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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客观方面，在格瓦拉和苏共之间以及他与党内同志之间，矛盾和龃龉是存在的，但尚未到达不能共戴天日的程度。格瓦拉激烈批评过苏共的对外政策，包括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方针以及在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时表现的民族利己主义，但这些反苏言论中反映的仍然是作为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的通常持有的立场，苏联人对此是见怪不怪的，只要对方在苏美对抗的大局中仍然是自己手中的一张牌，对待某些“牢骚怪话”，倒也未必十分较真。而格瓦拉正是一个反美立场最鲜明的人，而且他毕竟也多次赞扬过苏联的援助，而且是他和米高扬共同签署了一九六○年的苏古贸易协定，这个协定正是古巴在政治上全面投向苏联的开始。在莫斯科看来，格瓦拉从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冒险主义者，或者最多算是左倾机会主义者，这点是可以从他的政治观点上找到依据的。比如说切一直主张“动员群众建设共产主义的手段必须正确选择，它的性质基本上是精神方面的”，反对物质刺激，因为他认为，“人不能再作为商品而存在”，只有人在劳动中“不再是迫于物质的需要而把自己当商品出售时，”才是真正的获得了解放。在罗莎·卢森堡以后，便没有人再强调过这种共产主义实践中目的和手段的一致性。敏锐的格瓦拉发现了目的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遥远，而许多手段正表现着与目的相悖反的性质。关于人的解放，他还有更近乎异端的观点，在《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一文中，他提出了塑造二十一世纪“新人”的目标，而他的“新人”实质上是以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个人主义为前提的，与社会主义倡导的集体主义针锋相对，他说：“我们决不能培养那种对官方思想百依百顺的被雇佣者，也不能制造实际上靠国家吃饭，而表面享受所谓‘自由’的‘奖学金’领受者类型的人。”他甚至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专政对文化所造成的扼杀性后果。俄国人的习惯是，对距离越远的人越能容忍，不要说格瓦拉在整个世界棋局中还是对自己十分有用的一颗棋子，就算是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钉（像托洛茨基），他们可使用的还有包括利斧在内的多种手段，怎么会想出个成就异已分子历史英雄地位的馊点子呢？
关于在古巴党内，格瓦拉与正统的共产党及菲德尔主义者都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有时，他甚至于公开顶撞卡斯特罗。随着古巴对苏联依附性的日益增强，苏联人自然也把自己的好恶强加给古巴。但是，阿根廷人格瓦拉和他的古巴同志的战斗情谊毕竟是在艰苦患难中形成，而他们之间的摩擦却并未达到足以完全摧毁这种情谊的程度。格瓦拉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中写道：“世界上另外一些山地在号召我献出微薄的力量，由于你担负着古巴领导的重任，我可以做你不能去做的工作，我们分别的时刻到了……我走向新的战场，将带去你给我灌输的信念……哪里有帝国主义，就到那里去战斗……”很难从这些话里找出切是被放逐出境的痕迹，而切又不是一个喜欢弄虚作假玩弄政客伎俩的人。在他走后，卡斯特罗为了澄清外界的疑惑，曾经说过：“切到哪里去了，这跟谁都不相关，……我们没有责任向任何人说明，什么时候会听到他的消息呢？……会听到的……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不管他作什么，我们可以绝对肯定地说，他将永远为革命奋斗到底。”紧接着，在哈瓦那的墙头就出现了大幅的格瓦拉的画像（这时格瓦拉还奔波在潜入玻利维亚的途中）。一般来说，共产党人不会这样来对待被放逐的反对派，很显然，格瓦拉在古巴的历史功绩和英雄地位是一直得到承认的。当然，对于在政治理念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切的感受是深刻的，自己继续留在古巴，矛盾发展的前景难以估计，也许今后连客卿的礼遇都将享受不到，他不会害怕危险，但无所事事的悠闲是他无法容忍的痛苦，与其那样，他宁愿选择战斗和死亡。
两年多以后，格瓦拉和他的最后十七名游击队员在玻利维亚的尤罗峡谷中全军覆没。他未经审判就被政府军枪杀，而向政府军告密并为之引路的正是格瓦拉不惮艰险要去解放的玻利维亚农民。这真是理想主义者悲剧画卷中色调最阴暗的一笔。格瓦拉死了，喉部、心脏、肺部、腿部共中九枪，可以想见尸体那一片狼藉的惨象，玻利维亚军人把他草草埋葬在荒凉的山野里，不留任何标记，以避免引起其他麻烦。死讯公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震动，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历史上无与伦比，真可谓备极哀荣：西欧、北美的学生、工人高举他的画像游行示威、和警察对抗；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和天主教会人士（包括大主教等）对他颂扬备至，并为他祈祷；著名的文学艺术界人士对他的崇敬和赞颂更是构成一道前无古人的风景。其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存在主义大师保罗·萨特，著名诗人尼·纪廉、勒·德佩斯特、红歌星佛朗索瓦·德盖尔……或献词、或献诗、或献乐，所有这一切绝对是格瓦拉生前所无法想象的。与全世界的这种追思活动相比较，在古巴举行的盛大隆重的守灵仪式反而显得一般化了，最冷淡的则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的仅在报上发一则短讯。在他矢志要推翻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阶层的人民，把他当成了圣徒般的人物，而在他昔日的一些同志的眼中，他只是个军事冒险家——理想主义者真是摆脱不了唐·吉诃德的阴影，悲惨的命运始终被滑稽的外衣包裹着。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理想主义相对高涨的时代，人们对格瓦拉的崇敬大多是基于他以身殉理想的高尚行为，用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话来说：切“体现了真正的浪漫主义；体现了壮烈的牺牲，这当然唤起各个阶级的同情。”而萨特则干脆说：“切是我们时代十全十美的人物。”这样说，无非是因为切自始至终沿着唐·吉诃德的路，用那杆锈钝的长矛不停顿地向不公正的社会秩序挑战，最后倒毙在血泊中，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无可挑剔的（或者说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八十年代以来，理想主义思潮日渐式微，格瓦拉的名字自然也慢慢被淡忘。直至九十年代末期，理想主义才又有了些许重新振作的迹象，小剧场里的演出只怕也是西风东渐的一点余绪。然而，舞台上的激情与生活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这也就难怪得在今日的青年观众中，理想主义悲剧的题材竟招致了许多嘲讽和诘责。剧场里坐的大多是负担得起高昂票价的有闲阶层，是他们而不是底层群众在聆听理想主义极富煽情效果的演说，这景象本身就显得滑稽，剧场外，叫卖印着格瓦拉头象的文化衫或其他宣传品的小贩们锱铢必较的神情更令那些已然血脉贲张的年青人突然感到一种时空倒置的晕眩与恶心。有人觉得受了愚弄，希望编导不要“以穷人的名义”“在文化市场里贬卖社会公正与良知”，甚至说“要街这边的穷兄弟去进攻街那边的富人，除了把所有穷人的头脑集中于一个头脑的统率之下，穷人还能得到什么？”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形成的隔膜是如何之大啊！格瓦拉就是活着，也没有办法回答上面一类的问题。因为，他要追求自由与公正，除了“以穷人的名义”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名义？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就等于承认富人掠夺穷人是天然合理的，那还用得着骑着罗稷南特、提着旧梭标满世界转悠吗？
据传格瓦拉临死前，说了一句遗言：“我是切·格瓦拉，我失败了。”“我失败了”，多么简捷，多么沉痛，他是否想到了，即使在玻利维亚，他又侥幸成功，此后等待着他的还是另一个失败，所以，这不仅是对他自己，也是对所有理想主义者命运规律的最根本的总结。为了实现向往中的公平和正义，理想主义者必须向人压迫人的社会秩序挑战，一次又一次，投入新战斗的渴望成为一种快速吞噬他们生命的习惯，人类能够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吗？他们虽然坚信能够，但他们中迄今也无人从近处看到过哪怕是模糊的远景，他们选择的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他们只能是也必然是永远的失败者。可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该以成败论英雄，势利地对他们报以轻蔑和嘲弄，因为没有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理想主义者和他们所倡导的精神，人类社会不会具有今天这样一副面孔。尽管理想主义者有缺点、错误，但支配他们所有行为的总的动机是为着实现“人类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统一”，这也就是人类的彻底解放。和动机的高尚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在整个社会实践中摒除了利己的私心，有人会说，动机和品格的高尚并不能让他们获得给别人带来痛苦和牺牲的权利，其实，只要我们冷静地深入地想一想，就会发现，所有的痛苦和牺牲都是人类自己在恶劣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种的苦因，而理想主义者和与他们同时代的人不过是适逢其时地收获苦果罢了。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理想主义者（事实上，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芸芸众生会在其中找到自己合理的位置），但确实需要提倡一点理想主义的精神，就现实而论吧，如果大家都去“躲避崇高”，如果正义不再是判断是非荣辱的标准，那么什么东西能阻止社会向物欲横流那伊于胡底的深渊飞速地滑落下去呢？
贾植芳致胡风（一九三八——一九五四）
？ 贾植芳一（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胡风先生：来武汉后，得见《七月》，颇觉喜欢。因为生活的缘故，不能用热烈的体材，现即寄上来汉写的《蜘蛛》一篇，现在用这样晦涩的写法，似觉不当。但也就真存在着这样的境遇。如认为不合格，请即退下。
副标题用“呈献为真正人权斗争着的日本兄弟”，就是写它的用意。二年前在日本的海滨，在夜雨声中，辗转于席上，想着过去的人与事，爬起来写了这样一篇，用以纪念友人，二年后的今日，从报上看到了动人的记载，我又不禁把它从记忆中抄出，转赠于这一更广泛和伟大的运动的支撑者和受难者。
有一个时候我不相信文字，但现在又胡涂的写出了这些。也算是纪念自己罢。
此祝大安。
碧空楼书简——致程千帆（三）
？ 舒 芜三十七千帆兄：前函计已登览。函中说某某事；未及详；兹有资料二则；剪附。第一次报道近真；第二次更正；则以“原则错误”、“严重政治错误”等帽子相加，亦可知实质所在，而某某则在“核保护伞”之下也。许觉民兄云，该刊八十年代销数至十一万，今则数千而已。
日前陈致、陈冰梅（陈毓罴之女）夫妇自美国归，匆匆赴新加坡。陈致读博士生已卒业，论文尚未完成，先应新加坡大学之聘；俟论文完成，再赴美通过。陈冰梅先偕赴新加坡安家，然后返美，续读硕士生云。闻兄病目，不敢函渎，嘱代致候。专上，顺颂文祺。
陶芸大姐均此。
走出“一人学问”的殿堂
？ 王文元
中国人自古就喜欢大学问家，对“一人学问”有一种特殊癖好。所谓“一人学问”就是废黜百家，独尊一家之学。
尊敬学问家本是好事，然而过了头就成问题了。每每大学问家横空出世，好事者就会麇集在其麾下，吹喇叭，抬轿子，唱赞歌，立牌坊，将其推向极顶。比照人间的权力殿堂与“君臣佐辅”的等级序列，学问的殿堂在吹吹打打中也被建造了起来，而且更其金碧辉煌，更其等级森严，不容僭越：处于极顶的学问酷似“君主”，它统领与支配着余下的“臣”、“佐”、“辅”。这样，现实世界与学问世界就被对应了起来，人们必须接受两个世界君主的支配。这在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不同的是，现实世界的君主屡屡被他姓革命，江山像万花筒般地不断改变着颜色，而在学问世界中，则不太容易发生那样的变化，或者说它的周期比君主统治周期要长得多。在学问领域不存在那么多“革命”契机，因此无须像现实世界的君主那样走马灯似地频繁更换。不同的君主尽可与同一圣人共处，因此就有了中国的儒学统治长达两千年之久这样令现代人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死守一个人的说教两千年，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既是一个欲罢不能的宿命，又是一种让人欲哭无泪的悲哀。
儒学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万能的，几乎一切存在或想象都被纳入到了它的范围之内。由儒学做道德的立法者，连宗教都成了多余之物（所以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宗教）。似乎只要有了儒学，我们就变得无比睿智，就能洞察百变的世界，把握眇忽的生命，驾驭骜獒的思维，平衡复杂的情感。本来，世界是多元的，人的价值观是多元的，人的情感世界也是多元的，有了儒学这个威严的“君主”，多元就归于了一统了：一种声音、一种步调、一种方式、一种价值观。其结果是，通往真理的路被阻塞，导致了思想的贫乏与生活的单调。
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理性与信仰的紊乱，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理性与信仰被合一了，信仰被糅到了儒学之中。本来，理性与信仰各有各的领地，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糅在一起，难免二者都被改塑得面目全非。对于宇宙与生命，我们应该有所信仰，而且信仰千年不变也属正常。我们匍匐在地，执着地相信某种约定俗成的定说，并不会失去什么，相反却会得到安宁；然而，对于理性的结晶——学问，非但不能向它跪拜，还要踩在它的肩膀上，以使我们离神圣的“天”更近些。遗憾的是，几千年来，我们的先人一直是跪着接受教化的，他们把圣人的学问视为圣物，惟恐新的学问动摇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精神殿堂。他们多了从一而终之习惯，却少了容纳百川之雅量。凭此一端即可断定：中国积弱、愚昧与落后尽在情理之中。因为无论多么好的学问，也不可能以其不变应对万变的世界。应对不了环境，当然就要陷入被动挨打之地。
孔子的确是一位大学问家。其知识、见识与胆识脱俗超凡，冠绝一时，不容怀疑。然而孔子留名于后世，不惟因其思想伟大，更因他是学问世界中的“君主”。在他面前，一切学问家都不敢再言创造性的治学，充其量只能对“正统”做些诠释而已。这样，中国的学问家大多成为了阐释大师。《诸子集成》中阐释篇幅远远地多于原文就是一个佐证。慢慢地，我们只习惯于通过儒学这个小孔来观察外面偌大的世界。以至于世界进入了工业时代，大清皇帝仍按一定之规“阐释”一切：把制造机器讥讽为“雕虫小技”；把西洋的社会文明贬斥为对祖宗之法的亵渎；甚至狂傲地说什么夷人的洋枪不如大清的长枪。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到此，学问已然变为了一场赌博，变为了一个思维定式，变成了一种执着的信仰，变成了一剂生存的依赖药物，变成了一道阻挡真理的屏障。大清皇帝的高论正是这一现实的反映。我们也不必过于苛求大清皇帝，他们怎可能于一朝一夕之间改变两千年之积习呢？怎可能一下子就能适应不借助那个小孔观察世界呢？怎可能丢掉温文尔雅踩在圣人的肩膀上呢？
遑论皇帝，就是现代人也不乏死抱着儒学不放者。前些年，甚至有用“儒家资本主义”来解释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幸亏由于发生了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在于这些国家的现代因素——自由、竞争等——不足），这种解释才渐渐地喑哑了。否则，说不定儒学会再现昔日的辉煌。真若如此的话，不知九泉之下的孔子面对这飞来的不虞之誉作何感想。我想老夫子定会惊诧不已，因为他当初创造儒学时恐怕并没想过要将其远播四海。现代社会当然要用现代的准则来支配，这就如现代人必须呼吸现代的空气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