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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艺术鉴赏中，从整体出发，不切断作品的意脉去死抠字句，这样才能发其精微，否则就只能得其皮毛，甚至造成讹误。灵巧的“裁书刀”说不准会变成李逵的板斧。空说无凭，姑拈两例以证。
周先生对“万类霜天竞自由”一句，先是赞之为“有力”，继则“猛裁一刀”：“万类霜天竞自由”，“细想之下颇不合自然之理。因为倘是‘霜天’，依‘秋收冬藏’之序，万木萧杀，生灵潜迹，当是时，它们本不会有‘竞自由’之心。”世事竟有如此奇绝者：“一刀”之下，“有力”的一句，急转直下竟变成“无理”：“无理”焉能“有力”？按照逻辑学的“排中律”衡量，其中必有一个判断是假的。不知周先生作何解释？也许周先生未能细读全篇，《沁园春·长沙》开宗明义就标出“独立寒秋”。分明是“万山红遍”的深秋季节，怎么一下就变成“万木萧条”的隆冬？也许周先生认为“霜天”压根儿就是冬天的写照。问题的症结正出在这里：对“霜”字的内涵认识有些模糊。钟嵘《诗品·序》云：“塞客衣单，霜闺泪尽”，“霜闺”，前人训为“秋闺”（见《辞海》），可见“霜”与“秋”是相关联的。我国二十四节气中“霜降”就在每年古历九月下旬，即深秋季节。“霜”与“秋”携手偕行，苏轼的诗亦可佐证：“贪看翠盖拥红妆，不觉湖边一夜霜。卷却天机云锦段，从教匹练写秋光。”（《和文与可洋川园地——横湖》）因而，中国古典诗词中凡有“霜”的字句，只要是描写时令，几乎都是“深秋季节”的标志，由此观之，对“万类霜天竞自由”判以“颇不合自然之理”，岂不成了当代中国诗坛中的“冤假错案”。
又，《水调歌头·重上井岗山》上片写道：“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显然，这是承前句“旧貌换新颜”而运笔的。造语平易，老妪能解；然而，却是这位对井岗山有深厚感情的诗人由衷的赞美。这一段景物描写，固然是井岗山优美风物的写照，联系下片“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更可看作是祖国新貌象征性的描绘与作品昂扬奋发、乐观自信的基调是完全吻合的。这几句原也熨熨贴贴，本无什么不妥。孰料晴空无端扔下一声霹雳：“按此两句应为毛泽东对眼前故乡风物的据实写照，但事实上与眼前风物关系甚远，当年的井岗山不可能有此景观。”真想不到鉴赏诗歌会提出对纪实性文体（游记、通讯等）的要求。我们似乎无须探究当年井岗山到底有不有此景观，那是地理学家或旅行家的事。这个问题的提出倒是让笔者想起了我国古代诗史上一桩“公案”。唐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本是一首情景交融、意境清远的好诗。而有人竟以“三更不是撞钟时”相诟病，认为这是“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欧阳修：《六一诗话》）；另有一些人则加以考证，认定“夜半钟”的风习早在《南史》中即有记载。窃以为以上两种看法都不免有些学究气，调和以上论争的有一种说法最为可取：“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九）说得好！此说可谓深得诗学三昧。可不？夜半一记悠长的钟声，恰如深谷一声清亮的鸟叫，“以动显静”不独衬托出夜的安谧，更显出夜的深沉，而诗人于客船之中卧听疏钟所引起的无边乡愁和诸多感慨，读者于清远的意境中自可悠然神会。这就是所谓“兴象之合”。既然“夜半钟”在审美上有这么多的妙处，那么寒山寺夜半撞不撞钟则属于“区区事实，彼岂暇计？”用现代文艺学的术语表达，这其实就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所由分。“到处莺歌燕舞”显然是诗人创造的一种“艺术真实”。它是审美主体通过艺术想象、艺术概括而升华了的、“能指”与“所指”拉开了很大距离的一种诗化的语言。诗化的语言与日常语言相比，具有“超语义性”的特点，它是以文字构成的“象”来传达“意”的，往往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具有“象外之象”的美学功能。《红楼梦》描写潇湘馆的景物有“龙吟细细，凤尾森森”之句，读者欣赏中只觉得这八个字富有神韵地烘托了潇湘馆出尘拔俗的环境气氛和林黛玉冰清玉洁的个性风采，并且字里行间隐隐透出作者对书中主人公一种异乎寻常的钟爱与怜惜之情。而从未见有人因“龙凤”本属子虚乌有之物而指责潇湘馆“不可能有此景观”。是的，诗化的语言既具有“超语义性”的特点，那么，它深刻的内涵则往往不是客观世界的复制，而是诗人主观世界的折光，正如黑格尔所说：“诗是心灵创造的新世界。”（《美学》第二卷）明乎此，则当年井岗山有不有此景观，就无须费心考据了，这同“夜半钟”一样，也是“区区事实，彼岂暇计？”
匡迥学“儒”
——错读儒林之十三
？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匡迥，字超人，是一心想要学儒的。那时不像现在，会提出举办孔子大学、建立儒学院一类壮举，虽说孔夫子早已不仅是大成至圣先师，而且有了“王”的封赠。书院倒是有几个，但不是穷人家孩子上得起的。所以，匡超人只好跟着一个卖柴的客人学生意。客人消折了本钱，他也就流落他乡，靠拆字骗碗饭吃。好在拆字是从《易》衍生的，《易》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所以拆字也好算得儒学的实践，何况他在拆字之余还读书不倦呢。当然，读的是替圣人立言的八股文，并不是孔夫子的原著，因为取功名这要来得快——就像文革时期为了紧跟而读书的人，大抵只读两报一刊文章而不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一样——而后世儒生的目标原是以功名为主，谁也不想认真地去弄懂弄通孔老先生本意的。
匡超人的儒学，第一个启蒙师傅应当算是马二先生。以前虽然读过几年书，认了一些字，但家境贫寒，中途辍学，对儒学尚未入门。马二先生给他劈头点破：“这事（指拆字）是寻不出大钱来的，连糊口也不足。”这是很得儒家真髓的。读书为什么？不就是图他挣个大钱吗？夫子有言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虽然夫子也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但后来的读书人大抵不记得了，倒是“富与贵”这三个字铭记在心，刻刻不曾忘记。马二是善教人者，以“大钱”当头，匡超人自然俯首听命。要是一天到晚只教他如何尽忠、如何尽孝，如何死节，如何安贫，只怕鬼也不上门了。有了一个“寻大钱”的鹄的，忠呀孝呀节呀义呀才会有动力，所以马二说，“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马二唯独忘记的一句话是，一旦大富大贵，所谓忠孝节义也就全有了。就在前几个月，陪几位朋友去黄山，看了那里保留下来的一群牌坊。当地人介绍这是旌表节义的。我问，为什么受旌表的都是官宦之家，一户穷人也没有？主人语塞，可见“节义”云者，实在是富贵人家的装饰，穷人是消费不起的，就像当到了多大的官，他的悼词就会有什么样的賛语一样，平头百姓是永远不会有那样一些美谥的。马二阅历颇富，懂得这些道理，所以他告诉匡超人，“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在世，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要做官就要读书，做了官，随便说两句话就成了重要指示，随便写几个字就刻碑镌石，名利富贵道德文章，真个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几千年的儒学，这一条要比孔夫子的所有教条都深入人心。不然，为什么古往今来那么多人都死命向官路上跑！马二的一席话，为匡超人点破迷津，故曰“启蒙”。此后的日子，匡超人一心一意实践着马二的教导，一面照顾着久病的老父，一面做着些小生意，但“总以做举业为主”。这倒也见了一点小效，因为县里老爷怜他夜读勤苦，照顾着进了学，挣了一顶头巾。料不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要走仕途，不跟人不行，死跟人也不行，只因县里太爷被人诬告扳倒，带累得他也成了太爷的死党，不但前程无望，连家里也呆不住，只好远走他乡。看来，马二的儒学，还只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于实际的操作，因无此种经验，是很不内行的。
匡迥的第二位儒学启蒙老师要数景兰江、支剑峰、赵雪斋、卫体善这一流似儒非儒、似商非商的人物。他们比马二要高明一些。他们知道苦读其实是一条最笨拙的道路。世上多少人想通过做八股的道路出人头地，但又有多少人为此雪窗萤火，老死牖下，终身没有得着一顶头巾。中国的官僚选拔制度，一向是荫袭、举荐、考试、捐纳并举的。有个好爸爸的，不费吹灰之力，在娘肚子里就已经预订了一顶乌纱；有个阔爸爸的，只要肯花费，也可以买个官来过瘾，虽说名分不那样好听，官却一样是货真价实的；参加考试固然属于正途，但十考九不中，就算将棘围守暖、把铁砚磨穿，真正“中”的，也要三生有幸。匡超人若不是县里太爷李本瑛碰巧听见他夜间苦读，因此生出了照顾他的念头，入学还不知在什么时候呢！所以，既非有势又非有财且又受不得苦熬的，便别觅他途——当名士。一个人在社会上混出了点名声，就有了交接官府的资格。官府交接得多，名声又分外响了起来。既有名声，又有关系，机缘凑巧，当个官儿大有希望。即便当不上正经的官儿，混个幕僚总是可以的。亲信的幕僚作得半个官儿的主，再不济，能同当官的一起喝喝酒、吟吟诗、画张画儿，遇事有个照应，没事借个牌头，比起一般小民也不知舒服到了哪里。名士这条捷径匡超人是从这班朋友处学到的。
做名士并不定要真有学问。名气是吹大的，他人吹固然重要，自己吹更是要紧。当今多少“大师”“泰斗”，哪个周围没有一群吹鼓手？书还没有出，已有了石破天惊的评论；花钱摆桌酒，请一批哥们儿，便有个“著名画家”出世。诗跨盛唐，文超两汉，学贯中西，德耀古今，廉价的帽子随手奉送，甚至貌赛潘安、颜如宋玉，面若敷粉，唇若涂朱也都没遮拦地堆了上去，全不管这样的出血大甩卖会带来什么后果。
至于自己吹嘘，无外乎三途：一是攀亲摆谱儿，名士头上没有乌纱，便借别人的乌纱。比如在京师住在谁的衙中呀，回乡搭的哪位官老爷的船呀，某某大佬如何器重呀，某某名家如何期许呀，如果再拿出些合影的照片，唱和的诗句，签名的赠书，那就更不得了了。事情的有无不必管，只要敢吹，就能造成影响。世人的观感就是如此：同大佬交往的也是大佬，与名家相识的也是名家；二是贬低别人。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为什么？不把别人挤下去，显不出自己能呀。你看，同是“选家”的卫体善，一听匡超人说到马二先生，立马的反应就是一通臭损：“正是他把个选事坏了！他在嘉兴蘧坦庵太守家走动，终日讲的是些杂学。听见他杂览倒是好的，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乱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所以我看见他的选本，叫子弟把他的批语涂掉了读。”要说马二批语如何，因为吴敬梓不曾写到，不敢妄断，要说他专讲杂学则真是冤哉枉也。卫体善还要吟诗作赋，马二是连这些都视为歧途的。但为贬低别人的时候，名士们是从不管事实如何的。卫体善活到今天，骂鲁迅、贬茅盾、嘲巴金、刺老舍决不会比今天的英雄好汉差；三是自我标榜。别人不吹就自己吹。吹嘘的火候同脸皮的厚薄成正比。比如，一说当今小说不景气，便说等我有时间写一部，破一破文坛的沉寂；一讲到典范的作品，便举出自己的某篇作品当例证；白送人家一张画，就说被某某博物馆珍藏；刚印出一部书，就说已销售一空；善意的批评指为恶意的嫉妒；事实的揭露硬派作别人的造谣。不断地制造轰动，不停地惹事生非，靠这些手段让人们注意自己，以保持所谓“知名度”。卫体善一说近来选事坏了，随岑庵马上就说：“前科我俩该选一部，振作一番。”他们到底选不选，选了能否振作，是没有人去追究的。支剑峰喝醉了酒，前跌后撞，被捉进了班房，却大叫“李太白宫锦夜行”。这类花样——第二天必被媒体大炒新闻——都是保持知名度的妙方。华君武有漫画，一人高耸金臀挨板子，口里却说：你越打我越出名，真是深明此中窍要。
匡超人学得真快。一转眼牛布衣问到他选本时，他的口气比卫体善还大了许多：“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这口气简直超前了六七百年，活像今人。而对他的恩人马二先生，他的口吻也一如卫体善般轻薄，或许还有些感念当年襄助的情份，只口气略略舒缓些吧了：“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这也就算匡超人仍存忠厚之处。到了后来炉火纯青之际，你看他对付潘三，这一点忠厚也都荡然无存了。
名士们虽然教会了匡超人如何追名，但他们毕竟处于体制的边沿，对于官场中那些具体的运作是不明底里的。真正要成就一个在那样一种体制中得心应手的“儒生”，还需要另一类教习，这就是潘三。潘三是杭州布政司衙门的刁吏。布政司在明代大致如今日之省一级行政机构。在那个官僚体制下，政府具体的政务是操纵在衙吏的手中的。做吏的，对于权力的实际运作，比官还要门儿清。匡超人跟着潘三，包揽词讼，欺隐钱粮，私和人命，假造文书，强抢寡妇，私刻关防，买嘱枪手，拐带人口，什么无法无天的事都做下了。有了这一课，匡超人才真正具备了进入官僚体制的全套功夫。没有多久，他便进京准备钻肥缺弄钱去了。匡超人经过了多方教导，也亏了他的悟性，往往青胜于蓝，因此得成“正果”，从此进入了儒林正史，在《儒林外史》中再没有他的故事了。
今天的人们又在起劲地推崇儒学了，好像新的时代不是要建设新的文化似的，好像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基的以科学民主为基础的中国新文化还应当回到以儒学为基础的旧文化似的。有些文章充满着对儒学的动人的怀旧心情。其实，作《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也同样充满着这种动人的怀旧心情，但他不想回避严酷的事实：尽管孔夫子的地位越抬越高，但那只是嘴巴上的功夫，为要进入官僚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