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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后，田兵被调到遥远的贵州，担任文化局副局长。
一九七九年春我平反改正重回剧协工作，田兵来北京开会，我们见面了。田兵说了许多安慰我和鼓励我的话，我感觉很亲切。但有关他自己的遭遇他却一字未提。他为我而受到打击，我竟一直不知道。又过了十多年，我到贵阳开会，又和他见了面。他刚从医院回家，显得衰老多了，但见到我仍很愉快，说了许多使我感觉亲切和勉励我的话，仍然没有提及自己的遭遇。
一九九八年十月，我从《中国文化报》上读到女作家柯岩的一篇感人至深的散文《不能忘记》，在这篇充满激情的文章里，作者叙述了诗人田兵的坎坷经历和坚定的人生信念，披露了他在肃反运动中为了“保护一个青年作家”而遭受打击的经过。这使我对田兵同志的高洁的品格更为敬佩。
田兵是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的老战士，老党员。他参加过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战斗，一九四二年在与日寇的拼搏中被俘，后与战友们一起组织暴动，夺枪越狱，受到军区司令部的通报表彰。一九四○年在鲁西区党委开展所谓“肃清托派”的政治斗争中，他被打成托派分子，险遭活埋。杨勇将军挺身相救才使他幸免于难。
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涯不仅磨炼出田兵坚毅的个性，无私的品德，还使他成为一个为真理而歌唱的热情诗人。
我想，只有一位老战士，才敢于仗义直言，无所惧怕；只有一位蒙冤者，才深知政治运动的残酷；只有一位诗人才能以宽厚仁爱的胸怀对一个青年的命运倾注真诚的同情。
李 辉：这批档案中相互揭发的材料比较多。当时你们是否每个人都有专案组，他们如何找你们谈话，你们如何写材料？相互之间允许通气吗？
杜 高：对我的审查完全是按照“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模式进行的：首先是把我和几个交往亲密的朋友汪明、田庄、陶冶、蔡亮、罗坚等定为一个小集团，名称是“小家族”；接着确定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小集团，是受路翎指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外围组织；然后进一步查证这个小集团的成员都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
我们分别被隔离起来以后，和外界断了一切联系，更不可能互相通气了。我不能独自走出四十九号院，理发、洗澡都要经过领导批准，出门由小李跟着。我去理发，他坐在理发店门口，我去洗澡，他就站在澡堂门外，冬去春来，如影相随。这样过了一年多。经常审问我的人有赵寻、蓝光、李之华、范景宇等人，他们大约就是我的专案组了，还有一位李悦之，负责到各地进行外调。那一年，我处于极度的惊恐焦虑之中，也有过越墙逃跑和一死了之的念头。我虽然从幼年就崇拜共产党，把共产党人都看作我的亲人长辈，但那时是在解放前的“国统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革命队伍的内部斗争，更不能料到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政治运动竟是这样残酷。我每天不停地写交代材料，拼命回忆我所经历过的每一件事和与朋友们交往中的每一次谈话，我非但没想隐瞒什么，总怕自己写得不够详尽，我以为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就会证明我们确实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但是专案组每次来拿材料时，总是留下同样的一句话：“老实点，你还有重大问题没交代。”我为此惊恐痛苦万分，但又确实想不出我还应该写什么。
李 辉：隔离时间有多长？最后有没有结论？
杜 高：我被隔离了一年四个月。运动后期，我实在没什么可交代了，专案组也不来管我了，我就在小屋里自学俄语，阅读俄文报刊。一直到一九五六年十月我才看到了肃反结论，恢复了人身自由。汪明、田庄、陶冶都先我恢复了工作。
李 辉：今天再看各自的交代，你觉得是否符合事实？被逼迫的成份有多少？
杜 高：我只举自己的一个例子。一九五五年夏天，运动到达高潮期。专案组四五个人每天轮番同我谈话，逼问我在解放前与中统有什么关系，我说没什么关系。我只听说过中统是特务，但实在搞不清中统是什么体系，什么性质。但专案组说，你既然在《湖南日报》工作，《湖南日报》是国民党省党部出钱办的，那你不是特务是什么？我反复解释，当时在国统区，许多报社里既有反动文人，也有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甚至有地下党员，还有许多人只不过是混碗饭吃，没什么政治背景，那时进人也不用严格审查，只要有熟人介绍，有一定文化，收入也不高。专案组的人很气愤，责骂我年纪轻轻却是一个反共老手。就这样连续几天的审讯，我疲困不堪，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实在想躺下休息，就说，我坦白，我参加了国民党。审讯者如获至宝，要我交代参加国民党的经过。我就信口编了一个故事，说一九四七年我到《湖南日报》去工作时，办公室有一个女人要我填了一张表，算我参加国民党了。档案材料里留下了这次审讯的记载。
对于我所说的参加国民党的经过，现在的人们一眼就可看出编得太荒诞，没有一点可信的细节。可我绝对没想到，这个交代后来成为“小家族”是一个反动组织的重要根据写进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给中央的正式报告，而更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严重的“历史问题”就此没有了下文。
平心而论，与后来的反右、文革相比，这时的审查还是比较文明的，没有动武。但是它给人们心理的压力却难以承受。从档案里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没有问话，时间标明“夜十二点”。这种审讯方式在田庄专案组的一份报告里也得到验证。这份报告说，经过“连续作战”，田庄终于交代了什么什么。所谓“连续作战”，就是审讯者不让你休息，不让你辩白，不说出他们需要的材料就不罢休。审讯者当时也许没有意识到这就是“逼供信”，他们为了表示自己的顽强作战精神，为了说明审查对象的“顽固不化”，无意中把这种审讯方式也如实地记载了下来。所以，今天再看这些各自的交代，首先要了解这样一个背景。
李 辉：我注意到关于“小家族”的档案中，有一些涉及到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它们起到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杜 高：因为“小家族”确实没有什么阴谋活动、反动纲领，无论是别人揭发我，还是我揭发别人，一些政治性言论基本上还是属实的，只不过上纲上线地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歪曲了正确的认识，把真理诬为谬误，把活泼的思想看成反动。而那些下流言论的交代，不实或夸张的居多。政治上搞不垮，就要在生活上把你搞臭，道德败坏是最能激起人们义愤的。档案材料里现在还可以看到审讯者一再追问我是否和女同志发生过性关系，真是对人的侮辱。而我的朋友们，实在交代不出政治问题了，只好挖空心思把平时的一两句玩笑话当作污言秽语交代出来，比如在吴祖光家里看世界名画集被说成看“春宫图”，把《十日谈》里一些表现男女关系的语言也当作了我们的“痞话”。
当时我们是一群自命清高的文艺青年，我们渴望真诚纯洁的爱情，在生活上是严肃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小家族”的成员都是作风正派的。蔡亮和张自疑、田庄和陈敏凡等夫妇始终甘苦与共，忠贞不渝。我直到平反后年已五十才结婚，而汪明一生未近女色，孤身一人惨死于安徽劳改农场。
李 辉：在《杜高同志的历史》这份档案中，你提供了不少历史证明人，其中有些人当时担任要职。但我注意到，这批档案中并没有他们的证明材料，这是为什么？
杜 高：这也是我很奇怪的问题。解放前我才十几岁，搞清我的历史不是什么困难的事。自从十岁在桂林参加新安旅行团，在国统区那样复杂的环境中，在战火纷飞的旧中国，我辗转流徙，但与不少地下党员以及著名的革命文化人士都有直接联系。审查我时，这些人都还活着，不可能不向他们调查我的历史情况，他们也一定会如实证明我从少年时代就追求进步。但是存留下的档案里居然没有一份这样的材料。这至少说明，为了把一个人整成反革命，一切与这个目的相悖的材料都弃之不用。
李 辉：也就是说外调材料也是有选择的。
杜 高：我的父亲李仲融是在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抗战爆发后，他是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人之一，和田汉、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张曙等一起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输送一些进步青年去延安。一九三八年长沙大火后，他和吕振羽、曹伯韩、张天翼等革命文化人士创办了湖南塘田战时讲学院，这个学院后来被誉为“南方的抗大”，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干部。我在七八岁时就随父母生活在这个学院里，受到革命文化的熏陶。一九三九年塘田讲学院被国民党强迫解散，我们一家到了桂林。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父亲奉调去苏北新四军工作，把我留交新安旅行团学习。新旅被迫解散后，大一点的孩子转赴苏北根据地，我随母亲留在桂林上学，同时参加“新中国剧社”、“国防剧艺社”、广西艺术馆等团体的演出活动。我曾在熊佛西导演的《北京人》里演小柱儿，在田汉编剧、瞿白音导演的《秋声赋》里演擦皮鞋的流浪儿，在欧阳予倩导演的《旧家》里演一个孩子。我喜爱戏剧，在排戏的时候，我入迷地一边看熊佛西、欧阳予倩这些大戏剧家做示范动作，一边听他们讲戏剧的道理，这是我上的戏剧启蒙课。
我和我的哥哥都从小爱好写作，十岁那年我在福建的儿童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后来又在邵荃麟主编的《新道理》等刊物上发表习作。我梦想做一个作家。
一九四四年冬湘桂大撤退，母亲带着我们步行到了贵阳，我亲历了中国人民逃亡的悲苦，目睹了人流三千里的惨状。
我从十五六岁到十八九岁，凭着一个少年人顽强的生存能力，在旧社会度过了艰苦而动荡的最后三四年。我曾几次计划投奔解放区，都未能成功。如一九四七年父亲的朋友曹伯韩先生介绍我到香港去找廖沫沙先生转赴解放区，一九四八年我又同李金声（解放后任上海广播合唱团指挥）等几个年轻朋友打算从上海转道苏北解放区，都因种种变故未能成功。
我的母亲听说我被审查之后，把我少年时代参加演出的戏剧说明书和在报上发表的习作的剪贴本都寄到北京，她认为从这些本本中可以了解我成长时期的思想倾向。母亲精心保存多年的这些本本交给专案组以后，就再没有归还给我了。
李 辉：原来你的习作剪贴本是你母亲主动上交组织的。在这批档案中我只发现了一本。
杜 高：李辉先生，在你寻找到的这批档案中，竟然还幸存了一本一九四六年我发表的习作的剪贴本，这使我惊喜万分。真感谢你把这样一个失而复得的纪念品送还给我。这本用粗糙的毛边纸装订的文集，封面是我用毛笔写的《爝火集·杜高》，扉页上粘贴着一幅朋友为我作的图画，月光下一个青年弹着东不拉在高歌，标明“第四，1946。1。1”；右下方是我用钢笔抄写的两句格言：“我的笔就是我的武器——M·高尔基。”“带着希望的心，奔向前面闪动的爝火，因为那就是你的希望……——诃罗连科。”“爝火”就是“小火”，我那时大概是把自己看作一颗小小的火苗。粘贴在本子上的剪报多为散文和戏剧评论、戏剧介绍，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俨然以成人的口吻发表议论，虽然稚嫩，但充盈着真诚和激情。我今年已经七十岁，重读一个少年向往自由民主的热情文字，回首在新中国度过的半世纪风雨岁月，真有难以表述的感慨。
李 辉：你怎样看一九四六年你所写的《沉默的祈祷》？专案组似乎对它很重视。
杜 高：不知是专案组的粗心大意还是有意为之，这个题目错了，我没有写过叫《沉默的祈祷》这样一篇文章。
一九四六年夏秋间，老作家蒋牧良先生在长沙《中央日报》编副刊。我和两位爱好写作的青年友人傅紫荻（解放后任湖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汤炜（解放后为湖南文联专业作家）常去看望蒋先生。我们除了向他请教文艺问题外，也听他谈论时局。八年抗战刚刚结束，老百姓渴望和平，而国内形势日趋紧张，内战即将全面爆发，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十分关注时局的变化。那时国民党号召全国民众为蒋介石六十岁生日祝寿，而百姓反应冷淡。我们当作笑话谈论，蒋先生提议说，你们何必不就这个题目写一篇短文呢？讽刺一下也好嘛。
两天以后我便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沉默的纪念》，意思是尽管报纸上对蒋介石歌功颂德，老百姓沉默了。蒋牧良先生看了稿子后说：文字上要作些修改，不能太露骨，透出一点讽刺的意味大家就能懂得了。稿子发表出来后才知道蒋先生加上了许多称赞蒋介石的话，如“如椽的大笔”之类（这一类词句我当时还不会用），但最后还是点出了人民沉默着。
肃反审查我的时候，蒋牧良先生还在世，我相信他会如实地证明当时的情况，如果他否认这篇文章在发表前曾经过他修改处理，那么这样的材料不更可以证明我早就是一个反动分子了吗？但是很奇怪，档案里竟没有蒋先生的任何一份材料。
蒋牧良先生是三十年代左翼老作家，在湖南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文革期间去世。一九九五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抗战初期长沙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实录》，我从这本书里才知道蒋先生早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在湖南文抗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我的父亲李仲融和文学史家谭丕模先生。
李 辉：你的斗争大会是在哪里开的？多大规模？
杜 高：肃反运动中我的斗争会是在剧协机关开的，参加的有剧协全体工作人员，青年艺术剧院的代表，从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文工团回来的一些人，中央美院蔡亮的同班同学，电影局田庄专案组的岳野、颜一烟，中央歌剧院罗坚专案组和文化部陶冶专案组的代表等。二百多人的斗争会，紧张激烈，我由专案组范景宇带进会场，笔直地站着，回答愤怒的人们提出的一个个质问：“胡风是怎样指使你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你和国民党是什么关系？”这样的斗争会开过两次。斗争会的主持者是当时剧协的副秘书长李超，他表情格外严肃，声色俱厉，斗争会结束前他用粗豪的嗓音命令：“将反革命嫌疑分子杜高带出会场！”
李超可以说是同我相识最早，最了解我的历史情况的老朋友。我们最初认识是在一九四四年西南剧展期间，他那时二十多岁，我十四岁。他当时是演剧四队副队长，他们在广西艺术馆剧场演出曹禺的《蜕变》。我那时也在艺术馆演戏，一天下午，他们加演田汉的独幕剧《父归》招待戏剧界朋友，我是在这时认识他的。不久后湘桂大撤退，我们都逃难到了贵阳，又相遇了。我常到四队的住处去，和他们有很亲密的友谊。抗战胜利后我回到长沙，四队也到长沙来演出，这时我和傅紫荻、汤炜常和四队的舒模（作曲家，《你这个坏东西》抗战歌曲《军民进行曲》的作者）、宋扬（作曲家）、张客（著名导演）等艺术家交往，我们为四队的演出写了不少宣传文字。一九四八年初我到了衡阳《力报》，四队的队长魏曼青到衡阳来联系演出，就住在我的小阁楼上。我和他一起找剧场，为四队演出做准备工作。一九四八年秋我到南京，路过汉口时又到了四队的驻地，这时四队的朋友悄悄告诉我李超已去北平，转赴解放区。解放后我们又在剧协相遇。可以说，李超对我在解放前后的政治倾向是很清楚的。
二十多年后我平反改正重回剧协，李超也经过文革后出任文化部教育司司长。有一次我们谈起往事，他诚恳地向我道歉，他说：“肃反时斗争你我也是不得已。”我当然能够谅解他。他后来也遭了大难。一九六四年他组织了一次戏剧界化装舞会，毛泽东就此严厉指责文联和各协会已沦为裴多菲俱乐部，他便成为这次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
李 辉：我收集到一些围绕那次批示而开展的文艺整风的材料，其中有对田汉的批判会记录，李超的多次长篇检讨以及对他的批判会记录。看看你的档案，再看看他的材料，我想文艺界那种循环反复的批判的确令人感慨良多，甚至有些不寒而栗。我希望能有时间将它们整理出来。
李 辉：徐光霄对你的批示比较严厉，他当时是什么身份，是否主持你们的案件？该人后来的情况你了解吗？
杜 高：你是指徐光霄在《杜高解放前后反革命罪行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