国的这一跌，列宁叫做1905年的军事演习。
如果单从理论上看，毛泽东对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体会，并倡导人们认真读它，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是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应该指出的是，50年代末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现实的了解，对党内思想倾向的估计，逐渐有了偏差。因此，他有时号召人们读这本书，读那本书的现实针对性，也出现了偏差，有不正确
的地方。
21。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统一法则（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伯伦斯泰因，用他自己所创造的资本主义之平和的进化的发展的理论，来对抗辩证法的飞跃说、革命说。
对于唯物论辩证法的修正，是向着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能动性、革命性——实行的。这种修正是打破理论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的统一之尝试，而这两者的统一在唯物辩证法上，正是“内部的而且不可分的”被结合着。伯伦斯泰因不去提高普罗列达里亚斗争中的能动性与热情，反而鼓吹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之不可能。
普列哈诺夫虽然暴露了伯伦斯泰因的观念论，却没有冲倒修正派在辩证法问题上曲解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根基。特别是他并不曾顾虑到修正派放弃了“辩证法上决定的东西”——对立的统一。伯伦斯泰因及其一党，建立阶级协调论代替对立的统一的法则。最后，对于辩证法的本质之无理解表现得最厉害的地方，是普列哈诺夫和其他少数派在1914年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公然喊出“防御祖国”的布尔乔亚的口号。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6页）
［解析］
“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统一法则。”这一重要批注是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时写下的。这部教科书是由前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现译希罗科夫）、爱森堡（现译艾森贝格）等人集体撰写，1931年出版于前苏联的。这是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之后写作较早、影响较大的一本书。1932年3月，日本学者将它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932年9月，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和他的学生雷仲坚从日文本转译成中文，以笔耕书店名义出版，为竖排本。时至1935年6月，印行了第3版。该书当时被人们认为是对辩证法唯物论作了系统说明的重要著作，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毛泽东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读到这本书的。毛泽东对此书异常重视，约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间多次阅读此书。有些章节他至少批注了3遍，有的可能达到3遍之多。他用红蓝铅笔、黑铅笔、圆珠笔和毛笔在书中留下了大量批注和符号，凝聚了他的许多哲学思考。
毛泽东对此书的重视不是偶然的。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十分紧要的历史关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先后出现了3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4年统治，使整个中国革命几乎濒临危亡的境地，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红军由30万人下降到3万人。教条主义者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而是当作僵死不变的、到处套用的教条；他们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他们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照搬照套外国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主义者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教训是沉痛的。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在极其危急的状态下出现了转机。但是，教条主义错误并没有来得及彻底清算，还在严重影响着一些同志。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处于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在这种十分复杂、变化动荡的国内外矛盾和各种政治力量尖锐斗争的情势下，从理论上纠正和消除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方法的影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担负起新的历史重任，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所以，毛泽东在得到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人撰写的这部阑发辩证法唯物论的重要书籍之后，不能不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潜心研读。
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判了伯伦斯泰因（现译伯恩施坦，1850—1932）和普列哈诺夫（现译普列汉诺夫，1856—1918）的错误。伯恩施坦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恩格斯逝世后，他公开攻击和修正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他不去鼓舞和提高普罗列达里亚（即无产阶级）的斗志，而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危机已经消除，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哲学上，他用唯心主义修正唯物主义，用平静的进化论和折衷主义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否定对立统一规律。普列汉诺夫是俄国最早的、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曾经尖锐批判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但并不彻底。他并不真正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统一规律，因而也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真谛。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以后，他主要是倒向孟什维克一边，反对1905年的武装起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他和第二国际的其他许多领袖一样，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参加战争，喊出“防御祖国”的布尔乔亚（即资产阶级）口号，和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看，伯恩施担和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就在于否定或者说是不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对立统一规律。
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伯恩施坦和普列汉诺夫理论上的错误的批判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因为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以及经验主义的错误，从哲学思想路线的高度说，就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特别是不懂得对立统一规律，不懂得事物的矛盾性、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不懂得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深深了解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危害的毛泽东，读到该教科书中“辩证法上决定的东西——对立的统一”，“辩证法的本质”等处时，用笔凝重地划下了记号，并批下了“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14个字。
时隔不久，1937年7、8月，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矛盾论》的一开篇，毛泽东写道：“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他又说，“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目标。”（《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9页）毛泽东的《矛盾论》就是为了纠正和克服党内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而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这一批注对《矛盾论》的写作所产生的相当影响。
22。从理论出发不是辩证法唯物论（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经过少数派的手，从1905年俄国现实基础上实现出来的那种具体条件被割离了。一方面原理变为空虚的一般的命题——公式化；另一方面，离开了原理的新事实的记载，提供了迂回的经验论。这就提供了只记载在一般联结之外的个个散乱的事实就觉得满足的那种理论。
伊里奇依照辩证唯物论的原则，不从一般的命题出发，而从客观的现实的运动出发，从客观的现实的一切方面的考察出发，从各种阶级的地位与任务的分析出发。
少数派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的命题出发，所以结果违背了唯物论的世界观之第一的而且根本的要求。对于辩证法的背叛，与对于唯物论的背叛，是怎样联系着，这可以从少数派的实例看出来。少数派把离开具体发展的死的抽象作为对象，造出了产生任意的主观的非唯物论的解释事实的地盘。
——摘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
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9页）
＇解析］
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绪论》批判了“少数派”即孟什维克用脱离俄国革命实际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孟什维克是俄国革命中的主要的机会主义派别。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些机会主义者反对列宁的建党思想；在选举党中央领导机关时，他们只获得少数选票，被称为孟什维克（即少数派）。孟什维克反对建立有严格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把党视为没有统一纪律、组织涣散、成分复杂的团体；散布改良主义，反对武装起义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在1905年俄国爆发大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情势下，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即无产阶级必须领导这次民主革命，联合衣民，孤立资产阶级，把革命进行到底。认为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应当靠拢资产阶级，而不应和农民接近，以免吓退资产阶级；如果起义胜利，也不应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不应采取吓退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看，孟什维克之所以采取这种错误的政治策略方针，是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同当时俄国的具体的实际的历史条件割裂开来，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变成了空虚的、公式化的东西，似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而不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割断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同俄国实际的联系，他们对俄国实际情况的分析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不可能把握实际或事实背后的内在规律，他们掌握的事实只能是散乱的。孟什维克的思维方法既是唯心的，又是形而上学的；既违背了辩证唯物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第一的而且根本的要求”，也违背了辩证唯物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联系、发展地看待问题的要求。
与孟什维克相反，伊里奇（列宁）并不是固守马克思的个别结论，不是从一般的命题出发，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客观实际出发，从客观的现实的运动出发，从客观的现实的一切方面的考察出发，从各种阶级的地位与任务的分析出发，从而为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孟什维克错误的批评，对列宁思想方法的分析深得毛泽东的赞同。他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和经验教训，从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上揭示了李立三主义以及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和军事保守主义的错误根源即“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并认为《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孟什维克思想方法的批评，也“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李立三主义是1930年6月到9月在中国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错误理论和方针政策。李立三脱离实际，认为1930年5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等情况表明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应举行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举行中心城市工人的武装起义；他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在这种错误理论指导下，党的组织和红军遭到很大损失。军事冒险主义和军事保守主义是指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表现。1931年1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王明等人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动不动就搬出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吓唬人，继续强调革命高潮的到来，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主张中心城市道先取得胜利，军事上，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打阵地战，消极防御，结果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中央机关和红军被迫开始突围和长征。而在长征开始时，推行“左”的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又实行军事上的逃跑主义和保守主义，使红军在长征途中又遭受重大损失。孟什维克的错误，与李立三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虽然相距几十年，并且表现形式也不同，但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却是相通的，共同的，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的理论共鸣，写下了这些批语。
23。把握事实总体（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主观的非唯物论的立场更加是那样，它们偶然的从现实把事实分离出来，往往表面的机械的使它互相统一。在这种情形建立了孤立的解释那个事实的基础。这叫做折衷主义。在折衷主义之下，丧失一般的基础及个个事件间的联结。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这正是具体的现实，即一定的社会。如果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极抽象的理论的命题出发，在这种情形便丧失一切基础——因为有这个基础，各种事实才不能不在特定方式上被统一起来。在一般的基础丧失时，联结就变成人工的任意的产物，重要的各种事实被放弃了。伊里奇说。“在社会现象的领域中，最流行的方法，最无益的方法，莫过于分离个个小事实和玩弄实例。为要在事实上奠定基础，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所考察的问题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个个的事实。否则就会任意的选择并搜集事实，就会无视整个历史现象之客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为了注重无意义的事情，而采取‘主观的’处理方法。”
——摘自西洛可夫、受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十分注意。
例如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中国苏维埃战争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即革命战
争的特点，而不是打中心城市与堡垒主义等个个独立的事实，这种事实总体就是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摘自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9、10页）
［解析］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批判孟什维克（少数派）的思想方法时认为，这种思想方法实际上是主观的非唯物论的立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折衷主义的立场。这种思想方法把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割裂开来，使事物（或事实）变成一个个孤立的、外在的、机械的存在物；不是从事物联系的总和或总体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称之为事物的“一般基础”）把握事物。《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认为，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事物的这个“一般基础”，就是具体的现实，即一定的社会。观察社会问题，应该从一定的社会的诸方面的情况出发，如一定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情况，国内与国际的情况，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的情况等；只有从这各种情况与事实的联系中，才能认识该社会。否则，就会仅从孤立、个别的事实出发，不能发现事物的客观规律，只能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