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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1905年的俄国革命）都对法国工人运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起过巨大的影响。
在左拉最后确立自然主义理论以前，在六十年代，爱德孟·龚古尔（1822…1896）和于勒·龚古尔（1830…1870）兄弟二人合写的《日尔米尼·拉赛德》（1865）已经是一本典型的自然主义小说。小说描写一个女仆的悲惨命运，但作者在这里特别感兴趣的是女主人公在爱情方面的变态心理，至于产生这种变态心理和反常事例的社会原因，则完全没有涉及。作者宣称要追求“民主主义”，并在观察下层社会生活时抱着所谓“严格的科学态度”，事实上，作品并没有提供下层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只是摄取了一些外表现象而已。自然主义丑化工人阶级，掩盖资产阶级剥削本质，把工人贫困的原因归结为工人本身的“罪恶”，在当时就起着反动的作用。
自然主义在诗歌方面的表现是六十年代开始形成的巴拿斯派。巴拿斯派宣扬艺术至上，不问政治；他们标榜创作“冷静的”、“客观的”、“无我”的诗，宣扬为艺术而艺术，单纯注重艺术形式，刻意追求造型美感。巴拿斯派的创始人是勒贡特·德·里尔。另一个重要代表诗人是洛赛·玛丽亚·德·爱雷狄亚（1842…1905）。
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运动，是1886年《费加罗日报》发表若望·莫雷亚斯（1856…1910）执笔的《象征主义宣言》时开始的，但是在这以前，象征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创作原则，在魏尔仑、兰波和马拉美等人的作品中已有具体的表现。魏尔仑把诗歌看作个人奥秘的感情和细微的感官的直接表现；兰波把诗歌看作对不可知的世界的一种神奇的认识手段；对于马拉美，诗歌则是为了揭示隐藏在一切事物背后的“理想世界”，即事物的“纯净”状态。他们都把客观世界看作主观世界的“象征”，发展了波德莱尔“宇宙是一座象征的森林”的神秘主义观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方法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没落。
八十年代末出现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文学。小说家保尔·布尔泽（1852…1936）认为必须以君主主义思想和天主教信仰来教育青年，才能复兴法兰西民族。莫里斯·巴莱斯（1862…1923）以宣扬颓废的个人主义的《自我崇拜》（1888…1891）三部曲开始他的创作。后来他成为“民族复兴”的鼓吹者，以沙文主义和专制主义来对抗民主共和的传统，并成为德莱福斯事件中反动阵营的领袖之一。他在第二个三部曲《民族精力小说》（1897…1903）里颂扬的一个富有精力的乐观主义者，实际上是信奉陕隘民族主义的典型人物。彼埃尔·洛蒂（1850…1923）是宣扬殖民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继承了消极浪漫主义的传统，在他的描写远方国家“原始状态”（即所谓异国情调）的小说中，贯穿着爱情、死亡、怜悯等“永恒”的主题；他力图使人相信生活在任何地带，人的命运总是不变的，这实际上是掩盖殖民主义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真实关系。同时，他以欧洲“文明人”的姿态去描写远方国家的“原始状态”，鼓励殖民主义扩张政策。
上述各种文学流派活跃的年代，在巴黎公社革命的影响下，产生了巴黎公社文学。巴黎公社文学同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以及反动文学尖锐地对立着，它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高涨，表现国际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发扬法国文学的优良传统，给文学为革命服务提供了光辉的范例。与此同时，一些进步作家也在努力接近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作品中用论战的形式对第三共和国政府展开尖锐的批判，法朗士和罗曼·罗兰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在反对各种消极、颓废、反动的文学流派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拉法格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保尔·拉法格（1842…1911）是法国社会主义政党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他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的理应用于文学评论，以作品写作时期的政治社会情况为基础，以阶级斗争为依据，将文学评论和当前革命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使文学评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左拉的〈金钱〉》（1891…1892）一文中，拉法格分析了自然主义的原则，指出自然主义作家仅仅对生活作最浮面的观察，不去探究产生现象的社会原因。因此，虽说他们达到了最大限度的外表的准确性，但是他们的作品中并没有生活的真实。他还严厉地谴责了自然主义作家对生活所采取的“纯科学”、超政治的态度，强调地指出艺术家的阶级立场的重要性。拉法格在批判左拉的自然主义倾向的时候，也对左拉作品中的批判现实主义特色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毫不犹豫地称左拉是“巨人”。在论都德的《萨弗》的文章（1886）中，他抨击了作者的低级趣味。《法国舞台上的达尔文主义》（1890）一文批判了都德的剧本《生存竞争》中弱肉强食的思想。
尽管法拉格的文学论著不多，其中有的文章，例如《雨果传说》（1885），甚至带有片面性，但总的说来，这些著作却标志着法国文学评论史上的一个新方向。
巴黎公社文学是巴黎公社革命的产物，是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新阶段。巴黎公社文学包括公社参加者在公社存在时期以及后来在流放和囚禁中所写的诗歌、小说和散文。
普法战争后期，法国人民爱国情绪空前高涨，其中的先进分子认为反对普鲁士的侵略必须同时反对法国资产阶级卖国贼，反对德法两国政府互相勾结，企图扼杀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阴谋。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在她的诗《和平示威》（1870）中，号召德法两国人民一起打击共同敌人——波拿巴和威廉一世。拉叔赛在《我们要兄弟般友好》（1871）一诗中，指出各国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需要“兄弟般友好”，共同反对各国专制制度。这些诗歌突破了狭隘的爱国主义，开始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
公社成立后，在文艺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改革工作。拥护公社革命的巴黎艺术家组成艺术家联合会，号召艺术家用文艺“阐明、反映当前的革命运动”。公社重视文艺教育工作，准备举行有关美学、文艺、哲学的报告会。这些文艺政策后来由于资产阶级军事进攻而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公社存在的七十二天，公社的战士们在紧急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写下了第一批公社诗歌和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或印成传单，对当时的斗争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但是，这些作品中的绝大部分后来被反动的凡尔赛分子销毁了。
巴黎公社的许多优秀作品是在革命失败后二十年间创作的。许多诗人在诗歌中揭露了资产阶级镇压革命的滔天罪行。诗人特洛爱尔在《牺牲者和刽子手》一诗中，愤怒地谴责凡尔赛刽子手们在屠杀公社社员的时候，甚至把尚有一丝生气的老人和妇女踩在他们的铁蹄之下，指出他们是资产阶级雇来的暴徒、忠实走狗、野兽。鲍狄埃在《白色恐怖》（1871）一诗中，揭露了刽子手们占领巴黎之后，以整整八天的时间，用机关枪向人群射击的罪行。葛洛维斯·于格（1851…1907）的《狱中歌》（1873）揭露了“沙多里”集中营的集体屠杀，特务、警察对革命者所施的酷刑。这些诗歌充分表现了公社诗人对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刻骨仇恨。
公社革命的失败，促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共和主义、阶级合作、空想社会主义等的影响，认识到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这种思想在巴黎公社的诗歌中有所反映，在诗人拉德米尔的《劳动者的觉醒》（1871）里更是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奴隶和农奴，工人或无产者，
你们创造了一切，却一无所有，
是打碎千百年统治枷锁的时候了，
要敢于要求，因为世界是属于你们的。
公社诗人意识到要推翻剥削制度，实现英特纳雄耐尔的伟大理想，必须通过国内革命战争而不是阶级合作，无产阶级要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好几个公社诗人都写过《国际歌》，歌颂英特纳雄耐尔。爱玛奴埃尔·特劳尔姆在他的《国际歌》（1871年10月）中写道：
既然剥削者在屠城之后
又想吞噬农村，
我们应当在国内战争中
结成工农联盟！
大家来吧，这是神圣的战争：
农民拥抱工人；
土地归耕者所有；
工厂属于劳动的人们。
…………
伟大的英特纳雄耐尔，
前途万丈光芒。
尽管资产阶级血腥镇压了巴黎公社革命，但是，许多诗人对斗争前途仍然抱着必胜的信念。若望—巴蒂斯特·克莱曼（1836…1903）的《浴血的一周》（1871），在每一节里控诉了刽子手的罪行之后，都以民歌的叠句写道：
这不会长久，
这些坏日子总有过去的时候。
当心我们报仇，
所有的穷人都动手！
公社诗人认识到在敌人的胜利中蕴藏着失败，在革命的失败中蕴藏着胜利。诗人奥里维埃·苏埃特尔在《复活的巴黎公社》中写道，当资产阶级在花天酒地，夸耀战功的时候，人们已经听见他们背后掘墓人的脚步声。鲍狄埃预言，资产阶级“就是倾海洋之水，也难扑灭”人民革命的怒火。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会终止的，人民高呼“巴黎公社万岁！”的时候已经来临！
公社作家在文艺理论方面也有所建树，其中以克莱曼的见解最为鲜明。他主张文学应当成为革命宣传的手段，反映人民要求的工具。他在《诗歌集》序言（1885）中写道：“我们希望民歌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中占有一个战斗岗位”，“诗歌要预示出社会发展的动向，并且为准备未来而斗争。”他认为必须赋予作品以鲜明的阶级色彩和强烈的阶级感情：“假如诗人自己没有感受过对刽子手的刻骨仇恨和对牺牲者的深切同情，那么就写不出好的作品。”同时他又指出：“要想写出真实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激动人心的诗句，必须深入到工人的贫困而劳苦的生活中去。要想用朴实的语言描绘出劳动人民的痛苦，反对资本主义的奴役，歌唱无产阶级的要求，必须深入工地、矿山和工厂。”这些革命的文艺观点和当时资产阶级的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流派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巴黎公社文学，特别是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斗争。公社最优秀的诗人深刻地揭示了当进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他们大胆地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未来的世界是英特纳雄耐尔。这些诗歌充分表现了法国无产阶级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昂扬的战斗精神。但是公社文学也反映了这次革命的不成熟性。公社不少作家来自其他的阶级和阶层，他们多少还带有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他们在诗歌中提出的英特纳雄耐尔的理想还带有一定的抽象性质。小说家瓦莱斯和克拉代尔的作品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路易丝·米歇尔也未能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巴黎公社诗歌具有强烈的宣传鼓动作用，作家往往运用对比的手法，在描写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残暴的同时，以激奋的语言表达了对于革命前途的信心，使他们的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和感染力量。公社诗人一般采用民歌的形式来写诗，许多诗配上群众所熟悉的曲调，可以演唱。
公社诗人中成就最大的是《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1816…1887）。他生于巴黎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在整个一生中他一直是一个穷人和无产者。”他早年加入工人运动，亲身参加1848年6月的巴黎工人起义，在工人群众歌手和贝朗瑞的影响下，开始诗歌创作。这些诗歌反映了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愿望和对恶劣的劳动条件的愤怒抗议（《消灭痛苦》，1848），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座“要拆除的老屋”（《老屋要拆除》，1848）。但是，从鲍狄埃这一时期写下的诗歌中也可以看出，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和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如《自由树》（1848）等。
1851年路易·拿破仑政变以后，鲍狄埃曾领导印花布行业的工人，组织工会，加入第一国际。在普法战争中，他参加了保卫巴黎的爱国斗争，写下《自卫吧，巴黎》（1870）、《1870年10月31日》（1870）等诗歌。巴黎公社成立时，鲍狄埃当选为公社委员，积极投身公社的军事和经济工作，负责领导工人协会联合会和艺术家联合会，制定并执行公社的革命文艺政策。他参加过保卫公社的街垒战，五月底革命失败，六月初他就写出不朽的《国际歌》（1871），十七年后，歌词由比利时出生的工人作曲家比尔·狄盖特（1884…1932）谱曲，从此传遍全世界，成为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战歌。公社的失败迫使鲍狄埃逃往英国和美国。在美国，他参加工人运动，帮助美国工人建立起第一个社会党；他研究科学社会主义，进一步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1876年，他写下三部长诗：《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工人党》和《巴黎公社》。在这些诗中，鲍狄埃分析了美国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揭露美国的进步是杀人的进步，美国的自由是虚伪的自由。诗人向无产阶级指出：巴黎公社的纲领就是劳动者的纲领，无产阶级只有把有闲阶级赶走，才能成为世界的主人（《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诗人从政治上全面分析了巴黎公社革命，肯定它的伟大意义，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要敌人投降，必须解除他们的武装”，“对豺狼虎豹仁慈，就等于犯下大罪。”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吃人的本质：“用一句话来概括：人肉的筵席；只有两个阵营：吃人的人和被吃的人！”（《巴黎公社》）1880年鲍狄埃回到法国，立即投入斗争。这时，工人运动中出现了机会主义——“可能主义”，即是为争取可能的改良而奋斗，它执行着“一个苏”的政策而根本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理想。鲍狄埃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派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捍卫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他写道：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武器”，“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烤烤火吧！用你自己的木柴》，1885）。在《巴黎公社烈士纪念碑》（1883）和《纪念1871年3月18日》（1887）两首诗中，诗人再次歌颂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对未来充满着信心：“我们会看见明天将要到来，而三月十八日就是明天的序曲。”1884年鲍狄埃的第一卷诗集《谁是疯子？》出版，1887年逝世前出版第二卷，题名《革命歌曲集》。
《国际歌》的中心思想是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国际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作者以热情磅礴的语言，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伟大意义，主张打碎资产阶级国际机器，由无产阶级做天下的主人。
起来！全世界受罪的人！
起来！饥饿的囚徒！
真理像火山那样怒吼，
喷发出最后的烈火。
旧世界我们要彻底摧毁，
奴隶们起来呀起来！
世界要根本改变！
无地位的人要做主人！
《国际歌》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解放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什么上帝、圣皇和清官；劳动者全靠自己救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阶级关系，鲍狄埃也作了深刻的揭露：“政府的压迫，法律在欺诈，捐税将民脂民膏搜刮；豪富们没有任何义务，穷人的权利是句空话。”《国际歌》彻底地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要资本家把剥削得来的人民的“劳动成果”交还给人民，说“这不过是讨还宿债”。
《国际歌》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不同调和性，指出只有通过革命手段乃至武装斗争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对斗争的前途，诗中充满着无产阶级的乐观主义精神、国际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
…………
哪能让寄生虫安身。
吃我们肉的有多少人！
这些乌鸦和秃鹰，
一旦被消灭干净，
太阳永远放光明。
这是最后的斗争，
大家团结起来，
英特纳雄纳尔，
就是明天的人类。
列宁对《国际歌》及其作者作了高度的评价：“公社被镇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理想传遍了全世界，在今天这首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鲍狄埃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