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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y》）出版于1873年，严复译之为《群学肄言》，于1903年4月由上海文明编译局出版。毛泽东读的，就是这个版本。该书共16篇，严复所译篇名依次为：“廷愚”、“倡学”、“喻术”、“知难”、“物蔽”、“智絯”、“情瞀”、“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缮性”、“宪生”、“述神”、“成章”。斯宾塞很强调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各门学问，并且反对专而不通。这也是毛泽东读《群生肄言》的主要心得。
毛泽东最早接触到斯宾塞及其著作，是1912年下半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的时候。他当时阅读了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其中便有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913年在湖南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其《讲堂录》中所记“美谚曰：曲乎直乎，是吾国已”，便出自严复译《群学肄言·国拘》：“曲乎直首，是吾国已，此美利坚之民所常常称道者也。”
1914年转入湖南第一师范后，毛泽东经常向比他大3岁的老师黎锦熙请教治学读书之道。现在我们从黎锦熙保存的日记中，从1915年4月至8月（是年9月黎即调北京教育部任职），找到这方面最可靠的记载。现据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摘录如下，以见一斑：
一九一五年四月四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四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一师学生萧子升、润之及焜甫（熊光楚）至，讲读书法。四月斗八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等相继至，共话社（宏文书社）事。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午游园（即芋园），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五月九日星期日。上午润之至，稍该读书事。五月三十日星期日。上午焜甫、润之至，又晤季范，久谈改造社会事。七月四日星期日。上午阅《神州日报》。润之至，阅《甲寅》六期。七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章甫同润之来，问小学功夫做法，余谓宜读段注（说文）。七月十三日星期二。夜归，与润之、章甫说读史法。七月十五日星期四。上午读《群学肄言》“教辟”竟。与润之说研究法。七月十九日星期一。上午与润之、章甫说读书自习法。七月二十日星期二。上午坐门间阅《群学肄言》“缮性”，竟，甚爽适，润之亦移坐此室。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主。上午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七月三十一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八月八日星期日。晚饭后归，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为佳。八月十一日星期三。晚归，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教课联贯。八月十四日星期六。晚，览润之日记于棍甫处，焜甫前日来预备升学考试，润之昨日之（往）校矣。章甫则任一师附小的级任去。八月十五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章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焜甫处。八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子升、润之至，谈学颇久。
黎锦熙日记里几次谈到《群学肄言》，他本人当时也正在研读这本书，故特向毛泽东推荐其中的“缮性”一篇。
斯宾塞在《群学肄言》的第五至第十二篇这八篇中，分别论述了研究社会学时，常常遇到的来自8个方面的困难或者偏颇。如“物蔽”、“智絯”、“情瞀”、“学诐”、“国拘”等等。之后，斯宾塞作了一个概括或者总结，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性灵的修缮，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可以通过训练而求得解决。他于是写了第十三篇“缮性”，这可以说是提纳挈领的一篇。黎锦熙推荐毛泽东读的，就是这一篇。这一篇讲的是治学的方法，通过训练排除研究中困难的方法。严复解释说：“知为学之难，思诚之不易，而后有省察之功。虽然，徒言省察，尚非学也，则继此而论其所以缮性者。缮性非他，亦言其所为学之方而已。”
斯宾塞提出了一个论点：“盖群学（社会学）者，一切科学之汇归也。”“欲治群学，于是玄间著三科之学，必先兼治之。”这三科是这样划分的：名学（逻辑学）和数学都是十分抽象的思辨科学，“所以研不易之事理，究不循之物情者也”，属于玄科。理性思维（理）由抽象（玄）而逐渐及于具体（著，显著）。居于“玄”与“著”之间的，斯宾塞称之为“间科”：“其玄与著之间，是为间科，则质（化学）力（力学，借助物理学），诸学之所有事也。”间科是研究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的，“言群学不能置因果也，故间科尚焉，然而知因果对待矣。”著科的研究对象，是显著存在的客观世界，“不及其著，则不知其为物之悠久蕃变旁通错综也。故有天（天文学）地（地学）人物（生物学）诸学。之数者皆大物也。”书中详细论述了三科之用与其利害。（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82—83页）
毛泽东遵黎锦熙所嘱，不仅着重读了“缮性”一篇，而且把全书又读了一遍。于是在1915年9月6日写信给已从湖南一师毕业的学长萧子升，谈了自己的体会。这就是前面引述的那一大段话。很是推崇《群学肄言》的见解，认为“心习将，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又说，“三科习，而后三难法。”
毛泽东读《群学肄言》后的最大收获，是把扩大知识面作为自己治学的要义。这一点，在青年时代的文稿中经常谈到。就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这封信中，他在批评旧学造成的人才的缺陷时说：“试一观当世诸老先生，若举人、翰林、秀才之属，于其专门之业，不可谓不精，若夫所谓常识，求公例公理，绳束古今为一贯，则能者不甚寡哉。斯宾塞尔云，专攻之学，每多暗于通宗，岂不然哉！”在1920年6月7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又说：“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尔最恨国拘，我觉学拘也是大弊。”所谓学拘，就是把自己限制在狭隘的知识面中，而不具备广博的知识。这样做学问，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毛泽东读了《群学肄言》后，对于自己只爱哲学、历史、文学，而不注重自然科学学习的偏颇深感懊悔。斯宾塞尔把自然科学分为玄科（逻辑学、数学）、间科（物理学、化学）和著科博物学即生物学）。他认为，玄科、间科分门别类地教人以各中法则，揭示自然各领域的变化和规律，而著科则在此基础上教人学会运用综合的方法，寻找事物的内在联系。从整体把握自然。在治学中，只有学会运用分析综合的方法，才能穷理尽性。因此，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不能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基础，不能不掌握这种分析综合的认识方法。斯宾塞尔强调说：“故欲治群学，则诸科之学不可废。”“三者既治，而所以治群学之始基立。”（《群学肆言》第252页）斯宾塞尔反复强调，要研究社会科学，必须认真学好数理化诸科学。这时，毛泽东对学习自然科学的认识，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
他在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信中谈到自己的认识转变时说：“学校试验今日完，吾于课程荒甚。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他下定决心要学好学校所授的各门自然科学。1919年11月14日，罗学瓒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批评中国人研究哲学不注意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因而难于成为世界性的大哲学家。毛泽东认为这正切中了自己治学的缺点，因此，他把罗学瓒来信中的“柏格森所以为大哲学家，因为他的科学的根柢很好”，“中国人好为井底蛙好为蝼蚁之雄”，“谁有志愿想伸足于世界学者之林”等三句话抽出来作为信的提要，要求新民学会会员在治学时共同注意。在给罗学瓒的回信中，他表示一定要加强自然科学和各门科学的研究。
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在长沙聚会，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表示要在扩大知识面上下功夫。他说：“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只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知识，想设法补足。文学虽不能创作，便也有兴会。喜研究哲学。应用方面，研究教育学，及教育方法等。”（《新民学会资料》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不久，毛泽东全身心投入革命活动，已无暇“补足”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欠缺了。
11。给我即象最深的老师（读杨昌济《论语类钞》、《劝学篇》等）
杨君怀中，留学英伦及苏格兰有年，研究伦理教育，去年归自德，主湖南第一师范修身科讲席，是书即其所编讲义也。语语自道心得，故说理精，自述经验，故比事切；旁征泰西教理学说，析其同异，无所牵附，故博而下凿；即《论语》之内容而析为类，自成系统，亦无碎义，故约而不拘。盖非仅学校讲授之善本而已，世有笃志自修者，得是书以为研习经训之途径，其于修己、接人、观世、知化之道，思过半矣。
——摘自黎锦熙为杨昌济《论语类钞》
写的书前介绍
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干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雀，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解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事。
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之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知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占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合东西洋文明于一炉而冶之。——摘自杨昌济1914年10月《劝学篇》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男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扬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妄接见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摘自毛泽车1917年8司23日致黎锦熙信（见《毛译东早期文集）第2版第86页）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摘自毛泽东1920年3月14日
致周世钊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474页）［解析］
杨昌济（1871—1920），号怀中，长沙县板仓人。其家世代书香。19岁考取秀才，后弃科举，曾任塾师，1898年人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始，先在日本留学6年，复至英国留居3年，后又至德国。1913年春回国，出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同时兼任湖南第四师范（翌年人第一师范）修身和心理学教员。毛泽东就是这个时候考入湖南第四师范的。一直到1918年6月离开长沙赴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为止，杨昌济都在湖南第一师范兼职教授修身课，而此时毛泽东也刚好毕业，主要论著有《论语类钞》、《教育学讲义》、《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劝学篇》、《治生篇》等，译著有《西洋伦理学史》等。所写《达化斋日记》（未刊稿）内容丰富，是研究其思想和交往的重要史料。
杨昌济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典籍的熏陶，服膺孔孟程朱的学说，他的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不过他毕竟在外国留学10年，接触到了西方近代思潮和西方哲学。因而他能够联系欧洲学术思想来重新解释孔孟程朱陆王的学说，他的思想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儒家的一员，尽管杨昌济在思想史上远没有康有为、谭嗣同那样显赫的地位，但就其思想的倾向和分野来说，他也属于近现代新儒家的一员。《达化斋日记》中记有这样一段：“为生徒讲教育学史，至培根之倡实验派哲学，与笛卡儿之倡推理派哲学，因言朱晦庵之学近似培根，王阳明之学近似笛卡儿：一则求理于事物，一则求理于吾心。”（1914年3月18日）
贯通中西，是杨昌济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传统方面，他所推崇的还有明末清初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学，于近人，则特重曾国藩、谭嗣同。这些对毛泽东都有明显影响。当年以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聚集在杨昌济的周围。他们课后常登门聆教，或谈治学方法，或讲做人之道，或阅读书笔记，或论天下大事。老师的教导，首在思想志向和抱负，尤鼓励精读哲学；次为独立奋斗精神，即父子兄弟间也不可互相倚赖；读书治学，提倡自学为主，由博而精，重批判分析，决不盲从；尤讲究实践，学以致用，知行统一；做事有效率，深谋远虑；生活方面，严谨刻苦。所有这些，直到为人处世，养生之道，老师无不讲到做到，以身作则。在这样师生相敬，相得、相爱的情境中，潜移默化，终于开花结果：继承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在湖南的传统，以第一师范这批进步青年为基础而成立的新民学会，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很好的组织准备。在学会成立时，毛泽东特别讲明这个学会的创立，同杨昌济的教导分不开。
杨昌济的著述和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也很直接。历史上的思想学派，如宋儒的心性之学和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以及近代的曾国藩、谭嗣同，也常是经由杨昌济的介绍和推崇，引起毛泽东的格外关注的。这种师承关系，我们从毛泽东做的《讲堂录》笔记里可看得非常清楚。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念书，很用心听课，现在保存下来的一本听课笔记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本毛边纸抄本印有红色直行格子（先前的行话叫“朱丝栏”），每页两面，每面9行，共有47页。前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全文一笔不苟，可见对楚辞爱好之深。《离骚》正文上面批有各节提要。后36页给标上了《讲堂录》这个题目，近2万字，记录的各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词、句、段等文字，约400条。这是1913年冬天，他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时听修身和国文两科（还有一节“算术”课）的笔记本。其中记有8个日期，最早的一个是10月28日，最后的一个是12月13日，可知这一本记于这年10—12月之间。那时，担任国文课的教师是袁仲谦。担任修身课的教师是杨昌济。毛泽东当时写的日记、各种读书笔记、读报摘记等是很多的，曾积有一大网篮，存在湘潭韶山家中。马日事变之后，他的族人为防反动派迫害，将他的全部书籍文本连同这些笔记搬到后山烧了。他的幼年塾师毛字居从灰烬中救出这本读书笔记和课本两册，珍藏到解放以后。《讲堂录》所记范围很广，在学术文章方面，凡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章家顾炎武、颜习斋、王船山、侯钊宗、吴伟业、宁都三魏、汪尧峰等，及桐城派、阳湖派诸家，以及曾国藩等，都曾涉及。此外有许多处是评论历史上的政局和人物，间或论及外国人物如拿破仑、凯撒与福泽谕吉等，所读各篇，凡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都分条写出，间或杂以议论。这些议论不全是毛泽东自己的，但至少是经过他的选择而记下来的。内容大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古代一些名人的言论；二是古代的一些历史故事；三是历代文人学者的一些文学篇章；四是老师本人的著作或讲授；五是学生本人的发挥和议论。
杨昌济深研宋明理学和西方康德等派哲学，在讲课中十分注意从道德伦理和为人做事等方面，来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常常用自己的著作和《论语类钞》、《达化斋日记》作为材料。许多观点，非常直接地反映在《讲堂录》里。
《论语类钞》中说：“特立独行，非意志坚强者不能。寻常人多雷同性，无独立心，此其所以为寻常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