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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学史-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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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奥帕尔迪最优秀的诗篇同早期民族复兴运动的高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818年,他写了两首著名的颂诗:《致意大利》、《但丁纪念碑》。《致意大利》歌颂意大利过去的光荣,哀悼它现在遭受的屈辱。诗人把意大利比作一个遍体鳞伤、身戴镣铐、掩面哭泣的妇女,他对祖国蒙受的灾难表示羞愧和悲愤,谴责意大利的儿女们忘记本民族的光荣历史,放弃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卑怯行为: 
  没有人为你战斗? 
  没有一个儿女保卫你? 
  武器,把武器给我! 
  我将独自战斗, 
  独自捐躯沙场。 
  啊,天哪,愿我的鲜血化作烈火, 
  燃烧在意大利人的脸膛! 
  在《但丁纪念碑》里,诗人呼吁意大利人放弃对和平的幻想,不再为侵略战争流血,并以伟大爱国者、争取自由的战士但丁的形象,激励同时代人继承意大利的光荣传统,从祖先那里汲取荣誉感和力量。 
  随后写作的几首诗歌《致安杰罗·玛伊》(1819)、《为保丽娜姊的婚礼而作》(1821)、《致球赛优胜者》(1821),贯穿着追求民族独立和自由的精神。诗人要求把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著作当作光复祖国的精神武器,呼吁母亲们为祖国养育健壮的一代,要青年们锻炼体魄,以拯救意大利,夺取胜利。 
  二十年代初,莱奥帕尔迪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烧炭党运动接连遭到奥地利统治者的残酷镇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822年,他毅然离开“活人的墓穴”雷康那蒂,满怀希望来到罗马。奢糜、腐败而冷酷的罗马社会使他深为失望,他在意大利各地流浪了几年,饱受贫困和重病的折磨,所接触到的尽是封建复辟时期的黑暗现实。他这个阶段的作品充满着绝望哀伤的颓丧情调。抒情诗《小布鲁图斯》(1821)叙述古罗马政治家布鲁图斯兵败自杀,哀叹美德虚幻无用,宗教是欺诈,命运的力量不可抗拒。《萨福的最后之歌》(1822)写古希腊女诗人萨福遭受冷酷的自然的歧视,容貌丑陋,得不到爱情和幸福,痛苦地自杀身死。作者在其他抒情诗里忧伤地吟咏,青春是“枯寂的人生的唯一花朵”,但青春早逝,自然夺取了他爱慕的两位少女的生命,“朦胧的希望”化为“甜蜜的欺骗”(《致席尔维娅》,1828;《回忆》1829);人生的欢乐只是恐惧的间歇,是更残酷的痛苦的前奏(《暴风雨后的平静》,1829;《乡村的星期六》,1829);人生毫无价值,只是一个走向死亡的历程,爱情和死亡犹如“命运的孪生兄弟”(《一个亚洲游牧人的夜歌》,1830;《爱情和死亡》,1832)。诗人在1823至1825年间还写过许多对话录和散文,其中只有少数几篇讽刺世人贪图安逸,追求时髦,盲目自信的恶习,指出对人进行和谐的智育、体育的必要性,大多数则是从哲理的角度论证诗歌中宣扬的悲观厌世的思想。莱奥帕尔迪用这些唯心主义的宿命论和虚无空幻的观念来解释他所经历和目睹的现实生活,这反映了诗人在封建复辟时期令人窒息的反动统治下找不到出路,因而产生悲观主义的特殊心情。 
  莱奥帕尔迪晚年创作的诗歌反映出他的痛苦、矛盾的思想状况。抒情诗《金雀花》(1836)认为人类仿佛生长在维苏威火山上的金雀花,永远处于被自然吞噬的威胁之下,作者呼吁人类发扬相亲相爱、团结互助的精神,向共同的仇敌自然开战。这是用对自然的斗争来替代现实的政治斗争。在政治讽刺诗《鼠蛙交战记续篇》(1837)里,他以寓意的形式抨击奥地利统治者倒行逆施,指出他们是自由的敌人,申斥波旁王朝的无能和贪吝,同时批评烧炭党人是言论多于行动的懦夫,表现了诗人对贵族自由派领导的烧炭党运动的失望。《翻案诗》(1835)把锋芒指向当时正在迅速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系,辛辣地揭露号称“新文明发源地”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抛弃真正的价值和美德,压制民主,对外发动战争,攫取财富和屠杀人类等罪恶,讥笑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繁荣,但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表示怀疑。 
  莱奥帕尔迪的诗歌继承了古希腊和意大利抒情诗的传统,语言洗练朴素,格律自由多变,善于以鲜明突出的形象、丰富生动的写景来抒发复杂细微的心理活动,对以后的抒情诗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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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俄国文学和普希金   
  十九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发展,农奴制度瓦解的征兆日渐显著。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亚历山大一世利用人民的力量,打败拿破仑,爬上欧洲霸主的宝座,对外主宰“神圣同盟”,疯狂镇压欧洲民族民主运动;对内实行高压政策。农民不满情绪日益强烈,起义频繁,士兵暴动也时有发生。在资本主义要求发展、农民运动此起彼伏的条件下,一些进步贵族青年军官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组织秘密团体,于1825年12月率领3000名士兵,发动反专制农奴制度的起义,即历史上所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1914年,列宁说:“俄国解放运动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这是与影响过运动的俄国社会的三个主要阶级相适应的,这三个主要阶段就是:(1)贵族时期,大约从1825年到1861年;(2)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大致上从1861年到1895年;(3)无产阶级时期,从1895年到现在。”十二月党人“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他们的活动唤醒了后来的革命者。 
  俄国人民对拿破仑的胜利以及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兴起,增强了人们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向往,促进了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诞生。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是俄国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他们的作品与贵族革命运动紧密相连,讴歌反专制、争自由的理想,对人民有一定的同情。他们重视本国历史,提倡民族文学。作为积极浪漫主义对立面的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是诗人茹科夫斯基。他的诗歌大都远离现实,追求内心的自由和谐,宣扬神秘主义。 
  与二、三十年代浪漫主义文学盛行的同时,现实主义文学也在迅速形成。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要求文学揭露现实的丑恶,探求社会黑暗、腐败的根源,这促使一些作家走向了现实主义。十八世纪讽刺作家和拉吉舍夫的创作,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在心理描写方面的探索,特别是十二月党作家要求表现民族独特性的主张,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尽管它这个时期带有温和的贵族倾向,反映的生活面还不够广,但已初步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如克雷洛夫的寓言、格里包耶陀夫的戏剧《智慧的痛苦》和普希金的作品。 
  十二月党作家包括雷列耶夫、丘赫尔别凯(1797…1846)、、奥陀耶夫斯基(1802…1839)和别斯土热夫即马尔林斯基(1797…1837)等。他们继拉吉舍夫之后,把文学当作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工具,使文学同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诗人首先应当是一个热爱祖国、争取自由的公民,民歌是文学的源泉。他们的创作从民歌吸取营养,充满着英勇气概和牺牲精神,创造了爱祖国反暴政的英雄形象。他们常借历史人物抒发自己的感情,但由于他们远离人民,而历史观又是唯心的,所以他们所选择的人物多是王公贵族,并往往加以美化。 
  康德拉季·费陀罗维奇·雷列耶夫(1795…1826)生于贵族家庭,参加过1812年抗法战争,后来领导秘密团体“北社”,策划了1825年起义,是被沙皇绞死的五个十二月党领袖之一。他的第一首名诗《致宠臣》(1820)所痛斥的,就是当时沙皇的亲信阿拉克切耶夫: 
  傲慢的宠臣,无耻又阴险, 
  狡猾谄媚之徒和君王卑鄙的伙伴, 
  祖国残暴的统治者,十足的恶棍, 
  你仰仗钻营而攫取了显位! 
  诗人相信“被暴政激怒的人民一定会无比严峻”,他鼓动人们去推翻专制政权。他起义前不久写的《公民》一诗,谴责对“祖国灾难”漠不关心,号召年轻人参加起义,不要“玷辱公民的称号”。这些诗在进步贵族青年中间流传甚广。诗集《沉思集》(1825)赞扬了一些历史人物,但由于不符合史实,当时就受到普希金批评。《沉思集》中以《伊凡·苏萨宁》一篇最有名,描写的是一个热爱祖国的民族英雄。雷列耶夫的作品一直被沙皇政府查禁,但他的热情昂扬的诗句仍然传播开去,为俄国进步作家所推崇。 
  伊凡·安德烈耶维奇·克雷洛夫(1768…1844)是欧洲文学史上著名的寓言作家之一。他出身贫寒,少年时代在市议会和税务局当职员,以后任彼得堡公共图书馆馆员达三十年之久。十八世纪末,他办过讽刺杂志,写过喜剧和小品文。从1806年开始,他写了二百零五篇诗体寓言,共九卷。他的寓言反映的生活面很广,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四类:暴露专制农奴制度的罪恶(《狐狸和土拨鼠》、《村会》、《杂色羊》等);反映1812年抗法战争时期的重大事件(《梭鱼和猫》、《猫和厨子》等);歌颂人民的辛勤劳动(《鹰和蜜蜂》、《池沼和河流》等);批判对西欧文化的模仿和迷信(《小狮子的教育》、《蜜蜂和苍蝇》等)。 
  在《鱼的跳舞》里,狮王因受理子民的控告而出巡,遇到一个统管水族的“乡下佬 ”在煎鱼。狮王问“乡下佬”,鱼为什么在锅里乱蹦乱跳?“乡下佬”谄媚地回答说:“他们见到你,高兴得跳起舞来了。”于是狮王认为他的水族子民生活得很好,不会有什么不公正的审判,便满意地走开了。这则寓言直接影射亚历山大一世的昏庸,指责他纵容宠臣阿拉克切耶夫鱼肉人民,讽刺性很强。《农民与河》写小河泛滥,冲毁庄稼,淹死牲口,给农民造成巨大灾害。农民去找小河的首脑大河主持公道,但发现他们损失的东西半数都漂浮在大河上。 
  在《树叶和树根》里,作者更明确地肯定下层人民的作用,谴责贵族上层人物,指出树根如果枯萎,树叶一定也活不成。 
  克雷洛夫在寓言中抨击专制农奴制社会的腐朽,同情农民。但他的思想也有保守的一面,例如认为法国革命过激,他本人又未能摆脱封建等级观念(《青蛙要一个沙皇》、《马和骑师》、《一棵麦子》),等等。 
  克雷洛夫的寓言(包括他所译的伊索寓言和根据伊索寓言等改写的作品)力图反映现实,针砭时弊。他进一步使寓言这种体裁成为具有巨大概括意义的讽刺艺术。他的作品富于生活气息,戏剧性强,角色的社会属性鲜明,而又有个性特点,语言熟练,诗句流畅。他大量采用谚语和俗语,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使书本语言和民间口语融合起来。克雷洛夫对后来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很有影响。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格里包耶陀夫(1794…1829)出身于贵族家庭,1806至1812年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开始接近未来的十二月党人,思想上与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他在1812年参加卫国战争,战后在外交部工作。 
  1818年格里包耶陀夫任俄国驻波斯大使秘书。1822年调到梯弗里斯,任高加索总司令叶尔莫洛夫的外事秘书,那里的军官中间有很多十二月党人。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成了《智慧的痛苦》。剧本立刻以手抄本流传开来,对反农奴制思想起了宣传鼓动作用。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格里包耶陀夫因受牵连而被捕,但是查无实据,于1826年获释,接着便被任命为俄国驻波斯大使。但正如作家本人认为的那样,这是一次“政治流放”。 
  1829年,波斯人民不满沙皇对外政策,袭击俄国大使馆。格里包耶陀夫就是死在这次事件中。 
  《智慧的痛苦》描写进步贵族青年恰茨基从国外回到莫斯科,发现俄国社会仍旧是一潭腐臭的死水,儿时的女伴也已堕落。他向这个社会发出猛烈抨击,结果被上流社会污蔑为疯子,他一怒之下再次出走。作者通过恰茨基的遭遇,说明了有才智的人在俄国所遭受的痛苦。 
  《智慧的痛苦》写于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夕,反映了俄国贵族革命开始阶段的上层社会中的尖锐冲突。一方以法穆索夫为首,是代表“过去的世纪”并顽固地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的反动势力;另一方是以恰茨基为首的,代表“当今的世纪”的进步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向往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强烈地反对农奴制度。这正是俄国贵族革命阶段的中心问题。 
  剧本对法穆索夫集团作了鲜明的刻画。这是心中没有祖国和人民的反动的一帮,他们的人生目的全在功名利禄。最反动的农奴主法穆索夫仇视一切文明与进步,随时准备将农奴发配到西伯利亚;武夫斯卡洛茹布是典型的阿拉克切耶夫式的军阀,他要让所有的学校不教科学,只教军事操练;小官僚莫尔恰林为了升官发财,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这些形象历史地、真实地反映了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俄国反动官僚社会的面貌。 
  恰茨基则与这一切反动势力恰恰相反。他仇视农奴制度,愤怒谴责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蹂躏;他痛恨俄国大官僚贵族毫无民族气节、匍匐在西欧脚下的丑态;他反对愚民政策,推崇文化教育。恰茨基具有十二月党人的某些特征,但是没有达到后者的高度。他在遭到上流社会的诋毁后,所想的是:“我要走遍全世界!去找一角地方,让这被侮辱的感情得到安歇。”可以说,恰茨基是一个有代表性、有典型意义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 
  《智慧的痛苦》虽然仍有古典主义三一律的痕迹,但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之一。剧本语言准确、生动、口语化,其中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谚语。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青年时代就学于沙皇政府专为培养贵族子弟而设立的皇村高等学校,和一些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很接近,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卫国战争更激起他的民族意识与爱国心。1817年皇村学校毕业后在外交部供职,参加过十二月党人团体的活动,形成了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进步思想。1820年因所写政治诗被政府流放南俄。1824年与上级发生冲突,被遣回他父母的领地米海洛夫斯克村,由当地长官监督。次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发生后,普希金被召回莫斯科,此后便定居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出入于上流社会,同时受到密探的监视。1837年,政府纵容一名逃亡的法国保皇党人在决斗中杀害了他。 
  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后不久,连续写了一些反对暴政、歌颂自由的政治诗,如《自由颂》(1817)、《童话》(1818)、《致恰达耶夫》(1818)、《乡村》(1819)等,在当时进步贵族青年中间广泛传诵。其中最著名的是《致恰达耶夫》。这首诗抒发了贵族先进分子的共同感受,充满反抗专制暴政的思想和必胜的信心。诗的结尾是: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升起,射出光芒,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写上我们的名字。 
  当然,普希金并没有达到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沙皇制度的结论,他只主张君主立宪。他抽象地把“法”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看到“法”不过是统治阶级手中的一种工具(《自由颂》)。 
  普希金的政治诗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和明朗清新的抒情风格,体现了十二月党人那种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政治热情,语言通俗活泼。有的政治诗还以现实主义笔触,展示了农奴制度下俄国农村的悲惨图景,充满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普希金流放南俄后在总督公署供职,和十二月党人的交往更加频繁。当时欧洲民族解放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他在1821年所写的《短剑》一诗,称颂历史上暴力谋反的人;《希腊的女儿》歌颂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英雄。但不久,意大利、西班牙革命相继遭到挫折,俄国政治生活也日益黑暗,他对贵族革命运动的前途发生怀疑。南俄时期,他写过不少浪漫主义抒情诗,如《囚徒》(1822)、《致大海》(1824)。此外又写了一组长诗,包括《高加索的俘虏》(1822)、《强盗兄弟》(1822)、《巴赫奇萨拉伊的泪泉》(1824)和《茨冈》(1827)等四篇,反映了二十年代进步贵族青年探求社会出路的不安情绪。 
  《茨冈》描叙贵族青年阿乐哥不见容于政府,跟茨冈人一起流浪,并成为茨冈姑娘真妃儿的丈夫。两年后,他发觉妻子另有新欢,怀着嫉妒和复仇的心理杀死了妻子和她的情人,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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