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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要立这个志气（读《东观汉记·梁鸿》）
［原文］
（鸿）常独坐止，不与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鸿及热釜炊。鸿曰：“童子鸿，不因人热者也！”灭灶更燃火。
——摘自《东观汉记·梁鸿》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1959年6月3日清晨，毛泽东刚刚起床，就跟我讲起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毛泽东说：过去我跟孩子们讲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懂得我的意思。我领会毛主席是借这个故事，鼓励自己的子女和年轻人，要有志气，不依靠他人，而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艰苦创业。
——摘自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载《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559页）
［解析］
《东观汉记》是东汉时官修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叙东汉史，自光武帝至灵帝，共143卷。尚未完稿。唐以后多有缺佚，清代以来有辑本。梁鸿是东汉初期的经学家、文学家。一生隐居。本为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人，曾因写《五噫歌》讽刺统治者的奢侈，汉章帝读后甚为不满，后改名换姓到南方，替人做工舂米。其本传列入《后汉书·逸民列传》，其中无“不因人热”的故事，当是《东观汉记》撰修者搜罗。由此可以断定，毛泽东也是在《东观汉记》里读到这则故事的。
早在20年代，毛泽东便接触到这个故事。1958年在武昌曾和人说起黄梅的革命烈士雅声，毛泽东回忆道：我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和武昌农讲所做工作时，同雅声同志多次接触，谈革命和将来，谈诗词也很投机。我们交换过各自写的诗，他的名句我至今还记得：“犯叔一寒何志此？梁鸿余热不因人”。这两句用典，很融洽，很活。我看比李商隐的好。用这种诗的语言，表现诗人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中硬骨头精神。我很欣赏他的这类诗句，他长于七言，律绝俱佳。在这里，毛泽东把“梁鸿余热不因人”视为一种硬骨头精神的体现。
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集中讲了“梁鸿余热不因人”的故事。他说，东汉有个梁鸿，“举案齐眉”就是讲他的故事，他有个老婆叫孟光。他们穷得要死，给人春米度日。有一个人对他说：“我这里有火，你用它来烧饭吧。”他说：我“小子鸿，不因人热者也。”你有热，我不沾光。这个人后来到了无锡，成了经学家。这个人是硬汉。
1959年3月，毛泽东又讲起这个故事，自有特殊背景。1958年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损害了农村中许多相对富裕的生产队和管理区的利益，进而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从1958年底开始纠正这种“穷拉平”的“左”倾错误。在郑州会议上讲述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就是借以做思想说服工作，以便落实好退赔措施。毛泽东讲话的立场，明显是立足于穷者一方。他把不因人热，解释为“我们穷人，就是不要靠揩别人的油来过活”，这是很通俗而又恰当的。同时，他还说：我们中国穷，但是我们不要恩赐，我们同苏联是等价交换他们的设备，我们借了他们的款，我们按期偿还。国内有些穷省，我们无产阶级、贫下中衣，要有志气。毛泽东的意思，国与国之间，省与省之间，不同的管理区、生产队之间，都要有这股子志气，不要沾别人的光。应该说，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自己的做人原则和人格精神，所以他多次以梁鸿的故事来教育人们“立这个志气”。
16。不能贴魏武大字报
（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武帝纪》）
［原文］
奉国威灵，仗锁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拓、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李安溪曰：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
——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武帝纪》注文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大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武帝纪》注文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8页）
［解析］
陈寿的《三国志》，除了裴松之有长篇巨注外，作了校勘、注解、旁证的，到清代有顾炎武、何焯、梁章钜等20多家。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汇集了诸家校语、注评，同梁章钜的《三国志旁证》一样，可以说是历代注解《三国志》的一次总结。毛泽东读《三国志》，留下较多批语的，便是卢弼《三国志集解》。
曹操是史家们有争议的人物。曾有人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好雄”，特别是随着《三国演义》的普遍流传和戏剧舞台上对曹操造型的奸相脸谱化，把曹操视为“旷世奸雄”的观点被更多的人接受。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就有这种倾向。毛泽东在这本书的《魏书·武帝纪》里，圈画批注得较多，对曹操给予了充分肯定。
《武帝纪》里说到建安元年（196），曹操采用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了屯田政策，由典农官募民耕种，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各州郡。这个政策对恢复被战乱破坏的农业，支援战争，起到积极作用。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对《三国志》有关这方面的正文，及裴松之、卢弼的注解引文，都圈点断句，多处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大圈。特别对曹操所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奉人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毛泽东逐句都画有着重线，天头上还画上圈记。
《武帝纪》叙建安15年春曹操下令征贤，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接着，裴松之在注解里，引用了《魏武故事》里记载的曹操在这年12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其内容是叙述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许多内心活动，表明自己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室之意，为明此志，决定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卢弼对此作了些考证、订谬外，还引述别家评语，对曹操提出了许多指责。曹操在令中说：他曾告诉妻妾，自己死后，她们无论嫁到哪里，都希望为他说明无叛汉之心。卢弼在注里说这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之所以不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说这是“肝鬲至言，欲盖弥彰者也”，认为陈寿写《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又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卢粥在注里又例举他打的败仗，指责他“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对曹操让出三县一事，卢弼在注里引别人的话说，“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看来，卢弼似乎是有意同曹操“对着干”。毛泽东对卢注作了圈点，在天头上写了前面引述的那段批语，认为卢弼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
《让县自明本志令》，是了解曹操的第一手史料，自有政治策略的考虑，而卢弼先入为主视曹操为奸雄，也不能公正客观地评论曹操的这个自白。所以毛泽东不能同意他的注文。批语里“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引自李白《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鹦鹉洲，传说为黄祖杀名士祢衡之处，因祢衡的《鹦鹅赋》而得名。李白全诗为：“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起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寸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薰不忍生。”祢衡是东汉末年名士，又是狂士。孔融爱其才，多次称述于曹操。曹操想见他，他却称病不见。后来答应了，却坐在大营门口，“以杖捶地大骂”。曹操以其素有才名，不忍杀之，便把祢衡遣送到刘表处，后又辗转至黄祖处，结果因“言不逊顺”遇害，时年才26岁。“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按史家解释，“盖言魏武经营天下，而视之作蝼蚁观者，唯一祢衡也”。毛泽东说“此为近之”，可能是说卢弼之类的注文，与轻狂傲慢的祢衡骂曹操相近。
毛泽东要为曹操翻案，也非是一意标新立异，而是尽量做到实事求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曹操毕竟是功大于过，毛泽东也不讳言他的失误。1966年3月，在杭州的小型会议上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点，有时也优柔寡断。这个人很行，打了袁绍，特别是打过乌桓，进了五百多里，到东北迁安一带，不去辽阳打公孙康。袁绍的儿子袁尚等人，要谋害公孙康，公孙康杀了袁尚兄弟送头给曹操，果然不出所料。“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害。”
《武帝纪》里记叙，建安八年，曹操曾下令说：“《司马法》‘将军死馁’，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今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读此认为，曹操亲率大军攻吴，招致“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这就明确指出赤壁之败，是曹操的一个重大失误。又未自罪，可见言不由衷。
这里，毛泽东不因个人喜好评价历史人物，表现出一种政治家的客观气度。
17。袁绍多端寡要，得计迟（读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卷六《魏书·袁绍传》等）
［原文］
是时，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诸将以为不可敌，公（曹操，下同）曰：“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小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公将自东征（刘）备，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公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亦劝公（攻备），遂东击备，破之，生擒其将夏侯博。
——摘自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一个方针就处于被动。翦伯赞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论赤壁之战的文章，他说，刘备这个英雄，跟曹操同等水平，是厉害的，但是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
——摘自毛泽东1959年3同2日在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主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吉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簿”，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
——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的谈话（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5—216页）
［解析］
袁绍（？—202）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在汉末群雄混战中，起初他的势力最大，曾是讨伐董卓的盟主。后地广兵多，手下谋臣武将也不少。但时间不长，便在官渡之战中大败于曹操。他的失败，与他的见识、能力和胸怀有关。对此，《三国志》里的《袁绍传》、《郭嘉传》及《武帝纪》都有所描述和评论。毛泽东读《三国志》，也注意到作者对袁绍失败原因的描写。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李锐、周惠谈话，说到由陈云出来主管计委工作这个话题时，毛泽东讲：袁绍优柔寡断，不会用将，《三国志》的《曹操传》、《郭嘉传》中对此都有反映。曹操对袁绍的评价，已见前面引述的原文。毛泽东还多次谈到郭嘉对袁绍的评价。《郭嘉传》记载，郭嘉起初在袁绍手下做事的时候，曾私下对袁绍的谋士辛评、郭图说：“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奸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毛泽东很同意曹操、郭嘉对袁绍的评价，并从中提炼出两点：一是好谋无决，多端寡要，从而不能采纳正确意见，不能用人；一是几事迟，得计迟，这样行动起来总是丧失机会，慢半拍。这两点，在《袁绍传》里都有不少记载。
例如，郭图劝袁绍迎接天子到邮县建都，袁绍不同意。正好碰上曹操迎天子在许昌建都，由此借天子声威收复黄河以南地区，关中也归附曹操，“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这就是见事迟，得计迟。袁绍进军黎阳，派手下大将颜良在白马攻打刘延，谋士沮授劝阻说，颜良生性急躁狭隘，有勇无谋，难独担此重任。袁绍不听。曹操出兵救刘延，结果颜良败死。这就是不能知人、用人。官渡之战中，沮授屡屡向袁绍献计，都未被袁绍采纳。更有意思的是，在官渡之战前，袁绍的另一个谋士田丰曾劝袁绍不要南下打曹操，宜巩固所占领的北方四州，同曹操打持久战，然后出奇兵攻曹操虚弱的地方。袁绍不听，认为田丰破坏士气，给他带上镣铐关押起来。然后尽其兵马在官渡同曹操决战，结果失败。有人对田丰说，当初你的建议是对的，看来这次要被重用了。“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全军败，吾其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
在毛泽东看来，做领导的，见事迟，得计迟，是致命的弱点。成败之举，在于明察要久，然后当机立断，不称职的领导，常常失误于此。就在1959年3月2日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袁绍见事迟，得计迟，推崇郭嘉多谋善断时，毛泽东还举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指挥国民党军队的失误为例。他说：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等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京。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
毛泽东不只是在读史评古人时才批评和反对见事迟、得计迟的领导弱点，他是把它当作现实问题，当做提高干部队伍的基本素质的问题提出来的。避免见事迟、得计迟，提倡看得到、抓得起，这正是毛泽东自己的领袖素质和领导能力及政治风格。同时，他也不希望自己队伍中的领导干部出现袁绍这种短见而刚愎之人。毛泽东读史主要是为了致用，历史也是教育干部的好教材。
18。刘表“虚有其表”
（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魏书·刘表传》）
［原文］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以大将军椽为北军中侯。
——摘自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魏书·刘表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虚有其表
——摘自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魏书·刘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之古籍批语集》第140页）
［解析］
刘表（1422—208）是东汉末年割据一方的豪强，曾占有湖北、湖南地方。对军阀混战，持观望态度。后为荆州牧。所据地区破坏较少，中原人前来避难者甚多，但无进取有为，以年天下之志，这是毛泽东对他不感兴趣的地方。刘表病死后，儿子刘琮投降了曹操。毛读《刘表传》的批语，都是贬语。
刘表初入荆州时，曾诱杀在当地作乱的刘姓宗室，毛泽东批注说：“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孟德，即曹操。
《刘表传》里说：李催、郭汜攻入长安后，欲联合刘表以为外援，便封刘表为镇南将军，领荆州牧，武成侯。这时，皇帝被曹操弄到了许昌，并以许昌为都城，刘表一方面向皇帝纳贡，同时又与北方的袁绍相勾结，从而周旋于董卓旧部李催、郭汜，曹操，袁绍这三大势力之间。刘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